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探微
- 格式:doc
- 大小:24.50 KB
- 文档页数:5
抗战小说创作的发展
邝邦洪
【期刊名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96(014)001
【摘要】中国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经历了本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末和新时期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作品迭出、成绩斐然,并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
【总页数】2页(P14-15)
【作者】邝邦洪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相关文献】
1.“政治—文学”家二重身份下的抗战表达——论罗烽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J], 范庆超
2.房伟近年小说创作的抗战叙事 [J], 陈进武
3.“生存意识”与抗战文学——谈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J], 尤冬克
4.抗战时期国统区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翼——简评抗战时期桂林文学界的小说创作[J], 李建平
5.广东左翼文学家抗战小说创作比较——以黄药眠和丘东平为例 [J], 郑;萍包婉姝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理论新见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重要的题材资源。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时小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抗战题材小说在国内大文学史景观中已基本完成了经典化过程。
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通过不断地再解读,深化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层次。
进入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在原本深入人文价值腹地、重塑民族形象、复原历史本貌、检省道德人性等创作诉求的基础上,在叙事视角、叙事风格、情节戏剧感等写作发生学的技术层面也期冀有所突破,进而确立起本土性和世界性相互交融的艺术风貌,以及多元化、极富张力的创作个性。
近八十年的抗战小说创作发展史也积累了一些创作顽疾——当思维禁锢在某一个苑囿中,不仅想象力疲软,而且其现实焦虑感亦会陡升。
陈晓明教授曾在《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了中国抗战小说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书写具有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甚至是鬼化的特点,原因在于这些小说缺乏对时代、对民族、对人性的反思,希望中国作家全面检讨对历史的认知态度,尤其是对邻国日本的认知和理解①。
近日,张学昕教授再次明确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叙事,显然还缺乏更宽广、更阔大的历史、民族、文化背景,在精神深度和人性烈度的发掘方面,也还缺少哲学底蕴和理性张力。
”②从近二十年的抗战题材小说来看,作家们已意识到思维拓展和叙事转型的必要性,另参考了西方经典战争作品,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等。
除此之外,新世纪抗战小说更为重视创作前期的实地考察、采访幸存者,从民间口述史、地方志等途径收集创作资料,例如熊育群《乙卯年雨雪》、范稳《重庆之眼》等。
这样的创作理念既能拉开创作与官方历史文献的距离,又能使民间话语成为最宝贵、最广泛的资源。
还有一部分新世纪抗战小说与影视传播媒介有相互成就的关系,“先影视后出版”的新型抗战小说文本,通过强大的戏剧感投射迎合了当下大众立体阅读的要求。
新世纪之前的抗战题材小说简议【摘要】黑格尔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
”在抗日战争局部爆发后至世纪末的70年里,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依据其时代特征、历史使命、作家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异同而在人物塑造、人物观照、文本手法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纵观70年里抗战题材小说的发展,从中不难看出抗战题材小说在人文关怀和人性重现等非政治方面的探索与成长。
【关键词】抗战题材人物塑造人性成长【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48-01战争如一朵“恶之花”,绽放在中华大地上,它使我们的民族觉醒与抗争。
同时,也创作了战争文学。
1 由东北燃起的如火诗行九一八事变的一声枪响,点燃了中华大地上的熊熊战火。
十四年的连绵战争,使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从“五四”以来发展着的新文学运动不能不调整步履,适应战时的形势,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40年代”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密切的联系。
战争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心理、姿态、方式及题材风格。
一切创作都或多或少的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小说更是如此。
