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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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翻译理论一、产生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译学界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扭伯特(伯特(A.Neubert A.Neubert A.Neubert)卡德()卡德()卡德(O.Kade O.Kade O.Kade)为代表的莱比锡学派()为代表的莱比锡学派()为代表的莱比锡学派(the the Leipzig School School))和以威尔斯(和以威尔斯(W.Wilss W.Wilss W.Wilss)为代表的萨尔派()为代表的萨尔派()为代表的萨尔派(the the Saarbrucken School School))。
前者立足于转换生成语法,在翻译中严格区分不变的认知因素和可变的认知因素;后者是奈达学说的追随者,主张建立翻译科学。
“对等”成为了翻译研究的中心,各种借鉴语言学理论的翻译对等论应运而生,但大都不过是对等形式的重新组合。
这种语言学科学研究愈演愈烈,后来致使翻译沦为了语言学的附属品,极大地束缚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时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也令越来越多的译者感到了不满,功能派翻译理论就是这时兴起并逐步深化。
它针对翻译学研学派中的薄弱环节,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美学思想,将研究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与文本,成为当代德国译学界影响最大,最活跃的学派。
二、概述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它是以目的论(skopos theory )为核心,为核心,强调问题和翻译功能的一种流派。
强调问题和翻译功能的一种流派。
强调问题和翻译功能的一种流派。
他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向:他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向:他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向:从从原来站主导地位的语言学流派的注重形式的翻译观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
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
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2001:l)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对等,这一曾经至关重要的概念,逐渐淡化,并最终消解。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翻译活动更加频繁,各种文本类型的翻译需求迅速增加,非文学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应运而生。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ntt?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代表理论有: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由于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与原文文本至高无上观念紧密相关的等值标准逐步被侧重目标系统(target system)的观念所取代。
1.2.1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卡尔·布勒于1934年提出了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对功能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为赖斯的文本类型学和弗米尔的目的论奠定了基础。
1.2.1.1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包含以下组成因素:语境(context):语言的“表现功能”,涉及符号与世界的关系;说话者(speaker):语言的“表达功能”,涉及符号和说话者的关系;受话者(hearer):语言的“感染功能”,涉及符号与受话者的关系;符号(sign)。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述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是一种翻译方式,以功能为中心,强调翻译策略应该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学者们认为,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应该处理文化、社会和心理因素,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源语言的意义和效果。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在今天的翻译学界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
它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还涉及到文化、思想、习惯等方面的翻译。
这种观点与传统的翻译观念不同。
按照传统的翻译观点,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简单地将源语言的文字转换为目标语言的文字,因此翻译应该是尽可能忠实地转换源语言的文字。
但是,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很好地传达源语言的意义,可能会出现文化差异或造成误解等问题。
因此,这种翻译理论强调将翻译视为一种语际和文化间的意义转换,而不是单纯的词语转换。
在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目的和策略。
它要求翻译者在翻译时考虑文化因素,注意传达源语言的意义和效果,而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
在选择翻译策略时,翻译者需要考虑目标语言的读者和受众,从而选择最适合的翻译方法和方式。
例如,在翻译一篇文化性较强的文章时,翻译者需要选择最适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的翻译策略,这样才能使受众产生共鸣,接受并理解翻译的意义。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告诉我们,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涉及到文化交流、学科交流和社会交流等方面。
因此,在翻译时,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受众所在的文化环境,以便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此外,它还强调了翻译者的角色和责任,翻译者需要对翻译作品负责,并考虑其对受众的影响。
这些思想对翻译教育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对翻译教育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水平。
总之,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是一种以功能为中心的翻译方式。
它启发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翻译观念,更好地处理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因素。
功能翻译理论于二十世纪中期兴于德国,以赖斯,弗米尔,曼塔里和诺德为代表,对当代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功能翻译理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源头了。
西塞罗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注意到逐字翻译会是译文显得笨拙,如果作适当的语序和措辞方面的变动,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奈达提出“功能对能”或“动态对等”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译者和译文接受者的作用以及翻译过程的文化意涵,实现了翻译理论上的一大飞跃。
厄廷格将翻译解释为一种语码转换的过程。
威尔斯认为翻译是要实现语篇转换。
到此为止,翻译理论都是原文至上的。
一九七一年赖斯提出,理想的翻译是“目标语语篇和原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等”,从而创立了基于原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
而后赖斯的学生弗米尔提出著名的目的论,认为翻译(包括口译)是一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际符号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人类行为。
这里的行为指的是带有目的或意图的行为。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原文的功能在于想翻译接受者只提供信息。
翻译再也没有必要格地再现原文,译者只需要根据译文接受者的需要提供相应的信息即可。
这就意味着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有了更大的处理原文的自由。
曼塔里则借用行为理论,特别强调翻译过程是一种行为,注重对行为的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信息接受者等)和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等)进行分析。
