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文学——听陈泳超老师课的笔记这个学期的《静园学术讲座》，我听了两场关于民间文学的讲座。
关于民间文学，我过去了解非常有限，但这两场讲座确实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这篇文章我主要想记下我听陈泳超老师课的感想。
1、“民间文学”概念的建立中国的主流学术界研究民间文学，主要还是由民国时期开始。
但这种说法也有点不确，因为中国的文人文化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须建立在一个“底座”之上，这个“底座”恰恰是由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创造的。
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对《国风》的性质一直不断有争议，对《国风》性质的看法也随着思想界主流思潮的变动而发生变动，我们很难真正得到一个“客观”的答案。
先秦和汉代认为《国风》有美、刺的作用1，朱熹认为它是民歌集子，二十世纪后半叶冈村繁先生提出，《国风》中随处可见的贵族器物说明它不可能是一般百姓所写作的2。
陈泳超老师上课时指出，他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诗经》与民歌是有关系的。
我同意陈泳超老师的说法，因为就算《国风》是贵族的创作，它也是吸收民歌、模仿民歌创作的，不可能完完全全自己创造出形式与内容，和《诗经》之前的文学完全割裂。
这样看来，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从源头上就是非常亲近的。
到了明代，李梦阳(1472-1530)又借王叔武之口表达了“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真诗乃在民间”的观点。
3李梦阳之后，冯梦龙（1574——1646）评论道“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
”4冯梦龙所说的“假诗文”，就是那些没话找话的诗词，作者们虽然格律一字不错，1《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毛诗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清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
”2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诗经>溯源》，见《冈村繁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
转引自徐文祥《冯梦龙的民歌编纂》，《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
4见明冯梦龙：《序山歌》。
典故、化用俱全，但空洞无物，令人作呕。
民国时期真正在学术意义上开创了民间文学研究。
胡适编《词选》，尽量挑选那些不用加注，或者只用加很少的注，就能使人看懂的那种很浅显、很好读的词；顾颉刚编《吴歌甲集》，也是如此。
他们这样做都有理论革新上的目的，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比较大，认为中国人使用和口语完全脱节的语言来写作，和西方用活语言写作反差巨大，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
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
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
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胡适把文言文当做“死语言”、用文言写作的文学当成“死文学”，他认为书面语言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的，只有口语才最接近人生命的本真、那种无法加以掩饰的本质、那种毫无矫揉造作的真实。
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和白话文运动是相呼应的。
2、民间文学是“生成”的文学陈泳超老师上课时提到，民间文学是在场（presence）的文学，而作家作品是不在场（absence）的文学。
的确，比起作家作品，民间文学更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
它是民间艺人对着其他农民面对面讲的，没有人在意这个故事是谁写的，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个故事加以改动，只要经过你的改动后，这作品变得更加有趣味就行。
陈引驰先生曾指出：“作为平民社会消费文化的对象，对古代白话小说这样的产品的理解也自当与过往的士人文学不同。
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考证一个小说的作者，知人论世固然是有效的传统的观念，但在理解小说的文学精神和传统时，觉得似乎有时候那没有必要。
”因为这些古代小说是“类型化”的，“这与后来比如《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不一样，对《红楼梦》这样的个性突显的文人型小说，越多了解作者越有助于理解其文学，但是对于《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作品，一定要知道一个具体的作者，有没有必要？”《西游记》和《红楼梦》是两本完全不一样的书，《红楼梦》的主体由曹雪芹独自完成，这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但是《西游记》是谁写的呢？5或许，吴承恩只是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一环，至于是不是关键的一环，这就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
胡适指出，《西游记》从唐朝开始，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个一百多字的小段落开始，5盛韵、丁雄飞：《陈引驰谈传统文学研究的反省与共识》，《东方早报》2012年10月14日。
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吸收各种民间故事，越滚越大。
6不是一个“写成的文本”、而是一个“生成的文本”7。
可能有上万人乃至更多的人参与了这一过程，就好比进化论，每个人对这个故事加点油添点醋，吸引人的就会被人记住，不吸引人的人们就渐渐忘记了。
最后，民间生成的各种各样的鬼怪故事，就慢慢进入《西游记》的这个框架中。
特别是“九九八十一难”这个框架，本身就非常适合吸收各种民间故事。
在《吉尔伽美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吉尔伽美什历险的旅途中，就加入了各种各样和故事主线没有太大关系的鬼怪故事。
其实，最近出土的简帛古书，也显示了古书的形成过程。
以《老子》为例，郭店本、北大本、马王堆本到王弼本显示出《老子》文本逐渐“生成”的过程。
