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爱”——论萧军延安时期(1940-1946年)杂文的思想特征

延安时期散文创作漫谈作者：潘国红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9期摘要：延安时期的散文可分为偏于议论的杂文，偏于记事的报告文学和偏于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的记叙抒情散文三大类。

报告文学受到广泛欢迎，杂文分清了暴露和歌颂的对象，记叙抒情散文也改变了原来低沉的格调。

延安时期散文创作反映了崭新的斗争生活和闪光思想，具有一些新的特色。

关键词：延安时期；散文创作；特色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153-01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名词，它专指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核心的根据地领导全中国人民抵御外寇入侵，迎接全国解放的十三年。

延安时期由于民族处于苦难深重、生死攸关的非常时期，我们的作家都与人民同命运、共患难，文艺创作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就散文而言，它虽然没有大众戏剧、街头诗歌这些形式灵活、表现力强的艺术形式的优势，但它也具有其它文体不具有的优点，如它体裁多样，能迅速感应现实，进行灵活战斗，它题材不拘，既能反映重大斗争，又能抒写身边琐事，可多角度表现社会生活，能准确直接表达作家的主观情意等。

一、延安时期散文的涵义众所周知，散文的概念有大、中、小的区别。

它的最大范围的指与韵文相对峙的一切散行文字，其次是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相而言的，它包括广义的文学散文文体，或称杂文学散文，最小的是狭义的纯文学散文。

本文中所采取的是第二种概念，既考虑其体式的特殊性，又充分认识它社会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它的思想倾向、审美特点、艺术风格的多元化优势。

二、延安时期散文创作概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保安和延安相继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群众性文艺活动比较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深入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不少文艺工作者也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分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代的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相结合，开创了边区和根据地文学的新局面。

萧军《延安日记》里的牢骚与责难作者：朱鸿召来源：《学习博览》2014年第09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萧军《延安日记》香港版后，引起大陆读书界一阵骚动。

萧军于1940年6月，挈妇将雏第二次来到延安，生活工作五年多时间，留下这份比较翔实的日记。

在延安，朝夕相处的文艺界人士中，萧军自觉是鹤立鸡群，睥睨众小。

艾青在萧军日记里的形象“是一个巧妙的正直者，有刺无毒的小黄蜂”。

“他看起来是为别人，实际是为自己”，爱夸张自己的优点，爱装潢自己，“他是自我的，夸大的，自傲也是自卑的。

他缺乏一种真挚的人性或兽性的力”。

文人相轻，加朝夕相处，生活上难免有些的芥蒂龌龊，甚至有萧军调戏艾青夫人的绯闻。

不过，发誓“我此后决定不理他们一家”的萧军却无法兑现誓言，只能在日记中痛加贬斥艾青。

萧军和丁玲曾过从亲密。

萧军说，“她（丁玲）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丽的！还像一个少妇，立起来，就苍老得像一个老婆婆了。

”他们曾畅想，有朝一日结伴去欧洲游行。

他陪她到延河边洗衣服，感觉“她像一个渔婆”。

“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随着他们情感上渐行渐远，性格刚硬的丁玲骂萧军是“土匪头子”，萧军当面蔑视之，在日记中写道：“从这夜起，我感到她丑恶了！”他对周扬没有好感可言，经历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恶评多多。

“周扬他是一贯以残害同志为作风的，他指过胡风为内奸，冯雪峰为假共产党员，文艺青年柏山为内奸，结果入狱……”萧军指斥周扬歪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方针，发明所谓“野火政策”，乱烧一阵，“冤枉三千，不漏一人”。

萧军在日记中称周扬为“狡猾而政客思想浓厚的人”。

萧军从乡居回到延安，被组织安排到鲁艺。

兼任鲁艺院长的周扬主动示好，萧军态度稍有缓和，颇有同情地分析周扬，“这是个没经过社会各层生活洗炼的人，对‘人情’和‘事理’全不能透知到底，因此对于工作及理解人全不行。

