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编辑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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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主要教育实践及思想(一)改革北京大学背景:当时的北大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第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大学性质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第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第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行政管理)第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学科设置与教学制度)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先5科变3科,后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招女性入学,多种类型学生,开放办学等(二)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背景: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国民经济。
公民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
关于美育“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美育的这种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是德育、智育、体育所难以取代的。
美感的普遍性和超功利性。
他说:“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
对于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些理解5篇第一篇:对于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些理解中国教育名家思想之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先生在清同治丁卯年(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
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
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
在留学期间,主张勤工俭学。
1916年回国,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提到蔡元培,人人都会肃然起敬。
恐怕没有人不会不知道,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治学主张。
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是开一代的新风的。
蔡元培既是一名民主革命家,也是一名科学家,但是更加是一名教育家。
可以说,蔡元培是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
早年的他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而德国的教育是主张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的,这已经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蔡元培先生就深受这种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
这给他后来进行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蔡元培早年留学德国、法国,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接受西方新思想的学者。
而在德、法的大学却都是十分主张学校的自由自主的,所以蔡元培先生受到了德、法的大学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也就不难想到。
他提倡大学的实质是进行高深学问的研究的阵地。
不错的,大学,非有高楼,且有大师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大学。
大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是进行先进的文化传播的源泉,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的发源地。
对于学术,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应该分开,教授和学生应该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
并且主张文、理相容相通,反对把文、理分开的教学方法。
也就是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当蔡元培还没有出任北大校长时,北大的教学、治学、管理是很混乱的,原因当然和北大处于动荡的首都北平因而沿袭封建思想太重有很大关系。
但是,经过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进而实行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治学思想之后,北大便由一潭死水,转而展现出了一派生机,呈现出活跃和朝气,并且成为北方的民主思想的摇篮、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
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
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
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2]于欧美学者。
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人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
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3],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
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
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2020/45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9 月出版的18 卷本《蔡元培全集》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3 月出版的4卷本《蔡元培年谱长编》为研究蔡元培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文献资料。
自1998 年以来,蔡元培的佚信、佚序等陆续被发现。
笔者在《关东学刊》2016 年第6 期写有《蔡元培佚简两通》,钩沉了蔡元培给何思源、《华年》记者的书信各一通。
近日笔者注意到蔡元培撰写的两则校刊发刊词《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和《国立音乐院院刊发刊词》(后者已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汪毓和、胡天虹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1901~1949》),不见于《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长编》,现结合相关史料,略作钩沉。
