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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中的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约 70%的面积，是地球上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加深，国际海洋资源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际法中的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应运而生，旨在规范各国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行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初期。
当时，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资源的有限性和保护的必要性，并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来规范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例如，1911 年英国、美国等国家签订了《北太平洋海豹保护公约》，旨在保护北太平洋的海豹资源。
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对海洋资源需求的增加，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开始加强合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件。
其中，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约》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专属经济区制度、大陆架制度、公海制度等，明确了各国在不同海域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保护海洋环境、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等方面的要求。
此后，国际社会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与海洋资源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协议，如《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等，进一步完善了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
二、国际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一）海洋生物资源保护1、渔业资源保护《公约》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对渔业资源享有主权权利，有权制定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同时，各国在公海捕鱼也应遵循国际渔业组织制定的养护和管理措施，避免过度捕捞。
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国际社会还建立了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如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等，负责制定和监督区域内的渔业管理措施。
英挪渔业案英国诉挪威国际法院，1951年【案情】英国长期以来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鱼。
自17世纪以来，英国就经常在捕鱼方面与挪威（当时是丹挪王国）发生争执。
1911年后，英挪两国还发生过几次捕鱼争端。
1933年，英国向挪威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指责挪威在划定领海基线上所采用的方法不合法。
1935年7月12日’挪威颁布一项国王诏令，诏令宣布北纬26°28'8”以北的海域为挪威专属渔区。
根据该诏令，挪威沿岸以其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的48个点为基点，用直线把这些基点连成直线基线，宣布基线向海一面4海里的海域为挪威的专属渔区。
英国在1933年已曾经反对过挪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并认为挪威采用的直线太长（最长者达44海里）。
挪威1935年的诏令颁布后，英挪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结果。
在1948-1949年间，英国很多渔船被挪威政府拿捕。
1949年9月28日，英国以请求书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国际法院指出挪威划定领海的方法是否违背国际法。
因英挪两国均已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国际法院接受了这个案件，对英挪两国的渔业争端进行审理并在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
【诉讼与判决】1．诉讼要求。
特别协定请求国际法院：(1)宣布适用于划定基线的国际法原则。
挪威政府将根据这条基线向海一面划出一个延伸4海里完全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的专属渔区，这条基线的确定应尽可能考虑双方的论点，以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法律争议。
(2)如法院认为挪威政府有权划定上条所指的渔区并把该渔区只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请对挪威政府对在该线以外的区域干扰英国渔船所造成的损失判予赔偿。
2．诉讼主张。
英国政府认为挪威政府1935年诏令所划出的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并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原则是：领海基线必须是最低潮线；连接内水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
挪威不否认有这些规则，但认为这些规则对挪威不适用，并坚持说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法律途径解决南海划界中我国享有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可行性分析【摘要】我国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享有历史性权利是具有充足的国际法依据，但现代海洋法以及国际司法实践的划界趋势是公平合理且淡化历史性因素，因此在法律途径解决南海划界时，我国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享有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未必会得到国际司法机构或仲裁庭的认可，但这不意味要放弃该主张。
【关键词】南海断续线；历史性权利在南海划界问题中，我国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中强调：“中国无可争辩地拥有南海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权利。