亮节清风铁骨坚———萧军的品格及其文化心理成因○　于宁志(许昌学院　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摘　要:萧军的品格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他的民族气节,他的追求自由的精神以及豪爽、坚毅的人生态度。

他这种品格的成型是多方面元素的融合,既有家族遗传、社会心理、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等历时性因素的影响,也有时代影响、个人经历等共时性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萧军;品格;文化心理;成因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6765(2004)04-0024-04收稿日期:2004-06-13作者简介:于宁志(1976—),男,江苏沛县人,许昌学院文学院助教,文学硕士。

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小说家之一,他的《八月的乡村》“是东北作家群以其特异的风貌出现于上海文坛的宣言书式的作品”,[1](P536)其时代影响不可忽略。

萧军虽没有正式参加左翼组织,但他在鲁迅的支持下,参加过《海燕》、《作家》的编辑工作,他的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一支劲旅。

萧军的《第三代》是他最见艺术功力的作品,曾被誉为“雄浑、沉毅、庄严的史诗”,[2](P38)其艺术价值不可忽略,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也功不可没。

但是萧军的作品也有粗糙、幼稚之处,他的《第三代》在璀璨的现代文学史中也难以列入经典,可是这并不能淹没萧军的独特意义。

一个作家对后世的影响,往往并不限于其创作本身,萧军是人格人品高于创作的作家。

徐瑞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中说:“萧军的价值与魅力与其说主要在于文学成就,不如说更在于他的人格。

”[3](P1063)萧军是一位有着崇高道德理想和伟岸人格力量的作家,他的民族气节,他的追求自由的精神。

以及豪爽、坚毅的人生态度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人格遗产。

本文力求充分展示萧军的人格魅力,并探索形成他这种品格的文化心理原因。

一萧军的品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行文的方便和论述的条理性我们将萧军的品格分为三个方面,以下分别论述。

092萧军：铁骨柔情的文学战士孙　佳本栏目主持　吴玉杰 他是鲁迅先生特殊“关照”过的弟子，是毛泽东曾与之谈心的“小同志”，是对身处绝境的萧红出手相救的“大丈夫”，更是3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东北作家群”的中流砥柱，这些足以让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甚至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线索式”的关键人物。

093一、三次创作高峰与时代最强音在长达五十六年的创作道路上，萧军一生留下的文学作品约六百万字，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话剧、杂文等多种文体。

萧军的文学创作是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萧军走上文学道路既是出于对文学艺术的主观热爱，更是由于那个特定年代、特殊环境的召唤。

纵观萧军毕生的创作，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几次创作高峰。

第一次创作高峰是从1932年到抗战爆发前。

这时的萧军初登文坛，就以《跋涉》（1933）（与萧红合集）显示了非凡的创作天分和文学才能，随后出版的《八月的乡村》（1935）更是最早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东北人民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历史斗争的作品，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东北作家群的扛鼎之作，同时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的地位。

萧军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合集《跋涉》（1933），其中收入六个短篇小说：《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和《下等人》；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短篇小说集《羊》（1935）和《江上》（1936）；诗歌散文集《绿叶的故事》（1936）；小说散文集《十月十五日》（1937）等。

萧军的第二次创作高峰是抗战期间。

阅历的不断丰富和思想的不断进步也同样使这阶段萧军的文学作品日渐成熟。

特别是长篇小说《第三代》，标志着萧军艺术风格的形成。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二部）（1936）；中篇小说《涓涓》（1937）；报告文学《侧面》（1938）；续集《从临汾到延安》（1941）；四幕话剧《幸福之家》（1940）等。

论萧军小说的空间叙事作者：冯仰操来源：《关东学刊》2016年第08期[摘要]萧军的三部长篇小说建构了不同的地理空间，并且形成了相匹配的叙事结构和主题思想：《八月的乡村》以旅途为空间确立了链条式结构，展示东北大地的伤痛和革命的多面性；《第三代》以相互纠葛的乡村、匪区、城市为空间确立了交叉式结构，全方面诠释民初东北乡村权力秩序的变迁；《五月的矿山》则以矿区为空间确立了扇形结构，高调颂扬了工人阶级的献身精神。

