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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建筑和城市空间的粗放设计和工业化生产造成千城一面、城乡风貌趋同、特色缺失、文化断层等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和智慧，并在现代科学和艺术语境下传承发扬其魅力成了亟须思考的问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文脉传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关注在建筑设计和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
中国传统建筑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自我完善的结构和形式体，而在结构稳定和形式美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斗拱。
可以说，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具魅力又最为智慧且深奥的部分。
现有的研究在斗拱的力学和结构性能[1-5]、结构演变[6，7]、美学表达[8]、生态属性[9-11]探讨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对其发展内在逻辑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科学和艺术的动态视角的分析，以及在当代科学和艺术语境下对传统建筑的传承研究。
1斗拱的组成及功能斗拱在宋代《营造法式》中被称为“铺作”，在清代《工程做法则例》中被称为“斗科”，在民国时期之后才被称作“斗拱”[12]。
关于斗拱的定义，梁思成和刘敦祯两位前辈提出:“在梁檩和立柱之间，为减少剪应力，顾遂有一种过渡部分之施用，以许多斗形木块，与肘形曲木，层层垫托，向外伸张，在梁下可以增加梁身在同一净跨下的荷载力，在檐下可以使出檐加远，这便是中国建筑数千年所特有的斗拱部分。
”[13]“所谓斗拱，在方形坐斗上用若干方形小斗与若干方形的拱层叠装配而成。
”[14]摘要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市风貌趋同、文化认同感缺失等问题日益突出，亟须回归本源寻找本质，找到中国传统建筑的美与智慧背后的生成逻辑，探索传统建筑的传承路径。
斗拱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标志要素，本文总结回顾其演变历程，并对其各阶段的形态特征、科学性与艺术性，以及发展演变逻辑进行分析，挖掘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总结了在当代科学和艺术语境下探索中国传统建筑传承的几种方式，为探索立足当代科学与艺术、从人的需求出发的空间营造和传统建筑文化传承路径提供思路借鉴。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41卷 第4期(2022年):506—515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41 No.4(2022)究东西之际 通古今之变———写在《山田庆儿著作集》出版之际萨日娜1 宝 锁2(1.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2.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22)武田时昌主编:《山田庆儿著作集》(8卷本),京都:临川书店,2021年3月—2023年3月,3200页,120000日元,ISBN :978⁃4⁃653⁃04600⁃4C3322(整套)。
中图分类号 N0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2)04⁃0506⁃10 收稿日期:2022⁃09⁃28;修回日期:2022⁃11⁃14。
作者简介:萨日娜,1972年生,内蒙古通辽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科技交流史,丝路文明与中外交流。
宝锁,1971年生,内蒙古兴安盟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科技文化交流、技术史,Email:32354823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上丝路与中国古代科技向日本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BZS123);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项目编号:2019PJC070)。
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1932— )从事科技史研究60余年,其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可谓究东西之际,通古今之变。
2022年他迎来了90岁的鲐背之年,为纪念其学术贡献,日本科学史家武田时昌组织人员编纂了《山田庆儿著作集》,已陆续由临川书店出版。
此书收录了山田庆儿从事科技史研究以来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全部书稿,由来自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中部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的学者对其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做解说。
通过著作集,可获悉山田对中国、日本,以及西方科技史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和独特见解。
1 横跨文理、兼修史哲的学术生涯山田庆儿(图1)以其学术成就被誉为“京都学派”科学史研究的三羽乌之一。
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蒋乐平【期刊名称】《南方文物》【年(卷),期】2012(000)002【总页数】12页(P86-97)【作者】蒋乐平【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文语种】中文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版图中，钱塘江所在的浙江归属长江三角洲，这也影响到史前社会的认识领域。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其著名的文化区系“六大板块”划分中，浙江属于“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