一1923年1月出版的《华北大学旬刊》创刊号,刊有《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署名蔡元培,先照录如下:现今我国中等以上学校殆无不有校刊。
其为研究学术发表思想者,大抵为年刊或季刊或月刊,以学理奥赜,非历时稍久,不能有新著作也。
其为揭载本校布告、记录、本校事实者,大抵用日刊,以其亟于公布也。
在人数较少、事务较简之校,则往往合上述之两作用而为周刊、旬刊或不定期刊。
我华北大学建设以来,已历半年,内之图教职员间学生间交换意见,外之图学生家属、其他学校及其他社会,能了解本校真相,有一种机关报之必要,先取其简而易行者试之,乃有旬刊。
他日同志益增,材料益富。
则将择其关乎学术思想之作而汇为月刊;校闻渐繁则亦将别其记录之一部而扩为日刊,随吾校之发展而校刊亦以进步;以兹刊为矢焉。
大学校刊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刊,有的还不止一种。
据北大校史馆的郭建荣统计,单是1949年以前,就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等94种老北大刊物。
蔡元培一直非常重视校刊,1918年11月10日写有《〈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在他看来,包括《北京大学月刊》在内的校刊具有三大功能,“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1]。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单选题】
1.“乡愿,德之贼也”是(C)的观点。
A、杨朱
B、孟子
C、孔子
D、墨子
2.“中庸”是典型的中国(A)学派的思想主张和思维方式。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3.《民报发刊词》的作者是(A)。
A.孙中山
B.陈独秀
C.蔡元培
D.毛泽东
A.鲁迅
B.王国维
C.梁巨川
A.波兹曼
B.麦克卢汉
D.杜威
A.独立自由
B.民主科学
D.百花齐放
A.《春》
B.《夏》
C.《秋》
D.《冬》
著名诗人穆旦的代表诗作是《秋》。
(×)
8.《回答》一诗被认为是“喊出了80年代人的心声”,其作者是(C)。
A、舒婷
B、海子
C、北岛
D、顾城
9.“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是(B)的名言。
A、希特勒
B、戈培尔
C、歌德
D、蔡元培
11.知识分子自杀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以下(D)不具备这一文化意义。
A、王国维
B、傅雷
C、老舍
D、梁漱溟
6.发刊词是期刊媒介独有的体裁。
√
7.南方朔认为“文革式语言”是典型的权威语言。
√。
大学数学期刊的起源及其科学传播意义自近代中国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意识到教育发展与富国强兵的重要,他们在对治国平天下、物质建设、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与数学关系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积极提出了国内数学教育改革方案,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数学,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两项途径的良好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大学数学期刊也得以萌发和成长,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也成为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传播的重要补充。
一、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一)中国高校数学系的发展1912年,中国第一个大学数学系一北京大学数学系成立(当时叫“数学门”,1918年改门称系)。
1913年秋开始招收新生,标志着我国现代第1个大学数学门(系)正式开始教学活动,是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开端。
当时主持数学系的冯祖荀(字汉叔)是京师大学速成科师范馆的第1期学员,1年后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算学门主任,1922-1926学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主任,在北京这3所高校数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冯祖荀稍晚的郑之蕃,在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回国后,于20世纪20年代成为清华大学算学系的创建人之一。
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增设数理部,标志着我国第2个大学数理部(数学系)正式成立。
数理学部首任主任是刘资厚教授,第2任主任是物理学教授张贻惠先生(1920—1921学年)。
数理学部首届毕业生28人,曾先后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除汤璟真、傅种孙外,其他如杨武之(1896-1973年)先生,于1919年在该校数理学部毕业,是数理学部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1923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师从数论名家L.E.Dickson,1928年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的博士论文,成为中国学者中以代数学研究而被授予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第一人。
大学学报与大学关系之历史清源作者:陈吉来源:《编辑之友》2013年第07期摘要历史地看待我国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推动学术研究为共同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血脉关联。
这样一种紧密的联系发展到今天,则构成了我国体系和规模庞大的大学学报群体,与各自所在的大学之间形成为一种学研相长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大学学术发展和推介的重要学术平台和窗口。
可以说,如果缺少了大学学报,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建设而言,是有失完整和推动的。
本文着重从《北京大学月刊》的创刊与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关系出发进行思考,提出今天正确把握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镜鉴。
关键词大学学报北京大学月刊蔡元培北大改革陈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在我国,大学学报的发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早已成为推动中国尤其是大学学术发展与展示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但近年来,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利益追求环境下,一些大学学报的发展不断异化,以至于开始出现一些无序而扭曲的发展倾向,如办刊宗旨不明确,认为它可有可无,或使之变成学校用来创收、盈利的工具。
之所以有如此倾向,是不能认清和处理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关系的缘故。
我国大学学报早在草创之初,就已有了鲜明的导向,这一优良的历史传承不应该被忘却。
1919年1月,作为近代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的先驱之一,[1]《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创刊。
有关《月刊》的学术影响和意义,已有学者作了详细阐述。
