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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全靠杨虎城送的密电码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等一个个成功，其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俗称“空中耳目”。
这里记叙的“耳目之功”便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
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
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
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
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经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所言不虚。
其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都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据宋侃夫回忆，长征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人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对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
遗憾的是，张国焘为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提高个人功绩，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
1933年初，蒋介石命令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
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
第38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与红军联络。
红军长征中的真假“中央电台”作者：沈国凡来源：《读书文摘》2018年第03期红军长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还有红军内部的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分头出发，途中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军委北上的主张，要求按他的意见南下，甚至想单独行动，分裂党和红军。
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及时阻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红军转危为安。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电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18日，担任电台联络任务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跟随中央纵队走过草地，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6月2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会师大会，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出席了大会。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高昂。
川西北高原的雪山下，是一片平坦的草原。
仲夏时节，草茂花艳，云雀欢唱，一排排黑色的帳篷在绿草中矗立，与不远处小镇上一座座深黄色的土屋相映衬，在牦牛的撒欢和哞叫声中，人们感受到高原复苏的欢乐。
王诤负责整个红军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首先要找到四方面军的电台，进行沟通。
王诤对三局政委伍云甫说，我们到四方面军电台去看看。
伍云甫觉得是不是先派人去“侦察”一下，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设在什么地方。
王诤哈哈地笑了起来，对伍云甫说，这还用“侦察”吗，如此平坦之地，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哪里有天线哪里就有电台，在这里只要架起天线就是一家人啊！大家在小街上转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天主教堂，王诤用手指着说，“到了，就在这里面。
”大家一看，只见教堂的上面架着天线，外面还有一名哨兵站岗。
哨兵不认识王诤他们这些一方面军的同志，拦住不让进去。
随行人员说，这是中央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
哨兵说，电台是机要重地，任何人没有参谋部的批条是不准进入的。
王诤觉得这个哨兵做得对，准备转身回去拿个“批条”来。
这时，里面的门开了，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问哨兵发生了什么事。
长征路上的红军电台导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征途。
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面临的艰难困苦，令常人无法想象：前方有未知的无人区、瘴气毒虫，后面有国民党军日夜的追缴、袭扰；头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脚下是随时可能陷落其中的险滩、沼泽。
伤病、饥饿、缺医少药……已经夺走了太多战士的生命，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仍然秉承着顽强的意志，迈着坚定的步伐，相互搀扶着前行在长征队伍中，有一支部队承担着党中央“耳目”的角色，他们就是通讯部队。
有了这支部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会更好、更及时、更准确地获知敌情，做出正确的指挥判断。
正是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支部队成为敌人千方百计想要打击、俘获的目标。
为了不让敌人的企图得逞，这支部队有了一个残酷的工作守则：“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
多少战士用鲜血践行了誓言，以致于蒋介石都不得不为这支部队的品格折服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10月，结束于1936年10月。
长征的伟大胜利，既是国共两军的公开交锋，也是双方隐蔽战线的秘密较量。
红军长征之所以创造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其中负责红军电台的通讯部队功不可没一部半电台起家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当时把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把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而这支由农民武装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叫“红军”。
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所到之处，贫穷百姓纷纷响应。
由于红军的力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革命根据地，但都遭遇失败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重兵对红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国民党虽然在兵力和武器上比红军都明显占优势，但是对红军的第一次大“围剿”还是彻底失败了在龙冈战斗中，红军大获全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包括枪械、弹药和一部电台。
因为在此之前红军队伍中没有电台，红军战士也不认识“电台”为何物。
出于对敌人的仇恨，这名红军战士捧起电台一摔，零件散落一地。
红军长征时为何从不中埋伏作者：白宇来源：《侨园》2011年第07期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了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
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
打八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运用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起，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了。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处于时时运动中。
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
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
