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

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生平简介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

早年加入同盟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林伯渠生平简介林伯渠简介如下。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是“延安五老”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他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十几岁的时候考入了学堂，两年后去日本公费留学。

在日本，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回国。

之后，林伯渠就参加起义和反清活动，曾经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湖南任职，并且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还参加了护法战争。

1921年，林伯渠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不过他还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之一，担任过农民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等职务。

1927年，林伯渠被党中央派去苏联莫斯科留学，五年后回国，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

长征时，负责给整个工农红军的军饷供给。

胜利会师后，林伯渠出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1944年的时候，他奉命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可惜未果。

一年后，林伯渠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9年，他再次被派去与国民党谈判，仍然未果。

之后，林伯渠先后被选为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最后他于1960年5月29日病逝，享年74岁。

林伯渠简介就是这样。

林伯渠夫人朱明林伯渠夫人朱明，是他第四任妻子，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原来是一个大小姐，但改名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仰慕林伯渠并嫁给了他，后来因为写匿名信给江青揭露她从前的老底，在1961年被查出来而自杀。

王钧璧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虽然家道中落，但底子还在，所以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母亲和家人希望把她培养成贵夫人。

“延安五老”吴玉章和乡下糟糠妻作者：殷晓章来源：《新天地》2018年第11期革命元勋、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吴玉章，20世纪40年代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吴玉章这个曾两次出国留学19年的革命家，却娶了一个大他两岁，不识几个字的乡下妻子。

1946年妻子病逝后，吴玉章写下了这篇催人泪下的《哭吾妻游丙莲》，从未再娶。

洋学生娶个乡下妻子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荣县双石镇蔡家堰村一个书香门第。

吴玉章夫人游丙莲，是一个普通的四川农家女子，她缠过脚，也不认识几个字，且长吴玉章两岁。

1898年她们结婚，1903年吴玉章赴日本留学时，生有一女一子。

1903年，吴玉章赴日留学坐船过三峡时，他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他在日8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召集荣县各界大会，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开辛亥革命独立之先河。

吴玉章这次回四川组织反清起义时，他在双石镇蔡家堰村的老家成了秘密联络点。

每有革命同志来，游丙莲总是热情接待。

辛亥革命后，吴玉章因策动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政府通缉，他大哥被撤职，二哥悲愤自缢。

他不得不流亡法国。

游丙莲在家安慰寡嫂，抚养子侄，在极度困难中支撑着这个家。

吴玉章长期奔波在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到6年，分别了40多年。

游丙莲含辛茹苦，勤俭度日，抚养儿女长大成人，又毅然将儿子吴震寰送往法国勤工俭学，儿女的婚姻大事都是她跑前忙后，一手操办。

一次，游丙莲托人写信告诉吴玉章，女儿已到缠足的年龄了，给她裹上了小脚。

吴玉章立即写信说，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新旧斗争。

游丙莲认为丈夫说得有理，使女儿成为家乡第一个不缠脚的女子。

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延安“五老”，精神不老作者：康井泉来源：《领导之友·综合版》2017年第09期在中共党内，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人被称为“延安五老”。

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起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讲话。

1940年，吴玉章六十大寿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

但是现在世界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

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

”从此，延安军民就亲切地称这五位老同志“延安五老”。

朱德还曾于1942年写下《游南泥灣》一诗，其中有一句：“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此诗传开后，“延安五老”的名头叫得更响了。

他们年龄虽“老”，但精神不老；虽然已经故去，但精神长存。

竭尽忠诚的共产主义精神“延安五老”对革命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

1938年10月，董必武协助周恩来在“南方局”开展工作。

在重庆近8年的时间里，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威望，与南方局的同志们一道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先后击退了他们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

毛泽东对董必武在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你的工作很得力。

”林伯渠是严以律己、忠诚于党的楷模。

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

二、戒骄傲自满。

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党站在一起、和人民站在一起。

毛泽东曾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

”邓小平说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徐特立被毛泽东称赞为“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被刘少奇称赞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被周恩来称赞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延安五老”读书轶事“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

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郁传统士子的痕迹。

所谓“读书破万卷”，“开卷有益”，“读书明道”，“学以致用”，都是传统精华的延续。

至于读书的经验之谈，他们认为读书是人生必需的功课，并将读书化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读书的方法，则是积少成多，由博返约，以及解决好泛读与精读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强调读书须联系实际，将自己实践的直接经验和读书所得的间接经验进行有机结合。

徐特立：与其马虎读十本书，不如老实读一本书徐特立青年时就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

壮年时他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

这是他罕见的读书境界。

他变卖家产购置了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例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