[2-3]但从《月刊》创办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来看,当时正是蔡元培接手北大校长发起北大改革的特定时期,而《月刊》的创刊本身也是在蔡元培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下实现的。
因此,从《月刊》的创刊与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关系出发进行思考,可为今天把握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提《月刊》,首先要谈到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新政的内容之一,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编辑思想探析作者:刘杨来源:《编辑之友》2011年第10期蔡元培(1868-1940),字刁民,号鹤卿,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近代史上探索救国之路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先驱之一,毛泽东同志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奋斗了40多年。
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192.7),他为北大的改革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建设方面,他创办、编辑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不仅促进了北大学术研究的进步,更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学术的建设。
《北京大学月刊》是1918年9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也是中国自己创办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的学术刊物。
《月刊》第一期的《附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缘起》明确规定了其出版周期、容量、编辑职责等,“民国七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大学校长召集各学长及各研究所主任,提议编辑月刊。
议定每年自一月至六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月出一册,暑假中之七八月停刊,九月出I临时增刊一册,共十册,每册约十万字,全校职员及学生,均有供给稿件之义务,而分门编辑,则由各研究所主任任之。
每门每月以供给一万一千字左右为至少之限。
每册之总编辑则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
实际上,由于社会动荡,《月刊》从1919年1月到1922年2月间共出版一卷九号,其中1919年出版第一至五号,1920年出版第六至七号,1921年出版第八号,1922年出版第九号。
同期刊登的《编辑略例》规定了论文来源、录用标准等内容:编辑略例一、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其材料之供给,大体由本校职员学生担任。
校外宏哲,如有特别佳著,亦可代为发表。
二、本月刊内容排列之次序,以问题重大者居先。
讨论局部事项,而性质较为专门者居次。
杂文居末。
三、本月刊取材,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著作。
至无谓之诗歌小说,及酬应文字,如寿序祭文传状之类,一概不收。
四、本月刊注重撰述。
间登译文,亦以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不以无谓之译稿,填充篇幅。
《月刊》一卷九号共刊登论文100篇(含续文),在论文作者中,北大教授居多,此外,还有北大学生、助教、讲师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作者。
法科教授陈启修、马寅初和文科教授朱希祖发文较多,属作者群中的高产者。
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及现实性,对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月刊》的创办者和组织者,蔡元培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并指导着《月刊》的编辑出版过程。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教育救国,学术立国蔡元培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及其个人经历孕育了其“教育救国”的思想。
他自幼就开始接受封建科举教育,1894年,不满28岁的蔡元培就担任翰林院编修,达到了科举道路之极。
之后,惨败的甲午战争深深震撼了蔡元培,使其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的大气候,推动他开始接触西学。
在之后的维新改良浪潮中,蔡元培研读早期改良派人士的著作,深入探求新知。
维新运动失败后,蔡元培深感清政府的腐败,官场的昏聩,感叹民智仍然未开,遂请假离京,举家南归,实际上放弃了京职。
回乡期间,蔡元培热衷于办学与教育,这是其自身特长和兴趣所在,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所认定的一条路。
他怀抱“志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征途。
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教育岁月和沪上革命的冲击,蔡元培一直在践行着自己“教育救国”的追求,甚至在其后四年的留德期间,也积极修订教科书籍。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接连推出《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大学令》等革新措施,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
经历了动荡的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后,蔡元培理智地意识到,在袁氏专制劣迹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恶性基础,此乃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
因此,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势必要从教育人手。
1917年,蔡元培秉承“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的信念,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如果说“教育救国”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总纲,那么反映到学术刊物编辑工作上来,就是其“学术立国”的编辑思想。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将其视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正如他在《编辑略例》中指出:“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
”凸显了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
为什么他如此重视学术研究?因为他感到“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
尤其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
《月刊》正是蔡元培践行其“学术立国”思想的重要载体。