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对长征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批判——以“九九密电”问题为例作者：丁家琪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9年第6期丁家琪【摘要】一个时期以来，因种种原因，史学界对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偏差，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上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述和判断，其中就包括一股否定“九九密电”的错误思潮。
“九九密电”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当时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再对抗中央、反对北上一系列错误思想和行动的必然产物。
大量的史实表明，“九九密电”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否定“九九密电”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扰乱了思想舆论，而且明显触犯了国家的有关法律。
【关键词】红军长征；历史虚无主义；“九九密电”；叶剑英；张国焘【中图分类号】K263；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6-0005-09红军长征史是党史、军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状态，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但同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一股否定“九九密电”（又称“草地密电”）的思潮，这股思潮罔顾历史，制造混乱，诋毁代表中央正确路线领导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史学界、舆论界造成极不负责任的恶劣影响。
为了澄清认识，恢复“九九密电”历史真相，本文结合大量史料对“九九密电”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
一、“九九密电”问题的回顾所谓“九九密电”，是指1935年9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长征到达四川西部的巴西一带以后，率领左路军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阿坝地区一再拒绝党中央要求其率部北上的指令，背着朱德、刘伯承等人私自给身在右路军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等发出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
身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了这一密电，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
一、长征前无线电密码通讯的创立早在1928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红军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相继创立以及与共产国际及时联系的需要，党开拓了一门新的通讯技术——密码电报通讯业务。
这是我党通讯联络手段的一大进步，我党保密工作的一大突破。
最初党中央（在上海）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筹建党的密码电报通讯工作，并学习密码编制方法和翻译技术。
最早专学密码翻译的有任弼时、邓颖超。
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有李强、张沈川、伍云甫、曾三、王子纲。
1929年下半二、长征中中革军委的电讯保密工样；2.电报直书某月某日，不用后来一段时间盛行的代字，左上角有文书部门填上去的公元年数；3.电报上偶有“请某人亲译”字样，说明当时密码译电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指定译电员翻译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革命取得全国胜利；4.偶尔也注明阅读限制，如中革军委一个电报上注有“（此令下至师及梯队为止）”，可以说是现在文件阅读级限（例如“省军级”、“县团级”之类）的源头。
三、无线电通讯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共携带了14部电台，中革军委的第2局、第3局和军委及总部其他机关，还有各军团都配备了电台，保证通信联络和指挥畅通。
红2军团、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长征也携带多部电台。
总的来说，红军无线电通讯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及时准确传达党的重大战略决策。
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几乎都通过无线电通讯及时准确传达到各部队。
当时军委3局负责通信联络，代号是红星3科。
3局的局长是王诤，是在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无线电技术人员，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大队的大队长和红军通信学校的校长，为我军无线电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誉为“红军无线电鼻祖”。
遵义会议后，为了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军委3局无线电营的第1分队以“急电”方式把会议精神发往各地红军。
长征途中，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多次调整红军战略转移的路线，并从全局出发对其他各支红军从战略上进行指导。
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定义问题近年来，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史成为党史军史研究的又一个话题，其中有些问题，应该用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比如“密电码问题”“西路军问题”等。
就以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为题，也是一个值得重新重视的问题。
1932年红四方面军的西征应该看作长征的组成部分。
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西征，并亲历红四方面军整个长征全过程的老战士，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多年来，无论是党史军史还是教科书，都将中国工农红军当年开始长征的出发地和时间作了明确的界定。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上、中旬，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永顺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从四川苍溪、阆中等地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这四支队伍的长征，虽然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发，但有着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在敌军反复围剿的严重形势下，为了生存被迫撤离根据地的转移；开始都不知道自己队伍要到达的明确的目的地；出发后的行进大方向都是西行；最后都到达了陕甘宁地区并重新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四支队伍的长征，开始并不叫长征，都称为战略转移，后来又称为西征，此后才称长征。
什么是长征？从长征的定义来看，我认为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从各自的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实行战略转移。
也就是说，长征出发地是指各红军部队自己原来所建立的初始根据地，长征开始的时间也就是从撤离初始根据地的时间开始算起。
另外，各红军部队的撤离，都是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不断围剿，在危及生存的严重形势下被迫撤离初始根据地，开始的战略转移。
在这里，暂时不说其他三支红军队伍的长征，根据上面的定义，现在专来谈谈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起始。
黄麻起义后，大别山地区掀起了红色革命风暴，红四方面军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并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初始根据地。
红军渡乌江：冒充蒋介石发调兵电报作者：来源：《新传奇》2021年第36期二局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密电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方向前进，从而将敌人主力调开。
邹毕兆回忆：“二局冒充蒋介石发的这封密电，蒋介石可能至死也不知情。