这一时期进行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都是生活在战火殃及的土地上,或是因为战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是隐姓埋名地蛰居着。
这些作家心中都怀着深深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民族情绪,而他们的作品也深深的扎根于被日本铁骑蹂躏着的自己深沉爱着的土地。
东北作家群便是这类小说创作者的典型代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出了抗日反帝文学的先声。
同时,他们还是此类题材小说的最忠实最真诚的反映者和书写者。
正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才会呈现出顽强的张力,他们这样倾尽所有的感情和心血去集中表现“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才会牢牢地嵌在读者的心里。
如萧红的《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大地的海》、李辉英《松花江上》等。
该时期文本的政治化色彩非常浓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决绝的痛恨,对于抗日英雄的高度的赞扬都毫无犹豫的体现在文本中。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探微【摘要】如果说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使逐渐解脱政治依附心态和加强个体人格的作家实现了对既有的意识形态的有意识的颠覆和消解,那新世纪里作家则在向以往文学历史话语的“真实”发难的同时,也向传统历史叙述找寻呼应和归属,成功地从“概念化”模式中跳脱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言说机制。
本文试图从理念认知的深度革新和历史话语的多向熔铸,叙事策略的延展,以及多维的人物塑造等三方面探究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所突出的独特表现机制。
【关键词】新世纪;抗战题材;历史话语;叙事机制;人物塑造就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一方面作家观照传统的历史大叙述,而另一方面,人文意识不断对“正史”进行多维地解构与反拨,作家开始试图进入人类战争的话语体系,以终极人文价值立场并熔铸其独特的个体体验来解读历史,采用多种结构叙事来触摸历史与文化中人性的幽微,开启了波澜壮阔而又浮泛青萍红菱的历史画轴。
据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 理念认知的深度革新和历史话语的多向熔铸随着人性的“再认知”和人文主义的深度渗透,打破传统的历史叙述,成为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意旨所在。
而新世纪的文本延续了这种使命,并在历史话语渗透了作家独特的生命憬悟和生存体验,实现了他们对现实话语的拓展与延伸。
作为见证者的宗璞,其《野葫芦引》便沉淀了深刻的个人经验,并糅人了独特的性别体验,形成了隽永而深刻的话语叙述。
温靖邦的六册《虎啸八年》则跳出“意识形态偏见”,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波澜壮阔地描写了国共战场和政场的抗战局面。
而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则以浓烈的悲剧意识和戏剧色彩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塑,唱出了一曲历史失真的动人心恻的哀歌。
“这些对国民党抗战功过的重新评价的作品冲破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2 叙事策略的延展:言语主体、活动主体的转移以及多元叙事的介入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由以往的单声部转向多维度叙述,“意识”和“阶级”被从叙事焦点中过滤,“神性英雄”和“阶级英雄”不再是言语主体,言语主体拓展了蕴含,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广泛的典型性。
另一种“红色经典”———浅析谍战题材小说的叙事创新■李 洁/开封技师学院摘 要:近十年来谍战题材显露出“反类型化”的书写倾向、并有明显的形式化探索和创新,为这一类型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
加之其中一些成功的小说很快被搬上荧幕,得到一致的好评,因此它们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另一种“红色经典”。
对文学作品可读性、娱乐性的追求使之与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划出了明显的界限,满足了文学创作与当今文学消费的双方面需要。
本文以一部分新生代谍战小说为例,简析其在人物塑造、叙事模式上的创新。
关键词:红色经典 谍战题材 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谍战题材的小说一直是一类特殊的存在,早期的谍战作品大多以政治性的书写来构筑故事、传达政治观念,而近十年来谍战题材显露出“反类型化”的书写倾向、并有明显的形式化探索和创新,为这一类型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
加之其中一些成功的小说很快被搬上荧幕,得到一致的好评,因此它们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另一种“红色经典”。
本文以一部分具有特色、影响较大的新生代谍战小说为例,简析其在人物塑造、叙事模式上的创新。
一、剑走偏锋的人物塑造提起新生代的谍战题材创作,不能绕过的一个名字就是麦家。
他的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被翻译成33种语言,是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中文作品,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是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后唯一入选该文库中国当代作家。