这有助于我们对翻译的过程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当然,弗米尔的目的论容易让译者感到激进而拥有过多的自由,结果反而对翻译没有好处,为了平衡目的论,诺德后来提出功能加忠诚理论。
所谓忠诚是指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忠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译者的自由度。
当翻译活动的涉及者出现冲突的时候,译者有责任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对各方的忠诚。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忠诚与忠实是不同的。
翻译研究中的忠实指的是译者不能背叛原文。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2001:l)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对等,这一曾经至关重要的概念,逐渐淡化,并最终消解。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翻译活动更加频繁,各种文本类型的翻译需求迅速增加,非文学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应运而生。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ntt?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代表理论有: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由于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与原文文本至高无上观念紧密相关的等值标准逐步被侧重目标系统(target system)的观念所取代。
1.2.1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卡尔·布勒于1934年提出了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对功能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为赖斯的文本类型学和弗米尔的目的论奠定了基础。
1.2.1.1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包含以下组成因素:语境(context):语言的“表现功能”,涉及符号与世界的关系;说话者(speaker):语言的“表达功能”,涉及符号和说话者的关系;受话者(hearer):语言的“感染功能”,涉及符号与受话者的关系;符号(sign)。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一、本文概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理论流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
该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突破了传统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文将对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核心观点和应用领域进行概述,旨在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该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实践意义。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和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等学者的早期研究。
他们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强调翻译应该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功能派翻译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翻译目的论、翻译行为论、翻译功能论等多个分支。
在核心观点方面,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
它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因此,翻译的目的和功能是决定翻译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因素。
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和功能,翻译者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以实现最佳的交际效果。
在应用领域方面,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广泛应用于各种翻译实践,包括文学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医学翻译等。
它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还为翻译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有效保障。
该理论也促进了翻译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理论流派,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文将对这一理论进行全面概述,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其发展历程、核心观点和应用领域。
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概述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也被称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或“目的论翻译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和功能的社会行为。
功能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译者应根据翻译的目的和受众的需求,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简述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形成这一理论有三个杰出贡献者:Katharine Reiss, Hans J. Vermeer and Christiane Nord。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的要点简述如下:1、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
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
(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2、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
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
(《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
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
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
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
(《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赖斯的功能翻译主义理论1 20世纪70年代,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于德国,其四大代表性人物及其理论是: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an Reiss)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即文本类型理论,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赫尔兹-曼塔利(Holz-Manttri)的翻译行为理论,诺德(Christiane Nord)的翻译功能加忠实理论9 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an Reiss)1923 年出生于德国, 著名的学者, 翻译理论家。
精通德语和西班牙语。
曾执教于海德堡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和美茵茨大学。
赖斯于1971 年首次出版的《翻译批评: 潜力与制约》被认为是功能翻译理论形成的前奏吴艾玲。
在这本书中她首次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提出了文本类型学。
赖斯在1984年和弗米尔合作出版的《翻译理论基础》4 二、赖斯文本类型翻译理论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 比较有名的有德国的奥陀# 凯德(K ade, 1964) , 他研究的是实用性文本的翻译¹, Rudo lfW a lter Jumpe lt ( 1961) 研究的是科技翻译, 尤金# 奈达(N ida, 1964) 研究的是5圣经6 翻译, Ro lf K loepfer ( 1967) 研究的是文学) ) ) 散文和诗歌的翻译¼, Ra lph -Ra inerWutheno ( 1969) 研究的是古代文献的翻译½。
赖斯经过对他们的作品和翻译理论进行认真研究后发现, 他们的共同缺点是: 把自己在某一方面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它的文本翻译当中去了, 把它说成是唯一的、通用的翻译标准。
这是以偏概全, 很不科学的。