”但是，南海周边国家不承认我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拒绝以地图上的南海断续线为界划分南海海域，认为这样的划界方案侵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赋予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等海洋权益。
因此，在采取法律途径解决南海划界时，中国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享有历史权利的主张能否被国际司法机构或仲裁庭认可或接纳将会成为案件难点与焦点所在。
一、我国主张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享有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依据南海断续线又称南海U型线，其是一条在中国南海地图上所标明的，并由多条断续线构成了形似英文字母U的海域界线。
对于南海断续线的性质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争议，这些争议包括4类：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权利水域、岛屿归属线与海域疆界线。
现时主流是倾向于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应属于岛屿归属线与历史性权利水域结合，即是在南海断续线内，中国对岛屿及其周围的12海里领海享有主权，而中国对该线内的其他海域享有的是历史性权利。
历史性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
1951年的国际法院在裁决英国与挪威的渔业案中，国际法院就适用了历史性权利原则，将争端海域裁决给了拥有大量丰富历史事实去证明在争端海域享有历史权利的挪威。
虽然历史性权利没有被明确纳入到《公约》，但是该《公约》却明确纳入了属于历史性权利概念下的两个子概念，它们分别是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所有权。
可见，现代海洋法与《公约》也没有排斥历史性权利原则。
中国南海的历史性权利问题研究摘要：由于U形线在国际法上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因此我国人民在U形线区域内主张的法律权益,都是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行使的应有权力。
除了地域权利和主权权利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拥有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海洋历史性权利体系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法理基础,其形成时间要早于《公约》所确立的海洋权利体制。
历史性权利的范围包含了岛礁归属权与历史性捕鱼权，南海断续线可以被视为岛礁归属线。
关键词：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构成要件一、国际法上U形线的法律意涵南海U形线最早出现于1914年，当时只包括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1933年，中国官方地图上的U形线发生了变化。
1935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南海四大群岛132个岛礁的名称，并附上地图，其中包括曾母暗沙。
1936年又改U形线图，这次将曾母暗沙归入U形线内。
1947年12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确定U形线，将南海诸岛更名，划归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管辖。
1948年2月，《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集》正式出版，其中包括上述地图。
这是第一张包含南海分界线的中国官方地图。
地图上最南端为北纬4°，包括曾母暗沙。
U形线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界定。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1)U形线内各地理结构均为中国领土;(2)历史性水域界限;(3)历史性权利界限;(4)线内海洋资源归属于中国。
根据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的相关理论，中国在U形线内拥有主权，也拥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此外，中国还享有U形线内的渔业权、航行权、资源开发优先权等历史性权利。
”1998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其中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立法中使用了国际法上“历史性权利”的概念。
1992年，中国将南海某海域的石油勘探权出租给一家外国石油公司，中国主张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针对越南1996年将南沙群岛地区的石油勘探权让给一家外国公司，这种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浅析南海争端问题的国际法分析论文(2)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论文篇3：《南海争端的国际法适用》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国纷纷援引国际法，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诉求。
本文将这些国家的领土主张置于国际法框架下，并指出其在国际法适用上出现的重大误区：未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原则划定领海基线，从而曲解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以个别概念否定中国对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尊重历史性权利的精神;片面解读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领土取得的原则，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寻找借口。
关键词：南海争端领海基线国际法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诉诸国际仲裁手段，试图维护其在南海获得的非法利益。
2009年5月，越南、马来西亚问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200海里大陆架划界案。
同月，文莱也提交了对200海里大陆架的主权诉求。
2010年7月，印尼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质疑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
2011年4月，菲律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对“卡拉延群岛”提出领土主张。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就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以及“九段线”的合法性向国际法院提起仲裁。