这一概念的地域内涵是以太湖为中心的苏浙沪，文化内涵则试图以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为纲鉴，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以模糊的方式与马家浜文化捆绑在一起。
这种模糊方式的选择，与近现代人文地理有关，与二三千年前的吴越“同俗”有关，与史前时期钱塘江南北考古学文化的共性因素有关，当然，也与考古资料的时代局限性有关。
钱塘江发源于浙皖边界、杭州湾入海，属于独立的流域，并不从属于长江水系。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时间愈晚近，与长江下游的文化关系愈近；反之，空间距离愈远，则文化关系亦相对疏远，例如，金（华）衢（州）相比嘉（兴）湖（州），与上海、苏南的文化关系要远得多。
地域文化关系的准确梳理，必须把住时间、空间中的历史节点。
远与近，与距离有关，与交通方式有关、与文化的走向有关；远与近，是衡量历史步伐的一种测距。
选择钱塘江作为整理浙江史前史的立足点，是因为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确信钱塘江作为浙江文明源头的地位。
钱塘江通过太湖与以江淮文明为主体的异域文化交流、碰撞，创造出在中华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良渚文明与吴越文明。
碰撞需要有自己的力量，我们找到了钱塘江文明之源。
良渚文明与吴越文明依托于原生文明的质量与生命力。
一、地理概况浙江地势西高东低，主要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自北而南分成三支。
北支自浙赣交界的怀玉山，向东构成浙江的天目山脉、里岗山脉；中支从浙闽交界的仙霞岭，向东北延展成天台山、四明山和会稽山脉，天台山脉自西往东北没入海中，构成舟山群岛；南支由浙闽交界的洞宫山脉，向东北伸展为南雁荡山脉，过瓯江称北雁荡山脉、括苍山脉。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刍议作者：黄祥科来源：《大观》2024年第02期摘要：四川大学教授曹萍在《把握文化主动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伟力》一文中分析了掌握“文化主动”需要做到的三大要点，即第一，坚持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第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三，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将曹萍对第二个维度的阐释归结为“古为今用”以及“固本互鉴”两个课题，并结合中国文学艺术中的文艺原理及相关例证展开讨论，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合理性逻辑，强调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关键词：“文化主动”；文化自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古为今用”：文化自觉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早在其诗《戏为六绝句》中就已提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强调文艺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既要“通融”，亦要“流变”。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贵在自得；而由己所得，即为创新。
换句话讲，文艺是历史传承的见证，是当代精神的新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吸收和接受的不仅仅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有传达性的艺术和人文。
批判继承的类型主要有两种展开方式。
第一，同一文艺风格的渐进式继承。
在文学领域，宋诗的所有流派都以唐人为效法模范，如宋初王禹偁学白居易，九僧等人学贾岛、姚合，西昆派学李商隐，江西诗派学杜甫，等等。
但宋人又以变革唐诗为自觉意识，不愿模仿倒袭唐诗，“不向如来行处行”。
再如，从《诗经》到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再到明清的《水浒传》《红楼梦》，一直到近代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渐趋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
第二，不同文艺风格的断裂式继承。
兰台世界2012·2月下旬………………………………………………………………………………………………………………………………………………………渊明的晚年生活愈发贫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有时朋友会主动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帮助。
然而，他的求助或是接受周济都是有原则的。
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亲自到他家拜访，劝他出仕，被他断然拒绝，虽然已经又病又饿多日，却依然将檀道济馈赠的粱肉挥而去之。
辞官归田的二十多年中，陶渊明大半的日子都在饥饿贫困中度过，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元嘉四年即公元427年，他的病情加剧，在九月神志还清醒的时候，陶渊明便给自己写下《拟挽歌辞》三首，“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来表明他对死亡的淡泊。
同年11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离世。
他大半生的愿望不过是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有衣御寒、有食充饥、上有片瓦、下有寸土。
但事实上，虽然陶渊明半世躬耕不辍，却依然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就这样在饥饿和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1]16。
三、陶渊明的田园文学创作陶渊明所留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都是隐逸之后创作的，反映了当时的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抒发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这样的文学内容在陶渊明之前是非常少见的，开田园文学之先河。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怀古田舍》、《劝农》、《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西田获早稻》、《桃花源诗并记》等等代表作。