《月刊》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统计,《月刊》的学术含量高达96%左右,刊发文章遵循了蔡元培“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的理念,对启迪民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所刊发论文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宏观总结与综述性质的文章,如文科文章《哲学与科学》(蔡元培)探讨了哲学与科学之间互为指导、互相促进的关系;《文学论》(朱希祖)系统阐释了文学的定义、学科范畴、学科特点等;《庶民主义之研究》(陈启修)阐述了“庶民主义”的意义、理论基础及其与政治学上诸问题之关系;《原币》(李芳)介绍了货币的产生、功能及改进;《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总结了清代汉学家们对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使用情况;《何谓法》(陈启修)从多方面探讨了法的历史、本质等问题。
理科文章《近世几何学概论》(王仁辅)介绍了几何学的一些推导方法;《有机化学史》(丁绪贤)系统介绍了1828-1867年有机化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数学源流考略》(李俨)考察了中国数学的起源及发展史;《百年来化学发达史略》(李续祖)介绍了化学的发展历史。
这些综述性质的文章反映出《月刊》对学术宏观体系的构建。
此外。
不少文章从学术理论人手,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立学术”进而达到“救国立国”的目的,如《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陈启修)从历史出发,说明了国家和世界改制的标准,进而联系国内实际,批评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及国人对改制的淡漠,指出“此正改革之绝好时机也……若及今不察世界潮流,自改其国制,兼助他人之世界改制,愚恐不唯中国终难入于国际团体之列,中国民族亦将自消自灭矣”。
《国家之性质》(陈达材)用发展的眼光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探讨了国家的性质问题,最后落脚现实,指出国家应力避战争,以促进全民族的发展;《银行之真诠》(马寅初)解释了银行的基本构成、运作及盈利方式、相关业务等,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了若干相关问题;《说明研究宗教学之紧要》(江绍源)介绍了宗教的定义、影响、宗教学的研究对象、目的等,最后引入现实指出研究宗教学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关系。
对蔡元培而言,通过革新北京大学来推动教育的发展,进而实现问题会的进步,都是要立足学术的。
因此,“学术立国”的思想一直贯穿其对《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二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女可。
”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也月了蔡元培《月刊》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另外,“五四”前后正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转折时期,这更促使蔡元培将《月刊》打造成立足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平台。
在《月刊》中,研究现实问题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
马寅初教授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在《月刊上相继发表了《银行之真诠》《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纸币与我国之京钞》《战时之物价与纸币》《不动产银行》以及《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之方法》等文章,显示出《月刊》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另外,《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陈启修)在探讨法律性质的基础上,结合近期的“护法事件”和“弄法事件”,指出当时中国法制的缺失与不足,并提出“提高法学教育”这一根本改进方法。
《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陈启修)指出“北洋政策”与“西南政策”实际上是指“军国主义”与“文化主义”,并详细阐释了这两种主义的产生原因、目的及价值,提出“军国主义”在中国不可取,“文化主义”才是“中国今日当务之急”。
《国际联盟与中国今后之外交后援》(张庭英)指出当时所滑的国际联盟仍为强国所控,是强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并不能维护弱国的外交利益。
只有国家强大,外交力量才能真正增强。
《月刊》所选刊登的论文,不仅文科注重联系实际,数量较少的理工科论文也体现出服务现实的思想。
《今后研究化学之趋向》(俞同奎)举例阐释了化学怎样增加社会的物产供给并服务于人的生活,指出学理与应用的一致性及利用科学促进国家发展的紧迫性。
这些文章都体现出了理论与现实共存共生的发展状态,凸显了《月刊》对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编辑思想的坚持。
三兼容并包,中西融合从个人经历来看,蔡元培早年饱读儒家经典,中年之后转而钻研西方文化,多年的留学经历使其充分感知西方人文的精神实质,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价值理念,认定“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合时代”。
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为滋养料”。
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战乱,落后封闭,亟须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思想。
两者共同决定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学术编辑工作中,即为其“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
针对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用《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阐释其“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
从刊发文章整体上看,《月刊》中既有大量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文章,又有很多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与讨论。
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方面,《庶民主义之研究》(陈启修)介绍庶民主义(Democracy)的历史、意义、要求等,对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宗教及神话之起源》(屠孝实)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宗教及神话起源的不同观点;《百年来化学发达史略》(李续祖)介绍了源自西方的化学发展历史;《圣西蒙及经济集中主义》(王建祖)介绍了西方的圣西蒙经济思想并阐释了其与社会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
在本土文化研究方面,《中国字形变迁新论》(钱玄同)对中国字形变迁的历史记录加以科学的考察,指出旧字随时代的要求发生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朱希祖)考察历史记载,驳斥了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的传统说法;《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沈兼士)总结出汉字通用的构字规律;《墨子小取篇新诂》(胡适)对《小取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