就在“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1905年，时徐28岁），果然他家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

不过，徐特立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有许多塾学和学校争相聘请他去执教。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

他的读书，与其为人的厚道、稳重相称。

谢觉哉：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阅读过他的日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60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

他的读书经验之谈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

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

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

”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

“延安五老”的科举生活作者：魏云豹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09期“延安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出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日渐解体、封建王朝正走向落幕，但传统科举制度根深蒂固的惯性依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延安五老”的青少年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的洋务运动和新式教育并没有给徐特立的童年带来太大影响，他依然延续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晋升之路，进蒙馆，读私塾。

徐特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九岁到十五岁，是在蒙馆念死书时代，全不了解内容和字义”。

徐特立虽然说自己“念死书”，但从他后来的回忆来看，这段蒙学经历对他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那位张先生，教徐特立读朱柏庐治家格言，读杨椒山遗嘱，让徐特立对书籍产生了很大兴趣。

徐特立后来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不能说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启蒙的影响。

这位张先生的谆谆教导，让徐特立受益匪浅，始终难忘。

他后来回忆说：“张先生对于我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于梦中去找他。

”在结束蒙学之后，徐特立有过一段思想的混乱期。

在读书与习业的问题上，他先是选择习业，后来又选择继续读书。

他的祖父当过中医，并且了解卜卦算命和堪舆。

徐特立因家贫无法继续读书时，曾想继承祖父的传承，选择以医为职业。

但是，当徐特立读到医书里的一些脉络之学时，却经常分不清；想要卜卦算命，却又发现常常算不灵验。

20岁时，徐特立决定放弃中医而专门教书并准备科举。

徐特立后来表示，学医是不成了，如果科举的话，兴许还能考个状元，因为考科举只要能写文章就够了。

徐特立的科举之路并未走太远，他起初学写八股文，因为没有先生教，乱读一通。

后来遇到了一位陈姓老乡，他才终止了学写八股的念头，开始认真读书。

这位名叫陈云风的先生告诉他，“要成一个读书人，不是读八股而是读书”，并且让徐特立读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学习读书方法。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作者：叶子来源：《百姓生活》2012年第12期“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

“延安五老”这一称谓，源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

徐特立：自动申请免职徐特立（1877～1968）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

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徐特立写了一封信，称徐特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他仍关心国事。

“文革”爆发后，有人在徐老寓所附近装了几个高音喇叭，昼夜咆哮，致使一向开朗的徐老变得焦虑不安。

他常自言自语道：“奇怪，怎么都变成敌人了？我不信，我想不通！”身边有人提起林彪，徐老轻蔑一笑，说：“哼，这是个老病号，成年养病，不工作，现在倒当了接班人了！”家人一听非常紧张，连忙阻止他说：“外头有人这么说，被打成反革命了！”徐老愤然道：“我都活90岁了，还怕当反革命？”有一次，徐老和谢觉哉同在一家医院住院，发现有一间大房子的墙上贴有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忠”字，人们每天都在“忠”字下面早请示、晚汇报。

谢老不解地对徐老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供起来吗？”徐老连连点头，神色凝重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啊！”1968年11月，徐老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

弥留之际，徐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

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骨折避过批斗吴玉章（1878～1966）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文革”爆发后，吴玉章被批判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接连受到冲击和迫害，心情十分压抑，1966年10月病倒了。

祸不单行，病中的吴老跌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

“延安五老”考作者：孙元吴尹浩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03期“延安五老”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群体概念，指的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年高德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对此并无异议。

但是，这个概念是何时形成、由谁提出的？各类文章莫衷一是，甚至还夹杂了一些讹误，故有必要加以考证。

1942年7月，朱德写了一首题为《游南泥湾》的诗，其中提到了“五老”。

于是，许多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在介绍“延安五老”时表示，党内外借此诗作，将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尊为“延安五老”。

该说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是目前有关“延安五老”概念形成过程的“主流观点”之一。

朱德的这首诗确有“五老”一词。

他是这样写的：“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不过，朱德在诗序中记述道：“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

”很显然，诗里的“五老”是序中的“四老”加上朱德本人——此“五老”非彼“五老”。

至于朱德、续范亭如何变为董必武、林伯渠，至少从这首诗本身看不出明显的逻辑关联，持“朱德诗作形成说”的论著也未能给出清楚解释。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朱德诗作只是恰巧与“五老”名称相同而已。