《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田园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后的第二年写下这五首著名的诗篇，用五个场景来描述其重归田园时的新鲜感和乡间充实的生活[2]31。
由于此时陶渊明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田园生活尚能维持衣食无忧，因此诗篇中充满了由衷的喜悦。
即使描写了劳动的艰辛，但因为精神上的愉快，这种艰辛也是快乐的。
这五首诗用语平淡自然朴素，没有刻意的修饰，诗意醇美悠扬。
但不久之后，这样安静恬淡的生活被一场大火彻底摧毁，陶渊明提笔写下了《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反映了当时不平静的心情。
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汉字文化考察邢燕萍;李玉芬【期刊名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7)001【摘要】In its thousands of years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experiences the evolution from female subjectivity to male dominance. Based on women studies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ulture, 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ancient Chinese women＇ s social status changed from goddess to mother, woman and slave girl.%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经了以女性为核心和主导逐渐演变为以男性独尊。
立足于女性学的理论基础，以汉字作为研究对象，从汉字文化分析的角度入手，对汉字展开文化考察，可以深入剖析出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自女神开始，经由女主与女人，进而沦为女奴的四个阶段的变迁。
【总页数】5页(P14-18)【作者】邢燕萍;李玉芬【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675000;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67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2【相关文献】1.中国古代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衍生——以生殖崇拜和原始墓葬为考察中心 [J], 王渭清2.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及其两性关系变迁的汉字文化考察 [J], 邢燕萍;毕劲松3.浅析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变迁 [J], 马薇4.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乡民土地观——以贵州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考察[J], 黄诚;唐爱萍5.浅析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 [J], 霍珍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 毛玲莉[1];王心洁[2]
作者机构： [1]兰州大学,甘肃兰州;[2]暨南大学,广东广州510632
出版物刊名： 求索
页码： 69-70页
主题词： 西学东渐;变迁;重建;文化体系
摘要：西学的引进与东方本土文化的融合呈现出一个多元文化重叠的复杂文化系统。
东西各异的文化体系在不断的碰撞、认同、包容和繁衍的过程中经历了“变迁”与“重建”的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形成了在“变迁”中进行“重建”和在“重建”中不断“变迁”的局面，最终演变成了当下滋生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独特的西学学术话语体系。
本文首先深入讨论西学引进过程中的传承与演变；其次，论述西学在中国本土发展的传播与影响；最后，通过梳理西方学术的脉络，透视出中西学术彼此借鉴和互补的多元与共存的状态。
总结出由这三个维度的视角下构成的西学东渐的变迁与重建。
doi：10.3969/j.issn.1674-2346.2017.04.011汉族衣冠六百年思辨——评《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夏添彭迪李婧(湖南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湖南湘潭411104)摘要：文章对崔荣荣、牛犁编著的《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进行评价：通过对近代汉族民间服饰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发现该书在科学、合理的研究框架结构中选取的研究样本详实，文化视角多元化，研究维度立体化。
能有效地将汉族民间服饰艺术与文化、经济、社会多层次、多角度地有机结合并形成脉络清晰的研究思路，是对我国汉族服饰文化史著述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汉族民间服饰；社会变迁；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TS94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346 (2017) 04-0059-04近年来，学界对于“汉族服饰”的研究自1987年以来日趋递增：袁仄对中国汉族服饰史的探讨立足 于国人“衣”生活，梳理了 20世纪中国服饰的历史流变；[1]包铭新从实物图像出发，一方面探讨了 1840 至1949年间的中国近代女装风貌；[2]另一方面，他对照性地选取男装服饰实物为样本，整理了男性民间 服饰近400年的发展变化；[3]刘瑞璞以服装结构、工艺为切入点，解析汉族服饰的构制技艺；[4]廖军、许 星则以设计文化、历史为依托，对中国传统服饰品类进行设计学方面的思考与探索；[5]并且针对服饰大 类下的容妆（发型、化妆、文绘身、脸谱、胡须）以及与容妆相关的粉黛、妆台、镜子和梳篦等进行了 系统的研宄[6]。