2015年10月27日，国际仲裁庭裁定，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案具有管辖权。
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行动都无一例外地挑战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地位。
尽管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对国际法院判决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但是仍然需要在法理上有所应对。
本文认为，在南海问题上，从国际法的角度加以审视，下列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中国就南海提出的理据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主权诉求是否满足国际法的要求?厘清这些问题，需要考察各国的理据，并将其置于国际法框架中予以分析，进而判断哪一国据有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
一、各方的理据南海争端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1年，在旧金山会议上，南越提出对西沙、南沙拥有主权，南海争端初露端倪。
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布“埃默里报告”，提出南海大陆架上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关于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属性中国的南海海域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出于维护海疆和平及抗击殖民主义的需要，中国政府围绕南海岛礁的大致外缘划定了一条南海断续线，又名南海九段线或U型线，作为中国在南海主张权益的历史证据，得到了南海周边各国的认可。
但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后，九段线的法律性质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
研究九段线的法律性质及其所代表的权益，对我国确定在南海海域的行动路径，并依据国际法与南海周边各国解决南海问题以谋求在南海海域的利益最大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渊源证明九段线存在的官方资料最早载于1947年中国国民政府颁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此前，国民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为了明确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曾在勘探南海诸岛后，对南海诸岛132个岛、礁、滩、洲的名称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罗列，并在1935年4月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
这是中国现代对南海各岛礁的一次系统考证和领土主权宣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诸岛曾被日军占领以开发岛上鸟粪资源，战争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作为战胜国，有权按照《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接收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派遣舰艇巡视南海后，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正式以十一段线的虚线形式绘制了南海断续线的基本形状和范围并向国际社会公布。
随后，南海断续线经过了历史发展，最终以九段线的形式在今天呈现。
在2022年出版的最新官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中，取消了原来以插图的形式存在的南海诸岛和九段线，而是将其并入主图，以竖版的形式全面展示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系统地展示九段线意义非凡，表达了我国坚决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
遗憾的是，在九段线绘制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明确公布九段线的法律性质，这一缺憾为九段线日后出现争议埋下了隐患。
随着海洋勘探和开发技术的进步和南海周边国家力量的增强，南海海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历史性捕鱼权的习惯国际法效力探究一、历史性捕鱼权的起源及概念历史性捕鱼权是国际法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命题。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通过后，对于历史性捕鱼权的研究一度边缘化。
20XX 年5 月，越南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联合划界案，引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的一系列外交照会，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的焦点转移至我国的南海断续线上。
尤其是在20XX 年菲律宾将与我国在南海的争端提交至国际仲裁庭之后，各界对南海断续线性质和法律地位的关注达到空前高度。
在讨论过程中，历史性捕鱼权频繁出现在学者们对于南海断续线内水域所享有权益的论述中。
20XX 年12 月5 日，美国国务院海洋与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下属的海洋与极地事务办公室编制并发布了题为《海洋界限第143号: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域主张》的报告，重点分析了我国可能对南海断续线作出的三种解释及其是否符合国际法。
该报告发表后直接引发了关于历史性捕鱼权是否仍具法律效力的争论。
国内外学界对于历史性捕鱼权的国际法地位争议很大，也正因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命题才更具法理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尝试在理论上探讨历史性捕鱼权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论述历史性捕鱼权的国际法效力，分析此项权利与《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关系。
1. 1 历史性捕鱼权的起源海洋渔业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先导性产业，沿海国对其近海渔业的管辖是最早确立的海洋管辖权之一。
随着国际海洋法的不断发展，渔业资源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沿海国渔业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
历史性捕鱼权是沿海国不断扩大管辖海域范围和公海捕鱼自由原则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