[关键词]《八月的乡村》；《第三代》；《五月的矿山》；空间叙事时间与空间是小说再现世界的基本物质背景，并且是建构小说文体的重要维度。

中国现代小说，偏重时间的所在多有，偏重空间的较少却别树一帜。

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正是后者的典型，它们热衷于展示东北的风土人文，甚至到了执拗的地步，呈现出别样的文体风貌，以致被早年的人们视为“近乎短篇的连续”“不像是一部真正意义的小说”，至当代方被归纳为“空间化、场面化”。

东北作家群不仅再现了独有的地域景观，并且创造了与之相应的叙事结构与认识世界的方法，本文接下来以萧军小说为个案来展示空间叙事的若干类型与特征。

萧军的长篇小说分别建构了三种特异的空间，如《八月的乡村》的旅途（或征途），《第三代》相互纠结的乡村、匪区与城市，《五月的矿山》的相对封闭的矿区。

“在文学作品中特定的空间与空间的界限是如何确定的，这取决于小说的结构，作者的性格和自传”，反过来说，小说内部各空间的变动和衔接构成了整体叙事结构的重要线索。

《八月的乡村》是链条式，从大路的一处延伸到另一处；《第三代》是交叉式，乡村、匪区与城市交互出现；而《五月的矿山》是扇形，会场、医院、家属区等构成了矿山的副翼。

而不同的空间叙事结构，又是同作家所探究的主题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八月的乡村》是在路上的人们对革命的探询，《第三代》是对乡村权力对抗关系的诠释，而《五月的矿山》则是对工人阶级忘我精神的高调歌颂。

一、《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1935年）是萧军的成名作，成熟不足青涩有余，却是最匹配其个性的一部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

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二萧军头炮大走调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

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

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

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

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

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

……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

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

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

多用省略号以示无尽，多破折号以作解释，多冒号以为说明，多独字句以作果敢刚毅语。

他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

加之，他是被尊为现代孔圣人的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

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

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

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在延安的一次“亮剑”作者：来源：《文萃报·周五版》2019年第02期《天上星星延安的人》朱鸿召/著红旗出版社在延安时期，因不堪忍受被曲解的情感误会，萧军曾对同事拔刀相向，引得满座皆惊。

在会上对同事“亮剑”1941年5月25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的驻会作家们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

大家轮流发言，检讨一周来各自的工作生活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轮到萧军发言时，他先说了两件平常事，接着话锋一转，声音变得粗硬起来：“同志们说话要负责任！”言辞间充满着挑战意味，会场气氛逐渐冷清下来。

萧军接着公开宣布，最近一段时期有人散布谣言，说他和洛男（曾经是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之间有恋爱关系，并且“文协”党小组信以为真，准备将洛男调离“文协”，避免洛男夫妻离婚。

萧军认为，这是少数人的别有用心。

“我确定了不管组织方面怎样决定，如果不把这谣言的人和事弄清楚，洛男休想离开‘文协’一步，如果若强迫，我就和他拼……如果这发生的谣言没有结果，或再有新的发生，无论是谁，轻者我骂，重者我打，再者我就捅了他……”说罢，他顺手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猛一甩手，“嗖”的一声，刀尖插在桌子上。

据萧军次日补记的日记交待，他當时的心里已经准备兵刃相见。

“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要用刀对付他们。

”被怀疑与有夫之妇谈恋爱这件事情的原委是，“文协”驻会作家之间的个人情感瓜葛，求助组织处理又不能完全信任组织。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作为“文协”驻会作家，与丁玲有过一段亲密接触和情感交融。

尽管双方在交往中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个性太强，无缘共同生活，但是心灵深处又都非常在意对方的情感动态。

1940年10月，舒群（画家）、萧军、丁玲等共同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每次活动轮流主持，但日常工作主要由萧军负责。

萧军聘请洛男担任该会秘书，帮助校对会刊《文艺月报》，处理一般杂务。

洛男曾经是丁玲的下级，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又身怀六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