作品堪称为新一代的另类“红色经典”。
(一)红色经典所谓“红色经典”到底包含哪些文学作品,学界众说纷纭。
但从整体的意识形态来看,是指遵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创作的一系列“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
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
”①如:《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谍战题材如:《羊城暗哨》、《一双绣花鞋》、《保密局的枪声》等。
新世纪抗战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灾难和浩劫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由于抗战的特殊性,八年之久的抗战历史已成了永远值得人们深度挖掘的“文学之源”,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从它发生之日起就层出不穷。
本文以新世纪以来抗战小说的叙事模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和分析新世纪以来抗战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模式,阐明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方面的突破与拓展。
引言“抗日战争”自爆发以来,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书写,每一个时代对它的表达都会形成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话语特征。
从历史的客观性来看,抗战是已发生的历史,是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任时光飞逝,稳如磐石,无法挪移,然而变化的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之于它的认识,还有我们对它所蕴含的内质的挖掘。
加之处在“时代”的特殊环境中,我们对它的书写和表达会受到的各种影响,因此抗战叙事随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演变。
关键词:新世纪;抗战小说;影像化叙事1.抗战小说抗战小说是指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八年之间文艺界所创作的小说。
“抗战小说”分三个流派,一是沦陷区小说,包括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小说,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为基本主题以及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以艺术的形式记载日寇、汉奸的罪行,歌颂人民的不屈斗争;二是国统区小说,一部分表现了爱国军民的奋起抵抗,较多的则以巴金、茅盾为代表,揭露腐败统治的黑暗;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小说,以赵树理、马烽等的作品为代表。
这些抗战小说风格各异,艺术水平各有千秋,但总的来,它们在激发民族意识,呼唤人们救亡图存;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抨击投降和汉奸罪行;鼓舞士气,维护和促进民族独立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由此,在抗战爆发的年代,救亡图存作为抗战题材小说表达的主旨,抗战的事实就在眼前,直接的反映和表述是普遍的方式;到了建国十七年,抗战的胜利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由于政治的规约,时代的需要,“红色抗战”的叙事模式成为主流;新历史时期随着人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理解和感悟提高,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引导,我们逐渐打开视野,还原全貌,探讨战争与人性,寻找未曾发掘或遮蔽的历史真相;到新世纪,我们进一步打开视野,展开宏大叙事,靠近历史的真相,呈现抗战的全貌;拔高看待战争的站位,向外向内掘进,多方位多视角抒写人性的光芒;虽然时间拉远了战争与我们的距离,但又给我们更多的历史积淀和宽裕的思考余地,因此在反思历史回顾战争方面,抗战题材小说呈现出“现在”和“过去”自由穿梭的新的话语方式;我们消解了诸多二元对立因素,用史实和想象构建多元化的抗战叙事;1.影像化叙事影像叙事是当代文学意象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文本表达形式。
【精品word论文】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鸟瞰现当代文学论文-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鸟瞰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
但是,战争这朵“恶之花”,也使我们民族觉醒与奋起,当帝国主义的枪炮对准我们胸膛的时候,中华民族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怒吼,战争动员了人民,也创造了文学。
在新时期文学中,有许多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继承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崭新的审美意识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同休戚、共命运的这段悲壮动人的历史。