历史性捕鱼权与专属捕鱼权密切相关。
在早期的历史中，人类就在毗邻陆地的浅海水域从事渔猎活动，并把它作为重要的生存手段。
基于渔业对于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沿海国家很早就提出了把浅海置于本国管辖之下的主张。
古罗马法律中已有罗马皇帝对沿海渔业拥有管辖权的记载。
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的国际法问题分析确定的海洋边界对于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能源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周边国家开始纷纷主张海上主权。
加之美国重返东亚，战略关注点转向亚太和所谓的海上安全，使得我国的海上争端不断升温。
先是中日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再是南海的黄岩岛争端，中国的海上争端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们需要保持理性，在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探寻解决海域争端的路径。
标签：海洋划界；国际法；东海；南海；公平原则一、中国面临的海洋划界争端我国地理覆盖面积大，既是一个陆域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
我国由北向南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相邻。
由于海域的狭窄，加之我国与邻国之间在海洋划界的原则、方法、具体界线的划定等方面存在分歧，还有诸多的历史原因，致使我国与黄海、东海、南海的海上邻国之间的海洋权益矛盾非常突出。
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周边环境的稳定。
因此，解决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问题迫在眉睫。
本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以及国际司法实践，提出了我国当今在海洋划界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划界方法，试图探寻解决中国海洋争端的路径。
二、中国海洋划界争端的国际法解读根据海洋划界的国际公约和国家实践，以及海洋划界的国际司法与仲裁实践，海洋划界的基本法律制度包括双边协商、公平原则、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等距离原则、历史性权利等主要方面。
我国在公开的法律中文件中主张公平原则，在中日东海划界中主张自然延伸原则。
笔者认为，公平原则在海洋划界中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无可厚非，但在具体的海洋划界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其他原则，已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此外，对于我国的历史性权利，应该积极主张，不能妥协。
理由如下：（一）公平原则是一项得到国际公约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适合海洋划界的原则1945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政策的第2667号总统公告》时指出：“在大陆架延伸至他国海岸或與邻国共处于同一大陆架的情况下，边界应由美国与有关国家根据公平原则予以确定。
中越南海之争的国际法分析摘要：近年来，南海问题不断向着复杂化、国际化方向恶化。
在这场“蓝色圈地运动”中，越南不顾中国反对，抢占岛礁，瓜分资源，声称其最先发现南沙群岛，并以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期间，曾占领南沙为由，要求拥有南沙群岛全部主权。
本文先从驳斥越南所谓的“国际法依据”着手，再分别从中国对南海的占领符合先占规定，越南做法实质是对禁止反言原则的违背，以及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受保护这三个方面来论证中国对南海享有无可争辨的主权。
关键词：先占时效禁止反言历史性水域一、中越南海之争的缘由及现状分析上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相对平静，但随着油气资源的相继发现，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周边国家陆续对其提出了“主权的诉求”。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中，中越之争尤其引人注目，越南不仅侵占我国岛礁最多，还提出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的主权，最近越南在南海更是动作频频，不断推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与国际化。
中国与越南争议的焦点为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也只有解决好岛礁的归属才能进一步划定海界，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分，南海问题也才能一一解决。
二、越南方面的主张（一）“古籍资料”中记载了越南在公元7世纪首先发现了南沙。
越南为了证明取得南沙群岛的主权符合先占的规定，声称其“古籍资料”中记载了越南在公元7世纪时首先发现了南沙。
国际法上的先占是指一国有意识地占有无主地并取得对它的主权行为，是传统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方式之一，先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先占的客体是无主地,无主地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来就没有被任何国家占领过的地方；另一种是曾经属于某国但后来又被放弃的的领土。
第二个条件就是占领必须有效。
[1]针对越南的主张，先不论此记载是否真实可信，即使该说法成立，发现南沙的时间也明显晚于中国人，因为早在汉代初年，中国人民就来到了南海发现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而在这之前此处一直无人问津，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万震《南国异物志》、东吴康泰《扶南传》中对此均有记载。
“历史性水域”的国际法分析摘要：“历史性水域”制度作为一般国际法规则之例外，由国际习惯法调整，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亦享有例外性的规定，并拥有大量实践。
“历史性水域”无疑是国际法所承认的主张海洋权利的依据，但因其与现代海洋制度存在冲突，故无法获得具体规定。
本文试通过国际法相关内容分析“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内涵。
关键词：历史性水域；例外规定；习惯国际法；现代海洋法制度一、概念释义（一）“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水域”对“历史性水域”概念的解析，离不开对“历史性海湾”概念的解析。
尽管国际法尚未对“历史性水域”概念及其具体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但“历史性海湾”的概念及其法律制度却在许多重要国际条约中有着详细的规定。
历史性海湾，是指那些海岸属于一国，虽其湾口宽度超过领海宽度两倍，但因沿海国对该海湾长时期行使主权，并且其他国家对此表示同意或默认，而被视为沿海国内水的海湾。