但是目前研宄汉族服饰仍倾向于以王公贵胄与士大夫阶层为样本，对普通民众的服饰往 往寥寥数笔或简略不表。
崔荣荣、牛犁以“汉族民间服饰”为线索，选取明代以来581年间（1368~1949 年）男性、女性主服，服饰品，妆饰为研宄样本，从“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影响入手，总 结出我国民间社会结构由一元的统一走向多元的裂变和社会风俗平等化、多样化的趋势，填补了汉族民 间服饰文化史研宄的空缺。
2006.8体育文化导刊历代角力名称变迁的文化学思考童丽平 摘 要:角力是中国古代起源较早的一种徒手对抗性体育项目,也是我国流传广泛的一项传统竞技运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角力、相搏、手搏、角抵、相扑、蚩尤戏、争交、布库、撩脚、撩跤、掼跤等诸多称谓,今日已经演变成为世界六大跤种之一的中国式摔跤。
因此从文化学上对角力的名称变迁进行研究,不但有助于中国式摔跤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对这一传统竞技比赛活动的挖掘与整理。
关键词:摔跤;角力;名称;文化学 中国起源最早而久盛不衰的古代体育项目当推射箭和角力。
角力也就是摔跤,是一种徒手对抗性比赛项目,同时也是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竞技活动,最早属于军事训练项目,西周时期已成为军中必习之艺。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随着历史的发展,角力被无数次的封禁,又无数次的盛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直到今日已经演变成为世界六大跤种之一的中国式摔跤,因此对角力的研究不但有助于中国式摔跤的发展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对这一传统竞技比赛活动的挖掘与整理。
一、先秦时期角力与“相搏”、“手搏”混称不分 最早记录角力这一活动的是《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而在《管子·七法》中也有“春秋角试,……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
”但有许多史书中都有一些“相搏”的记载类似角力,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二年》中记载:“万怒搏闵公,绝其豆(音,意为脖子)。
”《春秋谷梁传·僖公元年》记“公子友谓莒拿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
”这其中的“搏”被范宁注为手搏。
关于手搏,《史记·律书》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
”(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1241页),北京体育学院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一书中则认为“徒手搏斗,扭在一起,便成角力。
”许多武术史书则认为这个“搏”是手搏或相搏。
《史记·殷本纪三》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
与之搏,令人为行。
天神不胜,乃僇辱之。
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司马迁:《史记·李月十六日载有“东山精武体育会第二次征求会员”一文,称“广州市东山精武会是由从前广东精武水上游艺场改组而成的,旧年改组时,曾举行征求会员一次,现在又举行第二次征求会员……改组以后、即把从前的水上游艺场、改为该会的游泳部”。
由此可以确定:东山精武会成立后,水上游艺场已由“游泳部”取代,故凡资料中提及“水上游艺场”开展或参与活动者,均当在其成立以前。
3.同报民国十六年(1927年)载有“远东运动会之广州游泳选手”一文称:“广东派往远东运动会之游泳选手,已由水上游艺场代远东运动会筹备处选出……”,可见,“水上游艺场”一称在1927年依然为广州的主要媒体采用,结合上面的资料,故知东山当在1927年之后、1928年6月之前。
另有资料称“为了迎接广东省第十一届运动大会的召开,广东精武体育会于1928年9月16日在东山精武水上游艺场组织召开了一次省港澳水上运动大会”。
(黄泽霖、李家驹合著:《广东精武体育会概述》,第五部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广东体育史料》,第50页。
)这条资料显示在1928年9月份,东山精武会尚未改组。
查《广州民国日报》,在1928年上半年关于东山精武会的报道不少,基本可以认为此说法与事实不合。
当时东山精武会创办不久,精武水上游艺场的称呼多为人知,故该文系系沿袭前称,实特指游泳部14《东山精武体育会第二次征求会员》,《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4月16日15上海中央精武会标榜不过问政治,但分析陈公哲的言论及其实际开展的活动,可以了解他所谓的“不过问政治”,其实主要指不参与国内派系间的政争,并非将抗日治国之类的爱国活动一概排出。
笔者在此提出广东精武会“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也主要在这个意义上立论。
特此说明,以免读者误会16《近代广东武术馆社》,《广东体育史料》,广东省体委文史办,1990年第1期18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十日,《广州民国日报》刊有《东山精武会欢迎国术艺术家纪》一文,内称“昨七日晚,东山精武体育会为提倡国术艺术起见,特假东山东方大楼设宴,欢迎国术专家万籁声、李光五暨艺术家欧阳予倩。
是日,精武体育会同人到者甚众。
席间,由海军司令陈策主席致欢迎词云……嗣由万籁声致答谢词,谓、“兄弟等此次随李主席南来、办理两广国术事务……”19这里具体是指在两广国术馆被勒令解散后,李先五等武师转为广东精武会所聘之事。
当然,并非仅仅拘泥于此(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89斯列传第二十七》岳麓书社出版社1988年第1版18页)这里提到的搏,可能与后世武术中的打木人桩的训练方法有某些相似之处。
《汉书·艺文志》“兵技巧”类记有《手搏5篇》,可能是对先秦手搏经验的总结。
《释名》记载:“相搏,搏谓广搏以击之也。
然举手击要,终在扑也。
”这其中“击要”明显有击打攻击动作,而且其主要目标在于击倒对方,这与角力娱乐说有本质的不同。
当然,由于资料较少,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完全自圆其说。
可以说,角力在那个时期与手搏差别不太明显,很可能是混称并用没有严格区分开的。
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角抵在春秋以前属于奴隶主贵族用于训练军队的项目。
二、秦代角力正式定名为“角抵” 秦初角力正式定名为“角抵”,取消了用于祭祀礼仪的那些繁琐礼仪制度,单纯用来娱乐和比赛,这就是“讲武之礼,罢为角抵”。
