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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冀中根据地为核心建立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9月25日，首战平型关，歼敌近千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胜利。
10月，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第一一五师一部及军政干部共约3000余人，在政委聂荣臻率领下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他们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敌占城镇，很快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路之间的晋察冀边区形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
11月下旬，日军调集2万余人分八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
八路军采取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的作战方针，歼敌1000余人，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了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30多个县。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寺庙的和尚、喇嘛等140余人，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
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根本改变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摘要：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谁掌握了村政权，谁就赢得了主动权。
村政权的好坏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的性质，并据此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抗战时期采用正确斗争策略，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性质；组织形式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村政权是政权的基础组织，谁掌握了村政权，就执行谁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1]。
村政权的好坏不但与群众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在被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的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就是“边区政权的基石，村政权不健全，边区政权就不巩固，各项政策就无法落实”[2]。
因此，在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性质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就整体而言，可分为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三种。
相对而言，游击区占比最大，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根据地最巩固；敌占区基本上是敌人掌握着话语权。
所以，村政权的性质不同，其组织形式也不一样。
由于敌占区村政权多袭传统，无大改观。
故本文把重点放在游击区和根据地。
一、敌战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敌占区包括敌占点、线、面和刚开辟的秘密根据地，其特点是敌人占绝对优势，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敌占区村政权的性质多为亲日一面政权，忠实敌人，执行敌人的政令。
村政权有的掌握在汉奸特务之手，有的与敌伪有关系，基本上和村民是对立的。
其反人民的性质决定了其采用伪政权的组织形式，如联保制、维持会等。
二、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游击区包括“游击根据地与敌我拉据的游击区”。
抗战时期，“北岳区百分之八十以上村庄为游击区，若以全边区而论，则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游击区人力物力所占比重比村数百分比更大，在坚持阵地上有极重要的意义”[3]。
因此，准确分析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意义重大。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等,都离不开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边区中共党组织的研究,除了一些在传统革命史叙事模式之下的重视党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动的“区域”组织史外,对边区党组织运行实态,尤其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实态研究,迄今仍未见有成果发表。
鉴于此,与以往边区党的组织史研究侧重组织沿革和制度条文而忽视实际运作不同,本文在掌握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研究重点转向党组织的实践和实际运行层面。
通过爬梳边区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资料,运用历史学,并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的规模、党员群体、干部群体、党群关系等实际状况,及其乡村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深入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和新中国的雏形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中概括出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乡村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
论文共分导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凡五章,每章间存在相互交织、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论文第一章介绍了抗日战争前边区乡村环境,并追溯了抗战前党组织的运行状况。
第二章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乡村党组织的重构中党员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党组织的调整和巩固。
第三章从乡村党员的社会构成、身份构成和支部教育方面,分析了党员群体的基本状况,说明边区党组织确立了以乡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必然建基于党组织所期望的党员素质和乡村农民现实利益的满足上。
第四章以乡村干部群体为对象,从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成份、任用与流动、纪律执行和工作效能的角度,探讨了乡村干部群体的基本形态,分析了党组织的干部政策和路线在实践中矛盾、调整对各项工作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
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
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
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
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
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
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
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
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
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
“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纪事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它位于华北北部，北与绥远省东部、察哈尔省北部、热河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相连，东、西、南三面以津浦、同蒲、正太、石德铁路为界，分别与山东、晋绥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接壤，包含以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为中心的晋、察、冀、热、辽诸省的广大地区，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抗战时期，它在对敌斗争和建党、建军、建政、群众工作及经济、文教工作等方面，创造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经验，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中共中央创建晋察冀地区根据地的决策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进攻华北，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8月末攻陷南口、张家口，9月占领大同、保定、沧州，10月攻占石家庄、娘子关、德州，11月8日又攻陷太原。
至此，整个华北几乎完全沦陷，日军锋芒直逼黄河北岸。
在此形势下，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
而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全局中，晋察冀地区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晋察冀地区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沿，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以北越长城，直捣伪“满洲国”，扼住日军出入华北的咽喉要道山海关；可以控制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北宁等铁路干线，卡住日军运输的大动脉；还可以紧紧包围日本华北方面军大本营及华北伪政权的驻地北平、天津、张家口等战略要点，在华北地区敌人的心脏上插入一把尖刀。
总之，这既可以直接袭扰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达到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的目的，将来还可以成为全国大反攻、解放东北的重要前进阵地。
晋察冀地区，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在中国***的影响、推动或组织下，就多次爆发过英勇的抗日斗争，如29军等部的长城抗战，孙永勤部的热南抗战和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斗争等，特别是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也直接激发了本地区人民坚决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斗争。
收稿日期：2017-03-05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建国初期河北村镇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秩序重建研究”（SD161069）。
作者简介：荣宁（1965—），女，河北三河人，廊坊师范学院教务处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史。
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6页。
②谢忠厚、宋学民：《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文献选编》（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③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安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65-67页。
④中共廊坊市安次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安次县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1919—1949）》，铅印本，1993年版，第32页。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要：廊坊地区在抗战时期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游击区，基层政权建设是以两面政权的组织形式出现，并以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来推动与巩固的。
解放战争时期，基层政权建设推进较快，并通过土改工作扩大了执政基础。
建国初期，基层政权经过调整、合并，撤区建乡，普选乡村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更加规范化、民主化。