她认为,能够解决所有类型文本的方法并不存在, 所以翻译必须首先分清文本类型, 以文本类型选择翻译手段。
文本类型学不仅仅是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的前提和依据, 而且也是评论翻译的标准。
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
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
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
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
“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
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
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
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
浅谈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于德国。
它在继承传统翻译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若干具有很强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的理论。
如“目的论”“功能加忠诚”论等。
本文旨在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主要核心理论和其对现代翻译实践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
功能翻译理论目的论翻译行为理论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创立与形成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莱斯(katharina reiss)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奠基人。
该理论以莱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的观点,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经过了两代翻译理论家的发展。
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为k.赖斯(katharina reiss)、h.j.弗米尔(hansj.vermeer)和j.h.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
赖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把功能的范畴引入了翻译批评,将文本按不同功能分类,使译者对交际功能的语言标记和功能翻译的组成单位感觉更敏锐,帮助译者为特定的翻译目的将对等标准明确为恰当的形式,即她所谓的“综合性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h.j.弗米尔(hansj.vermeer)在功能翻译理论的创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创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
他认为,翻译策略必
须根据翻译要达到的目的决定,原文只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过程。
因此,必须探寻其他方法。
而j.h.
曼塔莉(justa holz manttari)则将功能翻译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借鉴交际理论与行为理论中的概念,提出“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区别了“翻译(transla-tion)”和“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两个概念。
把翻译看成目标驱动、结果导向的人们间的互动,关注翻译的过程,将翻译过程看作信息传送的过程。
第二代的发展以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为领军人物,还包括margretammann,paul kussmau,lhanshoning,kupsch-losre-i,t heidrun witte等。
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
1.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translation criticism)
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translation criticism)即文本类型理论。
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她把功能的范畴引入了翻译批评。
她认为,理想的目的语文本应该是译文的目的在概念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同源语文本是等同的。
即她所谓的“综合性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2.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ie)
弗米尔是赖斯的学生,他于1978年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framework fo r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目的论。
在他的目的论理论框架下,译文所意旨的接受者—
—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他强调,翻译时确定翻译的目的十分重要,他还指出,译者是根据他人的委任进行翻译。
作为委任的产物,译文最终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
而原文文本在翻译中只负责“提供信息”。
很显然,原语文本在目的论中的地位比在对等论中的地位要低得多。
据此,弗米尔还提出了目的论下翻译该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目的规则(skopos rule)、连贯规则( intratextual rule or coherence rule)和忠实规则( intertextule rule or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规则是第一位的,其他两个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忠实规则从属于连贯规则
3.曼塔莉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
作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第三个重要代表人物的j.h.曼塔莉(justa holz manttari)将功能翻译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翻译行为”(translation action)的概念。
并对“翻译(translation)”与“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进行了区分。
她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由多个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信息接受者等)加入的交际过程,每位参与者发挥不同的作用,强调对行为的参与者和环境条件的分析。
在她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视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theory)。
在上一代理论的基础上,诺德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拓展了功能翻译理论。
她在功能基础上
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忠诚。
形成了“功能加忠诚理论”。
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忠诚概念的引入充实了目的论的内容。
除此之外,她还区分了两种基本翻译类型—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在文学翻译上作用较大而工具型翻译则成为应用文体翻译的一种理论支撑。
功能翻译理论的启示及意义。
功能翻译理论的创立与发展避免了长期以来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之争。
它成为了帮译者摆脱原语文本束缚的一场重大革命,使译者摆脱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对等论的束缚,并认为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给以语言学派为主流的西方翻译理论界另辟了一条新的探索道路,有利于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能动性的发挥。
其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在翻译实践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
撑与借鉴。
尤其是在应用文体的翻译上,由于诺德对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的明确区分,更使该理论成为了应用文体翻译不可或缺的支撑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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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qsx2011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