角抵不仅在民间开展,而且进入了宫廷。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为角抵”。
裴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角抵,角者,角材;抵者,相抵触也。
”(文颖曰:“案,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技艺射御,故曰角抵也。
”)“角材”即较试武艺,表明角力在战国时期发展成为一项较试武艺的表演性项目,并且这种活动还有宣扬武威的性质,而且主要以摔法和体力来进行较量。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秦墓中有一大篦,其上部弧形背面有一角抵彩画,可作秦代角抵活动的一个佐证。
“角抵俳优”和“角抵戏”不同。
《史记·李斯传》谓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俳优之观”。
其中角抵俳优是一种专业角抵艺人,相当于职业演员。
《汉书·武帝本纪》中记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
”而这其中的角抵戏则是在角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百戏,包括杂技、歌舞、体育表演、武术、大型魔术等综合技艺。
三、汉代角力为“武戏”、“角抵” 汉初刘邦为恢复民力,倡导简朴,曾一度禁止角抵之戏。
史书记载直到汉武帝刘彻时,由于他的喜好和倡导,角抵又开始盛行。
《资治通鉴·武帝本纪》记载:“武帝元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
”又载:“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
”同时由于汉武帝时,国富兵强,国力臻于极盛,统治者也因此感到骄傲,并常极尽奢侈夸示于外宾。
《汉书·张骞传》记有:“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角氐(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
”《后汉书·夫余国传》也记载有东汉顺帝时,亦以角抵招待外国宾客使者。
汉代角力又称“武戏”,也是人们习武健身及欣赏娱乐的的项目之一。
《汉书·哀帝纪》中记载:“孝哀……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
”苏林曰:“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
”汉朝时期,角力活动广泛开展,各民族间的交往使不同风格的角力方式得到交流与融汇,促进了该项运动的发展。
角力也是军队校阅中重要的竞技项目。
随着“讲武之礼`向'角抵戏”的演变,角力保留项目在“百戏”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角抵成了“百戏”中重要的竞技、表演内容之一。
张衡的《西京赋》描绘百戏时说“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
”称角抵为妙戏可见其喜爱程度。
汉朝的角力已形成三种风格:其一是赤裸身体的角力。
有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墓壁《角抵图》、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壁画《角抵图》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座秦墓出士了一件漆绘木篦上所描绘有角力图为证;其二是着装的角力。
有1955年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战国墓发掘的一块《透雕角抵铜牌》为证;其三是戴假面道具的角力。
有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帛画《角抵图》和明人王圻编辑的《三才图会》其中的《角抵图》为证。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角力有“相扑”、“蚩尤戏”、“争交”等诸多称谓 魏晋南北朝时期,角抵被正式列为宫廷娱乐项目里。
北魏初年有所谓的“五兵角抵”。
《魏书·乐志》记北魏道武帝“天兴六年(公元404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
”三国时期角抵中出现了女子角抵,并且正式用“相扑”之名。
虞溥《江表传》云:“(吴末帝孙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早成夕败,辄命更作。
”而南方一些地区,角抵伴随节令活动在群众中开展,梁人宗檩《荆楚岁时记》说:“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
相扑就是角抵。
南宋《梦梁录·卷二十·角抵》说“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
同时角抵又是百戏中的一种。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拳搏部》引王隐《晋书》中有:“颖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人首责功曹刘子笃曰:卿郡人不如颖川人相扑。
笃曰`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这其中称相扑为“下技”是说角力非安邦治国之术,但从以角力为娱乐以及襄城人不如颖川人之说来看,颖川、襄城的角力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二地之间的比赛也是经常的。
角抵在北方一部分地区,是以“蚩(无名,傻)尤戏”的形式流行于时。
梁人任肪的《述异记》说:“今冀(河北)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
”蚩尤戏,可能取材于黄帝大战,蚩尤戏有故事情节,有音乐伴奏,有两两三三相抵的竞技。
这种表演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利于角抵的普及。
在北朝,角抵勇士深受统治阶级赏识。
出于安全考虑,北魏皇帝的警卫部队有“角抵队”的建制。
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北齐。
《隋书·礼仪志七》有记载。
北齐文宣皇帝高洋(公元550～559)就是一个角抵迷,《北齐·齐本纪》说:“(文宣帝)入诸贵戚家,角抵批拉,不限贵贱。
”“拍张”不是角力。
《角力记》的作者调露子认为“拍张亦角力也。
齐书言戏,则徒手相拍击,而后角力也。
”《南齐书·曹虎传》记载,曹虎“每好风景,辄开库拍张向之。
”《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载晋陵南沙人王敬则“年二十,善拍张。
补刀戟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