”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红军拥有的这支无线电侦察部队，通过破译敌人密电码，掌握了敌人最高层、最直接、最核心的机密，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红军总司令部二局“破译三杰”之一，邹毕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何应钦在帮我们破译蒋介石的密码”邹毕兆回忆录写于1988年，题目叫《玻璃杯》。
他在开篇第一句话写道：“毛主席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的工作。
”1930年，15岁的邹毕兆参加红军，任红三军团第七师组织干事。
17岁时，他被选中参加了总部无线电训练班。
因为他读过私塾，记忆力强，能够把摩尔斯电码数千组背诵如流，当年就成为红军报务员中的佼佼者。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以下简称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
11月16日，由于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第一次破解了敌军的密电码，使红军打了个大胜仗。
毛泽东、朱德高兴之余，指示进一步加强密电码的破译工作。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打电话给曾希圣，推荐红三军团报务员邹毕兆到二局工作。
当年12月，邹毕兆调到二局。
有学者撰文说：“邹毕兆调入总部侦察台，努力钻研破译技术，很快成为破译工作的行家。
到1932年年底，二局已破译敌军各类密码20本。
”1932年年底，曾希圣决定将破译工作专业化，他和曹祥仁、邹毕兆成为中央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核心人员。
邹毕兆回忆：“破译密电要善于找出重复电码，一份长一点儿的电报必然有不少单字要重复使用。
我们发现电报中‘奉总司令何’用得很多，电码的令字是0109、何字是0149，角码都是01，直码都是9。
抗日战争英雄故事精选抗日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英勇作战,彻底打败了日本法西斯。
期间涌现的抗日英雄多不胜数，他们的英雄事迹感染着我们。
下面就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抗日战争英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抗日战争英雄故事篇1：曾宪邦抗战牺牲的第一位少将8月23日，在湘潭市，儿孙满堂的曾仰之端详着一张已泛黄的老照片和照片背面的题字，念叨着父亲曾宪邦的名字，向记者讲述了曾宪邦的故事。
曾宪邦，桃江县浮邱山乡回龙湾村人，1902年出生，黄埔四期毕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国民革命军14军83师498团上校团长的曾宪邦，受命增援29军，奔赴一线抗击日军。
他率部与日军在宛平激战八天七夜，以身殉国，年仅34岁。
牺牲后，曾宪邦被国民政府追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牺牲的第一位少将、第三位将军。
此前，牺牲了一位上将和中将。
血溅疆场成就英名开赴抗战前线后，曾宪邦所部的任务是坚守髫髻山。
该地是北平城西南约30公里处的一个战略要地，地势险要，是拱卫北平的一道屏障，对手是日本王牌牛岛师团。
1937年9月初，战斗打响后，日军从三面进攻。
曾宪邦指挥官兵浴血奋战，历经多次拉锯战、肉搏战，全团官兵无人退缩，伤亡惨重。
9月13日上午，日军开始新一次进攻。
战斗中，曾宪邦左腿被打断，部下劝其退下火线，他断然拒绝，带伤指挥战斗。
激战到下午3时左右，曾宪邦再次被敌人机枪击中腹部，小肠外流，他昏了过去。
苏醒后，他用颤抖的手，在指挥手册上写下一首七绝：“有志男儿卷战事，锋前不惜国人头。
烟尘百战留青史，报国丹心应未酬。
”下午4时，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中，一块弹片击中曾宪邦，他英勇地为国捐躯了。
噩耗传到师部，师长刘堪亲令一个步兵排抢回了曾宪邦的遗体。
后来，曾宪邦遗体被运回故土安葬。
他的棺柩抵达桃江时，秋风萧萧、淫雨霏霏。
桃江乡亲组成长蛇阵，护送棺柩直往浮邱山鸟山湾。
沿途乡亲无不垂泪默哀，悼念这位抗日忠烈。
李立三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无线电通讯作者：李思慎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10期1930年10月初，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党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
李立三走后不久，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开展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据毛齐华同志回忆：曾三、伍云甫于1931年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后，上海只留下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
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程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
活动了近五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
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完“立三路线”错误后，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
一年后，共产国际东方局决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职工国际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同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一切工作都得从零开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34年冬，他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建立联系，还制订在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
长征路上的密电码作者：李伶来源：《新西部》2014年第07期张国焘曾说，在长征路上，“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事实证明，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的一个个成功战例，无不显现出毛泽东在军事上杰出的作战指挥才能。
正如萧华在其《长征组歌》里所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用兵的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的敌军的空中情报。
其中，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为何“用兵真如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以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地要策应他们。
”“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
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做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7时余守候到翌晨3点左右。
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向行进时）。
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作侦察工作。
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
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
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张国焘的这些说法，是自我吹嘘还是果有实情？曾任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处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在他的回忆录《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说：“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我们就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
会师后，见到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他们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
为了胜利，我们每天都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坚持…战斗‟。
有一天晚上，蔡威、王子纲和我，三个人都患了疟疾，我发烧体温升高到三十九、四十（摄氏）度，总部突然打电话询问敌情，我打开收音机，坚持收听敌台广播，及时向总部报告了重要敌情。
”宋侃夫还在回忆录中透露，“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过陕南，我们专门组织一架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报告总部和中央。