也有一些国家所主张的历史性海湾，被视为是其领海的。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湾的概念及其法律制度做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规定，而在最后一款中，也都明确地将“历史性海湾”排除在公约一般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
也就是说，“历史性海湾”不适用有关公约中对于一般海湾的规定，并且应当依照与公约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领海的界限。
1957年，联合国秘书处发表了一份题为《历史性海湾》的文件，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所有权”，不仅包括“历史性海湾”，还应包括“历史性水域”。
所谓“历史性水域”，不是海湾，而是一个海洋区域。
它可以是群岛水域，也可以是群岛与大陆之间的水域，也还包括海峡、河口以及其他类似的海域。
1962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年刊中登载了联合国秘书处提出的一份题为《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的文件，该文件积极阐述了“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水域”概念的关系。
首先，“历史性水域”概念的出现和发展根源于国家将其作为主张海洋权利依据的历史性事实大量存在，这种事实既存在于海湾，也存在于其他水域。
而关于“历史性水域”不仅限于“历史性海湾”的观点也在相关实践中得到了确认。
例如，英挪渔业案中，英挪双方都同意历史性水域不仅仅限于海湾。
该文件还指出，虽然海湾与水域的法律地位可能有所区别，但是这并不妨碍历史性权利存在于海湾以外的水域中。
尽管“历史性海湾”在事实上被使用地更加频繁，但是官方看法都承认历史性权利可以适用于海湾之外的其他水域。
因此，国际公约中关于“历史性海湾”的例外规定也应当比照适用于“历史性水域”。
（二）概念及构成要素根据《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历史性水域”区别于国际法现有学说和实践，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依据历史的背景，有效主张他对于临近海岸特定水域的权利。
如何证明这样一种忽视现有规则而主张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我们可以引用基德尔的一句话，“沿海国依据‘历史性水域’主张权利，也就是在要求例外的对待，而这种例外的对待是否合法要依例外的条件来判断。
”可见，历史性水域就是沿海国在临近水域支配主权的有关一般规则的例外。
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至少有三个要素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对某一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因素包括：（1）主张历史性所有权的国家已对该海域行使权力；（2）行使这种权利应有连续性，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3）这种权利的行使获得外国的承认。
此外，也有提及第四个要素的——证明是基于经济、国家安全及其重大利益上的需要或类似理由而主张的。
但是，此观点尚未达成普遍认同。
二、效力依据（一）UNCLOS等国际条约的例外性规定《领海和毗连区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一致地将“历史性权利”作为适用现代海洋法规则的“例外”。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共有三处涉及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权利”。
UNCLOS第十条第6款沿用《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七条第6款的规定，有关海湾的一般规定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也不适用于采用直线基线法的任何情形。
第十五条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应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按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划定。
但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不适用上述规定。
第二九八条第1款a项第一段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在不妨害根据第一节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形下，可以书面声明对于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十五、第七十四第八十三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不接受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即历史性争端适用第二节争端解决机制的任择性例外。
可知，“历史性水域”在成文国际法中享有'一般规则的例外'的地位，其中暗含的法律依据是：一国主张之“历史性水域”是否成立，应根据习惯国际法来判断，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有关规定的影响。
（二）习惯国际法的调整证明一项规则因具备了“物质要素”和“心理要素”而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证据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表现为条约、宣言以及各种外交文件；二是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实践，表现为其决议、决定、判决等；三是国家的内部行为，表现为国内法规、法院判决、行政命令等。
在“突尼斯与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对于“历史性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做了权威性的阐释。
法院指出：“历史性所有权”应受到尊重，并且保留长期运用的原貌，虽然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公约草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历史性水域”制度的规定，但它以一种对草案中的规定保留的形式，提到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原因”，说明这一问题仍然受一般国际法支配。
“历史性所有权”或“历史性水域”的概念，是由习惯国际法中不同的法律制度支配的。
第一种规章制度以获得和占领为根据，第二种规章制度以“根据事实本身和自使就有”的权利的存在为根据。
两者可能部分或全部地重叠，但这只是偶然的。
如突尼斯的捕鱼区包括其大陆架的入口处，突尼斯在事实基础上可以主张其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历史性所有权”，即专属经济区中的“历史性水域”，但突尼斯未主张“历史性水域”，而是主张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历史性权利”。