实际上，“延安五老”的概念此时已经形成并被提及。

同样在上述南泥湾之行中，续范亭所作《凑成五老图》一诗称：“徐吴谢林董必武，延安一幅五老图；今次林董偶缺席，我与朱公凑成趣。

”也就是说，续范亭表示，“徐吴谢林董”为“五老”，自己与朱德不在其列。

可见在此次出游之前，“延安五老”的说法已经存在。

续范亭还有一首长诗，不仅题目就叫《延安五老》，诗中也明确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合称“延安五老”。

目前仅知这首诗创作于1942年，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是诗中有“春意欲来诗意催，病榻清净为此句”两句，按其中的描述推断，创作时间应为早春时节，比7月10日出游南泥湾早了数月。

大名鼎鼎的延安五老连毛泽东、朱德...抗战时期，我党、我军中枢常驻大后方延安，除了征战在外的将领、干部，大多数高层都在延安工作，运筹帷幄。

其中有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开国元勋都尊敬有加，他们被誉为“延安五老”，这五老究竟是哪五位？他们后来成就如何？有几人官至正国？一、“延安五老”称呼来由'延安五老'这一团体称号来自朱德元帅的一首诗，1942年朱老总写了一首名为《游南泥湾》的诗歌，其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一句。

后来被党和军队各位领导引用，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就连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等大佬见面都会他们一声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

二、“延安五老”简介与成就1、延安五老中的“董老”，董必武董必武，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人，1920年就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为我党创始元老之一。

曾任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参加长征后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建国后，董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逝世，享年90岁。

2、延安五老中的“林老”，林伯渠林伯渠，湖南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人，早年是同盟会成员，曾为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林伯渠1921年初就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后林老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60年林伯渠病逝，终年74岁。

3、延安五老中的“徐老”，徐特立徐特立，湖南省长沙市人，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曾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

吴玉章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

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

吴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人物简介吴玉章（1878年-1966年），男，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878年12月30日生。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五四时期的吴玉章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

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踏上革命道路。

此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

回国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

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

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

1925年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征，后奉组织之命去苏联学习与工作。

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欧洲从事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在国统区进行斗争。

1939年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年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与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

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延安四老出山记作者：吴珏来源：《湘潮》2012年第10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5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人称“延安五老”。

他们分别是：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并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以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等。

中国共产党同时决定派遣一批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到各地办事处（或通讯处）担任代表。

延安五老成了当然的首选人物。

但由于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1937年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西欧做国际宣传工作，于是，在国内的延安四老义不容辞地出山了：徐特立被派往长沙，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林伯渠被派往西安，董必武被派往武汉。

四老利用自身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徐特立出山：身体力行促统战徐特立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潜心办学，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

徐特立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其在湖南教育界以及湖南上层人士中的影响，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由于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以及湖南上层人士中德高望重，中共中央安排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湖南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2月9日，年过花甲的徐特立抵达长沙。

徐特立到长沙后的第三天，即12月12日，应长沙临时大学的邀请去讲演，主题是怎样动员民众抗日。

16日上午，他应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邀请，在银宫电影院讲演，题目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

《党史博采》│2021第07期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代主席。

1921年到1949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湖到中南海，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走到最后，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董必武从红安奔赴武昌投入战斗，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斗争。

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痛心，他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919 年 1 月，董必武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鄂西靖国联军情况期间，遇到被他称作“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好友李汉俊，听了李介绍的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看了李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年3月，董必武旗帜鲜明地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5月18日，董必武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通电称：“北代表犹《党史博采》│2021第07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初心”概念。

此时，董必武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产党。

1919 年秋，董必武回到武汉，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建立了第一个党的早期组织，并积极推动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李汉俊专程到武汉委托董必武负责“共产党武汉支部”的筹建工作。

董必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陈潭秋等积极酝酿筹备。

这时，陈独秀又派早期党员刘伯垂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工作。

是年10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举行会议，成立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

经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中旬，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代表，抵达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

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冀晋、察哈尔、太行、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代表100多位。

会议历时两个月，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于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在陕北向全国公布实施。

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4月）一书记载，参加这次会议的100多位代表中有五位特殊人物，那就是曾被人们尊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

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陈列“全国土地会议”展厅展出的参会人员名单中，也将“延安五老”列入其中。

此外，王聚英主编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张志平主编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等著作中，也同样将“五老”列入了与会人员名单中。

只有赵福山编写的《红色记忆——西柏坡历史概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7月）和《历史的丰碑——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华文出版社，2010年5月），两本书中列出的参会人员名单与上述展览或者著作不尽相同，而且作者本人在两本书中的说法也不一致。

其中《红色记忆》与会人员名单中“延安五老”少了林
◆共产党深
受农民拥护的重要
举措：颁行《中国
土地法大纲》。

这
是河北阜平县易家
庄的农民在墙上书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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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1期 │。