红二方面军长征入川，我们也是通过敌人电台，了解到他们少粮缺衣，生活艰难。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
一份密电码的曲折来历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
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形势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俗称陕军）防区。
蒋介石原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西进甘肃，因此早已将杨部主力第三十八军由陕南调往甘肃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迅即扩编为第一军）。
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第一师承担。
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处境亦不堪设想。
这时，第三十八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陕军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
”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
于是，武志平成了出使红军的陕军密使。
三十八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考虑一个问题：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联络红军，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把找上门的来使杀了。
徐梦周的意思很明确：“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很…左‟，他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你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为促使出使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和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密信以及那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并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动身离开了军部所在地汉中。
两天后，他俩翻越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镇。
然而，因红军南撤，这里成了土匪民团团长徐耀明的天下。
潜伏在民团中的川军特务赵副官打开了那包军用地图，提出种种疑问。
武志平掏出了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声言“调查灾情”，带地图是方便行动，并为后续赈灾作记号用的。
他还说，只要在哪个村寨上画个红圈圈，这个村寨就会得到红十字会的救济。
徐耀明发财心切，立刻与武志平拜为“兄弟”，并带着属下黑压压跪了一地，求这位“撒金播银的财神爷”多多恩泽。
武志平从徐耀明的盛情接待中摸清了红军的大致位置后，以“急于调查灾情”为由，第二天便与他分手而去。
临别时，徐耀明给雇来滑竿，赠以名片，还给必经之道的一个甲长写了信，让他向下传：“派脚力（向导）护送，一站一站朝下送。
”川军特务赵副官却在背后埋下了杀机。
他怀疑武志平是红军探子，白天碍于徐耀明的阻挠，不能很好地搜身，就在深夜对手下的两个特务说：“这家伙身上肯定还有机密，明天你俩抬滑竿，找个没人的地方，先…剥稻壳‟（全面搜身），再…吃生米‟（灭掉他）。
”事有凑巧，此番密谋被起夜的向导杨才听到了。
第二天上路之后，他设法将此阴谋密告了武志平，然后，为保自己平安，便与武志平分手了。
其后的几天路程，武志平皆以高度的警惕和高超的技能，击败了这两个特务以及另一部土匪的阴谋，终于保住了藏在军用地图里的那份密电码的秘密。
5月22日，武志平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在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盛情接待。
密电码使红四方面军如虎添翼多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里说：“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
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
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得到这份密电码后，便在空中截获了许多军事情报，这对粉碎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说，刘湘属下的“剿共”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部，是诸路“剿共”部队中最为效力、最为顽强的一支主力，如何摧毁它？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
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
到了快过阴历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度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
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
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
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信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1934年2月14日清晨，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
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刻瓦解，旅长亦阵亡。
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
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
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
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
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
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
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促使《汉中密约》顺利签订前文已有交代，这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是武志平从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军部偷出来的，但见到傅钟等红军将领后，他却说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之天平增添了平衡的砝码。
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将领十分满意，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跟随武志平到汉中。
1933年6月1日，双方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共有四项协议：一、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干电池、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1933年6月25日，陕军又赠给红四方面军17担紧缺物品。
先后两个“17担”，隐喻十七路军番号，以示友好。
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人，成为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
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
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是巨大的。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事实证明，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么重要的历史性密件，本该收藏于解放军博物馆中，遗憾的是，它在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中消失了。
到如今，能在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找到一些零碎片断，已属万幸！朱毛对红四方面军电台高度评价曾在红四方面军从事电台工作的陈福初在其回忆录《怀念侃夫同志》里说：“1938年，侃夫同志回到了延安，我们去看望他。
”“没过几天，毛主席就亲切地接见了他。
毛主席对他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曾在红四方面军从事电台工作的萧全夫在其回忆录《我的好局长—宋侃夫》里也有同样的记载：“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