显然，法院在这里暗示了本案中“历史性所有权”与“专属经济区”的共同之处，只是当事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对“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确认和阐释，显然构成了“历史性水域”习惯国际法地位的证明。
另一个由习惯国际法调整“历史性水域”的经典案例莫过于1951年的英挪渔业案。
英国曾暗示，“历史性所有权”的有效性来自沿海国持续、长期的使用和占有，并以挪威的划界制度缺乏证明历史权利所必要的透明度作为反驳，可见英国是承认历史性所有权的。
在判决中，法院认定：挪威显而易见的实践、国际社会的普遍宽容和英国对挪威实践的长期默许，使得挪威能够有效地对抗英国的反对。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历史性水域”制度已经作为习惯国际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国际法院的确认。
1986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签订特别协议，将包括丰塞卡湾的岛屿主权争端在内的有关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尼加拉瓜介入诉讼。
法院最终判决，丰塞卡湾为历史性海湾，其内水域为“历史性水域”，三个沿岸国共同享有主权，丰塞卡湾水域属于三国的共同内水。
再次印证了“历史性水域”的习惯国际法地位。
三、法律地位对于“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有关于其是属于一国领海还是内水的争论。
一方面，多数学者对“历史性水域”构成内水持赞成态度。
如，台湾学者俞宽赐认为“历史性水域”乃固有历史性权利之存在而被认为具有“内水”性质之水域，这一观点可以从国际法院判例中得出。
如，英挪渔业案中将被确认为“历史性水域”的争议水域视作挪威的内水。
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处的相关研究报告表示，“历史性水域”也可能构成“领海”，原因是历史性水域的性质应视相关国家在该水域行使主权的情况而定。
如该国家准许外国船只无害通过该水域，则该水域具有领海之性质；反之，如该国禁止外国船只未经许可而进入该水域，则该水域具有内水的性质。
美国学者马克·瓦伦西亚亦持同样看法：“历史性水域”一般被视为内水，因为它们通常是近岸的海湾。
但历史性水域不是由单一的方式来管理，有时也被看作是沿海国家领海的一部分，或者是单独的一种形态，这取决于他们如何行使主权和管辖权。
学者周忠海认为，如果一国主张的“历史性水域”成立，那么即具有一国内水或领海的法律地位。
究竟是内水还是领海，取决于该水域与领海基线的位置关系。
而领海基线的划定方法已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不能根据情况任意变通。
领海基线以内是内水，以外是领海。
可见，“历史性水域”一经确认即作为一国领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不容辩驳，但关于判断其内水或领海法律地位的规则没有绝对标准，有较显著趋势认为“历史性水域”不绝对构成某沿海国的内水或领海，具体的法律地位要根据个案之中的特殊环境（specific circumstance）来判断。
四、“历史性水域”与现代海洋法体系“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并不在于存在时间的漫长久远，而在于它先于现代海洋法制度而确立，并在现代海洋法制度确立之际仍然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
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海洋法对既成事实的被动承认，也同时决定以现代海洋法——特别是相关国际条约解决这样的事实问题的方法行不通。
“历史性权利”，特别是“历史性水域”的提法，不仅与现代海洋区域制度相冲突，就其实质而言，与整个现代海洋法体系也是不和谐的。
除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等海洋法明确界定的区域外，海洋不构成任何国家主权的客体。
但“历史性水域”的提法，不仅背离了陆地统治海洋的一般规则，对法定区域以外的海域主张权利，更以主张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占领作为权利依据。
这就决定了，“历史性水域”只能作为现代海洋法中的“例外”存在。
注释：《论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所有权》，周忠海，发表于2003年厦门大学海洋法研讨会论文集，载于《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395页.A/CONF，13/1，pp2-3.《论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所有权》，周忠海，发表于2003年厦门大学海洋法研讨会论文集，载于《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396页.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including historic bays，Document A/CN.4/143：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pp1-26.Fisherie（United Kingdom v. Norway）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18 December 1951.A/CN.4/143，p7.The Regime of Bays in International Law，Leo. J. Bouchez，1964，p297.A/CN.4/143，p13.参见《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七条.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马呈元主编：《国际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ICJ report of judgments，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CASE CONCERNING THE CONITENAL SHELF （Tunisia/ Libyan Arab Jamahiriya），p100.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0，1953，pp27-28.ICJ，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Nicaragua intervening），Judgment of 11 September，1992.《国内外有关南海断续线法律地位的研究述评》，李金明，《南海问题研究》2011年第二期.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of the Law of the Sea Regime and State Sovereignty ，J. Ashley Roach，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Summer，1995.《国内外有关南海断续线法律地位的研究述评》，李金明，《南海问题研究》2011年第二期.《论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权利问题》，周忠海，2002年12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周年纪念会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