延安五老最后岁月：建国后徐特立请辞“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

“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

他们的晚年虽然大多受到“文革”的冲击，但信念依旧。

徐特立自动申请免职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

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称徐特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

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

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

晚年徐特立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痛”自己的妻子。

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将妻子熊立诚接到北京，从此开始老年夫妻的团聚，家中有好菜他都要妻子先夹；家中钢丝床坏了一边，自己睡坏的一边妻子睡好的一边。

熊立诚1960年去世后，徐特立把两人的合影一直带在身边。

1968年徐特立去世，享年92岁。

吴玉章骨折避过批斗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吴玉章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

“文革”中，吴玉章也遭到了打击迫害，但他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

吴玉章在1966年10月底病倒了，病中听到的是“老走资派”、“黑线人物”的种种诬蔑。

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的小院里，因无人照顾而跌成腿骨骨折。

也许是因祸得福吧！当中国人民大学内的造反派头头想把他揪回人大批斗以彻底清算17年教育黑路线时，国务院通知造反派说他骨折，这才免过了一场灾祸。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吴玉章患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

“延安五老”的读书生涯作者：晚综来源：《晚晴》2019年第04期在中共党内，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被称为“五老”。

他们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

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经历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

董必武：“观书有得觉思清”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饱学之士，他博览群书，即便到八九十岁高龄，仍然“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

1965年3月董必武的《八十初度》诗有云：“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此身不惯闲无着，外语重翻读九评。

”这是他酷爱学习的真实反映。

彭真称赞他“读书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江泽民同志赞扬他“深思好学，酷爱读书”。

他常跟别人议论：“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是我的学习信条。

”董必武曾多次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必须珍惜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学习，不可虚度光阴。

85岁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学习当如卒过河”。

他自己这样做，也教育子女和青年学生这样做。

林伯渠：“把握住大的方向”从少年时期得父亲编著教本冠以“励志”勉励，考入师范学校就读，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主任，林伯渠一生都坚持读书学习，不断追随时代进步。

1941年他在自传中谦称“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

基于这样的读书学习经历，林伯渠认为，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

正是在广泛学习的过程中，林伯渠通过李大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后来又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这启发他去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

这种博专相兼的学习方法也使林伯渠具备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决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贡献。

徐特立：“时刻以为不足”毛泽东称赞徐特立：“你对自己学而不厌，你对别人诲而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他还这样评价徐特立：“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

延安“五老”您明白都有谁吗谁是最长寿的呢延安“五老”：你知道都有谁吗？谁是最长寿的呢？能够在贵姓之前缀一“老”字，地位都是比较尊崇的。

在组织延安时期，就有“延安五老”的说法，都是组织内部德高望重的老人。

这五位老人都是谁呢？延安五老的说法又是如何传播开来呢？还有一点，就是延安五老中最长寿的是谁呢？“延安五老”的说法，源于他的一首诗，题目唤为《游南泥湾》。

这首诗创作于1942年7月，诗中有这样一句“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由此“延安五老”的说法传播开来。

这5位老人，在当时是组织中重要的团体。

其中，有3位是湖南人。

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一大批人才，为祖国历史的进程作出了贡献。

第一位就是徐老特立。

徐老生于1877年，是湖南长沙人。

徐老早年接触新学，对于当时中国的现状非常忧心。

他自中学毕业后，就在长沙周南女校担任教员。

不仅如此，他还提倡创立私学，发展教育，自己也身体力行，创办学校。

1919年奔赴法国留学，当年也是42岁，但是依旧坚持学习。

徐老还是长征中年纪最大的人，当时已经57岁，骑马很不方便就是这样坚持走完了长征。

第二位湖南人是谢老觉哉。

他出生于1884年，参加长征的时候已经是50岁，也是上了岁数的人。

但是谢老提起长征，经常说红军长征也没那么苦。

谢老身体不错，87岁高龄去世。

第三位是林老伯渠，当年参加了1927年南昌起义，还参加了长征。

身体也相当硬朗，去世的时候是74岁。

第四位是吴老玉章。

吴老是1878年生于四川，1895年就接触了新思想。

不过接触了新思想的吴老，加入组织已经是30年后了。

吴老学识渊博，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也是延安大学的校长，对于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老也参与了繁体字的简化，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就是他主导研究的。

1966年的时候，他离开了人世，享年88岁。

延安五老已说了四位，那么谁是最长寿的呢？其实，最长寿的是最后一位是董老必武，与林老、徐老、谢老合成“长征四老”。

董老参加长征的时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不仅是延安五老中最长寿，也是长征四老中最长寿，去世的时候，90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