李零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方：“战国先秦古书好像气体，隋唐古书好像液体，宋以来的古书则是固体。
”8其实这正是口传、书写、印刷三种媒介的区别。
思想史中说的“大文化”、“小文化”，我觉得意思就是文人的书写文化，下面的底座是口传文化，口传比书写要早，书写出现以后，口传也没有终结，依然在延续，并且为书写文化提供新鲜血液。
3、被文士主流话语压制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让我们反思很多看似“正统”的概念，比如“文学经典”的概念。
这个学期上课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但至今没有很明确的想法。
一个喜欢看《红楼梦》的读者，一定比一个读一本网络言情小说的读者高尚吗？我没有读过现在的网络小说，但这样的判断，似乎没有很强的逻辑。
很多文学经典，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经典的。
比如现在很多人一讲起中国文学经典，就是“四大名著”。
其实四大名著并不是中国经典中很核心的东西；中国书的核心，说到底还是“五经”。
所谓的“四大名著”是在民国时期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因为西方文学特别看重小说，五四的思想家又特别反传统、反正典，所以从中国文学史中抽出四本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小说，组成“四大名著”，其实明清人看这些书，也就和我们现在人看网络小说的观感是一样的，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些书当成“经典”。
我认为，“民间文学”和“网络文学”，就是一个东西的不同表现，在前现代社会就是“民间文学”，在现代社会就是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庸俗”的那些文学作品。
它们的本质是自发的、无意识的审美。
我不禁怀疑，“经典”作品和庸俗作品，6胡适：《西游记考证》，见《加新式标点符号分段的西游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
7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作《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一书，此处借用他提出的“生成”这一概念。
8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214页。
原文：“我的印象，战国秦汉的古书好像气体，种类和篇卷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气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来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真的存在某种客观的高低差距吗？高文化和低文化之间真的如同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客观的高雅与低俗之分吗？我上高中的时候，很多很聪明的学生，从早上第一节课一直到下午最后一节课不停地在手机上看网络小说，他们看这些小说完全是因为这些小说使他们感到快乐，为此他们不惜放弃分数，冒着被老师抓住的危险，这和那些艺术史上烜煊赫赫的大画家们为了作画放弃人世的一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们是不是人云亦云，赞美“皇帝的新装”，亦或是我们怀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那种“知识分子”对普通百姓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听完陈泳超老师的课，我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文学不是自给自足的，文学也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东西，文本和它周围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
陈泳超老师说，很多山歌是即兴演唱的，第一句话往往看到什么就随口唱什么，看见一只鸟就唱那只鸟，看见一条河就唱那条河，因为不用走脑子，可以再想想接下来要唱什么，想想押韵。
“关关雎鸠”、“汉之广矣”，不都是这样吗？这里涉及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学，这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
陈老师引用了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
（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但在他身上，那种文人的传统依然是很强的。
中国的文盲率在古代一直是很高的，因为古人从没有想过让所有人都识字，识了有什么用呢？只要“君子”识字，然后去“教化”百姓就行了。
我最不喜欢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种“教化”的思想。
就我自己而言，我一定比社会上一般的人读过的书要多，这是肯定的，但我觉得我绝没有权力教导那些书读得不多的人应该怎么样生活，读书再多的人也没有这个权力。
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权力。
语言学上的伍尔夫假设告诉我们，人的思想会受到他说的语言的影响。
古代“君子”一词，既有“品德高尚的人”的意思，又有“统治者的儿子”的意思，所以古代思想家不会去思考“为什么我们有权力教别人怎么生活”这个问题，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因为我们出身高贵，所以品德高尚，所以我们可以讨论那些“庶民”应该怎么活。
当然，我们现代的思想也会出很多类似的问题，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但这的确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其实在古代，读书人也从来不能让那些老百姓的信仰跟着他走，只不过那些不识字的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资料罢了。
至于现在，几乎人人都识字，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写东西，人们的文字阅读能力越来越差，都喜欢读图了。
另外一面理工科的人又懂得那么多文科不懂的知识，社会似乎不再需要“文人”来指点江山了，如果把现在的“知识分子”看成古代“士”阶层的延续的话，这实在是这一阶层三千年以来遇到的最尴尬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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