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师陀小说中的经济伦理叙事——以《无望村的馆主》《结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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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目光下的城市审视——浅析师陀的《结婚》摘要: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以生动细腻地笔触刻画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小人物胡去恶在大上海茶馆、咖啡馆、舞厅等象征现代文明生存空间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从乡下人的文化视野凸显了都市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揭示了上海“毁人炉”的特性。
作者对大上海灯红酒绿的浮华以及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批判。
关键词:师陀;《结婚》;都市文明;人性扭曲; 叙事视角一、传统和现代交错夹缝下的中间人小说的主人公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令人鄙视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深感自卑。
他对恋人林佩芳真实地吐露着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他没有踩马路的资格。
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
”偌大的上海,却容不下小小的他和他的铺盖。
他自卑,他羞愧。
形单影只的他,与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寂寞感。
当佩芳一家不得已离开上海,胡去恶看着“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他一时间不知所措:“举目无亲,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来关心?”此时的去恶,深深地爱着佩芳,他想多挣钱尽快和佩芳结婚。
他忍辱负重地在上海苟延残喘的挣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西方文明在大都市生根发芽,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胡去恶强烈的自卑感和孤独感正是浮华的上海新的生活方式下的产物。
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城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失落。
西美尔曾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
”胡去恶的自卑、孤独感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内心的困扰、外界的诱惑,这似乎是作者有意的安排。
胡去恶终究抵挡不住对金钱的渴望,这一切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城市的野心,从他准备借钱做生意赚大钱、在“小天堂”咖啡馆第一次和钱亨谈话时,他就钻进了别人设计的陷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
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
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
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
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
”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
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
”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
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
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
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128《名家名作》·研究叶淑钦小说作为叙述的艺术,作者讲故事的方式与作者想要表现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叙事方式制约和规定着小说的主题,同时叙事方式也是故事主题的一种。
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而言,师陀对小说叙事技巧的探索有较大的贡献。
杨义认为“师陀创作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一个特色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式,由里及外地对人物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世界进行双重透视”[1]。
师陀在《芦焚散文选集·序言》中认为自己没有风格,他对自己不稳定的行文风格很失望,以至于怀疑自己的作品。
而实际上,师陀自己不愿追求任何派、任何风格,似乎显得有些另类。
他不断的实验和小说技巧尝试,本身也体现了他小说文本中所体现的“跋涉者”这个不断在寻找、结果终究只是虚无的存在感的形象。
技巧的多样化反映了师陀的文学理想。
师陀在进行小说写作时采用了一些“普遍化”的叙事技巧。
这里所说的“普遍化”是指师陀把单个故事中发生的事情普遍化为生命普遍存在的形式。
笔者分析了师陀的小说内容之后,反过来看普遍化的叙事技巧,发现普遍化的叙事技巧关系到小说的主题内容,进而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在这种技巧之下,个体命运变成了群体的命运,个体的无望成为群体的无望。
师陀不断追求自己的小说风格却又不断失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采取了普遍化叙事技巧,这也反映了师陀自身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他的人格气质。
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从表面来看,语言体式、语言秩序是叙事技巧的表现;从里层来看,作家的个人内涵、社会的文化精神在叙事技巧中得以体现。
师陀的小说《结婚》在叙事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视角的多重性,在文本中小说叙事视角经常转换,难能可贵的是视角转换的形式非常巧妙。
小说《结婚》的上半部分由胡去恶写给未婚妻林佩芳的六封书信构成,这一部分以胡去恶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展开情节,讲述主人公胡去恶在都市的生活,以及他如何一步步被都市生活所俘虏。
选择胡去恶为叙事者的叙事方式能够充分显示主人公的内心所想,也从侧面描写了林佩芳的美好形象。
第31卷第3期2018年5月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Vol.31 No.3May.2018乡土作家视域下的都市书写——师陀小说《结婚》牛旭鴒(南昌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00)摘要:20世纪30年代,乡土作家师陀在沦陷区上海创作了 一部描写农村人进入都市被逐渐腐蚀的战时小说《结婚》。