作家或歌颂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英雄,或记录光辉灿烂的战斗里程,或毕现残酷悲壮的战争场面,它们构成鲜明的时代性、厚重的历史感,写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求生存、谋解放的坚定信念。
虽然作家们的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有别、艺术思维方式各异,但是,他们吹奏的是同一曲调,那就是歌颂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从而警醒和教育人民。
在文学刚刚步入新时期的时候,管桦的《将军河》、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作品基本上沿袭了以前抗战小说的艺术模式。
1979年,陈立德在《长城恨》中,描写了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光辉业绩。
作品虽然也表现了党对群众抗日队伍的领导与帮助,但重点突出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热情,作品还写出了群众抗日队伍惨遭扼杀,英雄捐躯的悲惨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开始显露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艺术风貌。
80年代前期,艾煊的《乡关何处》、马加的《北国风云录》、杨沫的《芳菲之歌》的侧重点已经不在颂扬超凡脱俗的抗日英雄,而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寻找救亡之路和人生归宿的艰难跋涉,以饱满的情感描写了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心灵冲突,从而从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展现抗日战争的风貌。
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思想深化、艺术上突破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潮流中调整着自己的审美心理机制和创作方法,使现实主义呈现出新鲜的活力。
曾以《铁道游击队》蜚声文坛的刘知侠,于1989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沂蒙飞虎》,小说的传奇色彩和富有情趣的生动性,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者: 赵佃强
作者机构: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出版物刊名: 理论学刊
页码: 123-127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4期
主题词: 新世纪;抗战小说;战争反思;人性书写;民间话语
摘要:新世纪的抗战小说与20世纪的抗战小说相比,数目更加繁多,描写视角更加扩展,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入,在战争反思、人性书写、民间话语等方面均有所突破,也在借鉴世界经典战争小说的同时不断确立自我的独特性.笔者以为,抗战小说要想取得更大的繁荣,需要作家确立人道主义立场和终极关怀意识,有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要抵制消费主义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并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家投入到抗战小说的创作.。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探微
【摘要】如果说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使逐渐解脱政治依附心态和加强个体人格的作家实现了对既有的意识形态的有意识的颠覆和消解,那新世纪里作家则在向以往文学历史话语的“真实”发难的同时,也向传统历史叙述找寻呼应和归属,成功地从“概念化”模式中跳脱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言说机制。
本文试图从理念认知的深度革新和历史话语的多向熔铸,叙事策略的延展,以及多维的人物塑造等三方面探究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所突出的独特表现机制。
【关键词】新世纪;抗战题材;历史话语;叙事机制;人物塑造【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190-02
就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一方面作家观照传统的历史大叙述,而另一方面,人文意识不断对“正史”进行多维地解构与反拨,作家开始试图进入人类战争的话语体系,以终极人文价值立场并熔铸其独特的个体体验来解读历史,采用多种结构叙事来触摸历史与文化中人性的幽微,开启了波澜壮阔而又浮泛青萍红菱的历史画轴。
据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 理念认知的深度革新和历史话语的多向熔铸
随着人性的“再认知”和人文主义的深度渗透,打破传统的历史叙述,成为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意旨所在。
而新世纪的文本延续了这种使命,并在历史话语渗透了作家独特的生命憬悟和生存
体验,实现了他们对现实话语的拓展与延伸。
作为见证者的宗璞,其《野葫芦引》便沉淀了深刻的个人经验,并糅人了独特的性别体验,形成了隽永而深刻的话语叙述。
温靖邦的六册《虎啸八年》则跳出“意识形态偏见”,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波澜壮阔地描写了国共战场和政场的抗战局面。
而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则以浓烈的悲剧意识和戏剧色彩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塑,唱出了一曲历史失真的动人心恻的哀歌。
“这些对国民党抗战功过的重新评价的作品冲破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2 叙事策略的延展:言语主体、活动主体的转移以及多元叙事的介入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由以往的单声部转向多维度叙述,“意识”和“阶级”被从叙事焦点中过滤,“神性英雄”和“阶级英雄”不再是言语主体,言语主体拓展了蕴含,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广泛的典型性。
活动主体也相应地由根据地战场扩展到正面战场,由战场迈向民问,有烽火的地方就有民族的抗争。
《国殇》和刻画国民党新编29师在许昌战场的殊死顽抗历史的《血战许昌》则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宗璞《野葫芦引》中,细腻而深入地刻画了逃亡昆明的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心灵的失落与抗争。
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十二位妓女的出现则表明叙事主体开始不断向民间和普通人乃至底层倾斜。
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在对革命加爱情的传统架构的因承中,又极其细腻地刻画了人物隐秘而丰富的内心情思,同时,对人性未泯的“迫战者”日本二等兵岩下的精神世界
的展示,弥补了敌人心理细微剖析的空白,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
3 多维的人物塑造:“裂痕”型形象、“回归”型形象与“咬合”(“齿轮”)型形象的交叠
该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渗透着人文主义情怀:作家的笔触如一枚有力的船桨,恢弘又轻细地游弋在人性幽邃而激荡的暗流中,不断地撞击着灵魂的暗礁,击荡出人性隐秘的倾诉和难以视听的呼唤。
从而将人物塑造彻底地从“脸谱化”、“概念化”和“政治符号”的漩涡中拉拖出来,点染出了丰富多姿的人物画像,使其审美模式日益倾向于人性化、生活化和本我化。
3.1“咬合”型形象:军旅作家徐贵祥在其战争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和《历史的天空》中秉承着呼唤英雄主义回归的一贯意旨,其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沈轩辕、梁大牙,极富独特的个性魅力。
出身店伙计的梁大牙,身上既有侠肝义胆的江湖气派,又有粗蛮霸道的军阀作风和狡黠世俗的民间智慧,他的从军含有肝胆报国的积极因素和求名求爱的投机成分,所以,一开始,其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就如同两个齿轮相互咬合制约而转动。
后由粗犷狡黠的草莽英雄而转变为一名富于谋略魄力和儒雅风范的将领,升华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草莽”和“英雄”在节奏张弛有度的历史叙述中得以如轮齿般完美契合。
而《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对沈轩辕的塑造不免有些英雄神话色彩,但在文本叙述中通过“咬合”塑造填补了合理性。
一方面,他是具有多重公开和隐形身份的抗战志士,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才能的将领,同时又是有着悲天悯人情怀和人文主义觉醒的资
产阶级的无产主义者,充满了神性的光辉,而另一方面,其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对爱人王凌霄体贴入微的浪漫情怀两种不同精神
特质相“咬合”,其处变不惊的韬略和对战场形式估计不足致血战两种不同的叙述相“颉颃”,丰富了沈轩辕作为“人”的个体特征,从而削弱“神性”,以“齿轮”式的制约回归了人性化、生活化。
3.2“裂痕”型形象:面世于世纪之交的《国殇》通过历史的偶然性和“人物的非英雄化”,塑造了“裂痕”式的人物群像,揭示了历史真相的虚妄性。
杨梦征在军阀混战中因“滑头”而声名狼藉,但在日军入侵形势下他义不容辞地在台儿庄大战中牺牲自己的“杨家军”,成为抗战英雄。
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积极的转折。
而在陵城的溃败中,出于公心不得已签署投降密令,最终为军人荣誉和民族气节而饮弹逃避。
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裂变,从英雄到叛徒这一显性的“裂痕”成了历史改辙的一道隐秘的“胎记”。
师长白云森有着雄才大略和铮铮铁骨,但幕后却又有着了嫉妒猜疑之心和权力欲望的阴谋,这两种正反方面的人格机制构成了他人格和形象的隐形“裂变”。
杨皖育性格软弱不堪重任,却在历史的偶然性中掌握了军权,成为历史的胜者和篡写者,这是其命运的和性格之间的“裂痕”。
而最后,所有人都成为枪杆话语权下的民族英雄。
这无疑是人物命运与人物真实问的“裂痕”有力牵掣着历史命运与历史真实问的“裂痕”,从而塑造出了非英雄的人物群像,消解了历史的真实性。
3.3回归“型形象:《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宫临济等汉奸“民族意
识”和民族尊严最终得到回归,日本兵岩下对乡村女孩拯救和自我的救赎体现了人性的回归,具有人类人文情怀的深度。
《历史的天空》中误投国民党军队的共产主义拥护者、知识分子陈默涵最终带领辖部“暴动”,最终回归到共产主义志士的轨道上。
这些“回归”型形象,深刻地体现了回归正义的历史选择和浓郁的人文精神,因此具有典型的意义。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在对历史的重塑中,不断超越原有的言语体系,通过多种叙述模式和多维的人物造型,延展了历史叙述的言语空间,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
它在英雄主义民族情结式微的今天,如一把利剑,煅造和点亮了民族精神,成为回归历史永久的参照和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