这 部小说展示了农村人胡去恶进入都市之后逐渐堕入欲望深渊的过程,显示了师陀以乡土作家身份对都市的关注,展现出乡下人眼中的现代性、先入为主的都市书写、“心理的都市与田园的争斗”。
关键词:乡土作家;师陀;《结婚》;都市书写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 以农村题材为创作重心的作家,他们身居都市,漂泊 寓居,沐浴着现代都市文明,却又挂念着故乡的民俗 风情,于是便用哀伤忧愁的笔触书写曾经的故乡。
值 得注意的是,来自河南乡下的师陀也把目 了从乡村来到都市的乡下人。
夏志清曾在《中国现代小 说史》中表示:“论才情,师陀是比不上钱钟书或张爱 玲的。
,’ra(453)的是,他仍然把这有限的才情最大 了出来,并以“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的独特风格成为了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胃。
师陀 文一,自是“乡下人”,也 :明了他对都市的 的是乡下人的 ,乡下的。
师陀 ,一 的,了都市 的。
有关资料显示,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是 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厌恶邮64?6-。
师陀于1936年从北 上,之后写下了以 上为背景的'《结婚》散文集《上海手札》。
《结婚》通过书写 小人物胡去恶在城市的堕落,展上海现代生活中的污秽肮脏,文学一直评价颇高。
如 的评价:“他把《》写成了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
,’[1](459)还有严家炎的评价:“《结婚》是中国现代都市叙事的 重要收获。
论师陀小说中的经济伦理叙事——以《无望村的馆主》《结婚》为例周丽娜【摘要】在师陀的小说创作中,《无望村的馆主》和《结婚》叙述的是两个典型的经济伦理故事,即经济伦理学中“棘轮效应”的强化机制.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在于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延伸至经济伦理领域,提出了一个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有关个体人的现代性问题.在一个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为主要目标的时代环境中,师陀将道德置于了个人现代性诉求的首位,作为其对中国经济伦理现代转型的回应.【期刊名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56)004【总页数】5页(P63-67)【关键词】师陀;经济伦理;棘轮效应;个人现代性【作者】周丽娜【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05;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北京,100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46.7师陀是美国学者夏志清发掘的五位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但他并未如沈从文等其他四位作家那样在中国迅速走红,成为研究热点,至今师陀研究仍是寂寞的。
作为公认的乡土小说作家,其《果园城记》等典型的乡土小说文本已被反复研究过,但他于1941年创作的《无望村的馆主》却因偏离一贯的乡土小说创作模式而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该作虽以乡土生活为背景,所关注的问题却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乡土小说。
它既非如左翼现实主义乡土小说那样,从政治角度批判乡土社会的丑恶、阴暗和不公,以表达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又非如京派乡土小说那样,从文化角度展示乡土社会人的生存状态,追求清新的乡土气息与强烈的抒情性。
它所关注的问题超越了同时代的乡土题材小说,更接近于他于1946年创作的都市题材小说《结婚》。
二者取材不同,但讲述的都是典型的经济伦理故事,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凸显了现代经济伦理学中的“棘轮效应”②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
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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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师陀小说创作的形式特征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20050501中文摘要师陀的创作具有较强的个性特征。
早期作品以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对故乡纠缠不清的爱憎表达,使他跻身现代文坛,占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抗战的硝烟中,他困居上海仍坚持创作,但其部分作品因和主流审美标准的某些疏远而受到了冷落。
1970年代末,国内的师陀研究开始起步。
在此之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在大陆研究者中间传读,师陀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但以往对师陀的评论多集中在政治、文化的层面,而对其创作艺术形式的研究仍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
’本文试图从师陀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形式特征入手进行评论。
中国现代小说在形式上受西方理论影响最为明显。
师陀的创作理论不是简单的对西方移植,他从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学和白话说书体小说中汲取有益因素,大胆尝试采用多角度叙述方式表达复杂的人生体验,在这一点L,可以看出师陀独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艺术创造。
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师陀在短篇文体上的探索及所受史传文学的影响。
师陀在短篇小说文体的形式探索上,既有继承更有创新。
他并未恪守短篇创作“横截面”理论的成规,而是按照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标准去探索一种新体式。
《谷》和《罩门拾记》里的部分篇章就是以人物及场景的复杂多变而取胜。
史传文学对中国文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幼对史书的偏爱,陶冶着师陀深层的审美意识。
体现为:一方面,在行文结构上倾向于用“传汜体”而非jF宗的小说的方法叙述,用短篇体式写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如《城主》、《刘爷列传》等:另一方面,其作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笔端充满了冷峻的历史感,如对果园城破落公馆的描述,对魁爷、素姑等人物历史命运的展现。
第二.部分论述师陀以说书人语调讲述故事所带来的魅力。
“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其不足之处,但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继,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