关键词：建国前后；廊坊地区；基层政权；撤区建乡中图分类号：K2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7）02-0077-07第33卷第2期Vo l.33No .22017年6月Jun .2017建国初期，河北省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是在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开展的。
抗战时期，由于敌我态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根据地地区、游击区和半根据地半游击区等不同形态的地区。
廊坊地区，由于地处京津之间的特殊位置，成为红色政权和日伪政权争夺的前沿阵地，属于游击区，乡村基层政权以“红白”两面政权为存在形式。
第38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7月 Vol.38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ul. 2016──────────收稿日期：2015-09-30作者简介：李树明（1990-），男，内蒙古赤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134-政治学法学研究华北敌后的新中国——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探析李树明（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摘 要：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开创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河。
探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敌后民主政治建设特色及其重大意义，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晋察冀，为今天的政治建设提供可贵的借鉴。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新中国的雏形；民主政权；三三制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4-0134-03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34People’s Republic in North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in Shanxi-Chahar-Hebei Anti-Japanese BaseLI Shu-ming(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Abstract: Being hailed as the prototyp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nxi-Chahar-Hebei Anti-Japanese Base made bold explorations of democracy, helpful to the practi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revie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base, and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behind the enemy lin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hanxi-Chahar-Hebei Anti-Japanese Base and some ins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Key Words: Shanxi-Chahar-Hebei Anti-Japanese Base; the prototyp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mocratic regime; the Three One Third Political System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温 锐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
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路以东,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以南,东临渤海,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
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地带。
日军侵占了华北主要的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广大小城市、乡村则均为抗日根据地所有。
根据地农村社区内的农民百姓,因世代受官府酷吏压榨和战乱之苦,不仅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且终日还要为冻馁死亡所困,对国家政治自然鲜有兴趣,“兵匪一家”则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常识。
一些昔日政府鞭长莫及的僻隅之地,如河北涿县之三坡区、房川县之龙门台九区等地,农民们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直到1929年才知道天下已是“民国”。
自然,“他们不知有祖国,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唯一的公共活动,是防备“外路人进来”①,所表现的仅是一种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与故土依恋之情。
就是在现代交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连年军阀混战,兵燹匪患,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农民们蛰居于联庄会武装和各色帮会武装之下,同样还是那身家自卫和故土依恋情结的体现而已。
①但是,农民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能否充分发动广大农民,并使他们的故土依恋情结与身家自卫精神上升为现代新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
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
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
2022年1月总第199期第1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Serial No.199,No.1Jan.202292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摘 要：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
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
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 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 “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
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 “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
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 “三三制”；村政建设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2）01-92-12·历史与文献·收稿时间：2021-08-2*基金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地位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1JJD710010）作者简介： 张同乐（1957—），男，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
试析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与群众路线的践行作者：黄典来源：《世纪桥》2019年第08期【摘要】晋察冀边区是坚实的敌后抗战堡垒，深获群众支持。
借助晋察冀边区行政机关的指令条例决定和领导人的指示，从政权建设与群众路线践行角度，重点研究经济政策上的减租减息，民主实践上的“三三”制，国民教育的各类运动，探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成功实践的奥秘。
这为新时代推进改革步伐，践行民主决策，拓展国民教育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政权建设;群众路线;减租减息;国民教育【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8-0025-03一、以民生建设为中心，重构经济政策抗战时期，整个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战争考验的首先是资源的持久补给。
特殊环境下，晋察冀边区在经济政策上堅持创新和开放精神，推动许多至今看来仍然对民生建设大有裨益的方针政策，并制定了许多指示条例。
例如《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冀中区第八专区地方经费开支概算及各项开支的规定》等，明文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并且“出门利（即现扣利）、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1]，这也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次税收政策的重建，尤其是半殖民地的经济残余成分进一步减弱，伪币逐渐退出边区市场，维护了群众利益。
在动员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维持原有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是争取民族抗战力量的周到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此条例并非奉为圭臬、一成不变，而是在逐步发展。
1940年，由于战争的紧迫和局部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晋察冀边区特说明因水旱虫灾或者敌人烧杀抢掠而减收者，出租人与承租人分配耕地正产物实有总额，如果正产物全被毁坏，地租停付。
这稳定了租户的耕作心理，也是在复杂情形下，调节地主和农户矛盾的良好方式。
配合以上较“软性”政策，对于高利贷这类明显对国民经济造成危害的事物，晋察冀边区则明令禁止并纳入刑事处罚。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摘要：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谁掌握了村政权，谁就赢得了主动权。
村政权的好坏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的性质，并据此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抗战时期采用正确斗争策略，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性质；组织形式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村政权是政权的基础组织，谁掌握了村政权，就执行谁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1]。
村政权的好坏不但与群众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在被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的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就是“边区政权的基石，村政权不健全，边区政权就不巩固，各项政策就无法落实”[2]。
因此，在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性质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就整体而言，可分为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三种。
相对而言，游击区占比最大，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根据地最巩固；敌占区基本上是敌人掌握着话语权。
所以，村政权的性质不同，其组织形式也不一样。
由于敌占区村政权多袭传统，无大改观。
故本文把重点放在游击区和根据地。
一、敌战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敌占区包括敌占点、线、面和刚开辟的秘密根据地，其特点是敌人占绝对优势，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敌占区村政权的性质多为亲日一面政权，忠实敌人，执行敌人的政令。
村政权有的掌握在汉奸特务之手，有的与敌伪有关系，基本上和村民是对立的。
其反人民的性质决定了其采用伪政权的组织形式，如联保制、维持会等。
二、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游击区包括“游击根据地与敌我拉据的游击区”。
抗战时期，“北岳区百分之八十以上村庄为游击区，若以全边区而论，则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游击区人力物力所占比重比村数百分比更大，在坚持阵地上有极重要的意义”[3]。
因此，准确分析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意义重大。
1.游击根据地村政权的性质为两面政权，根据其来源一般分为抗日两面、亲日两面和中间两面政权。
抗日两面政权的特点是基本群众占优势，执行抗日民主政策，敌人虽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但敌伪秩序只是形式上的，是以合法的外衣掩盖抗日的实质，因此被称为“白皮红心的抗日两面政权”。
抗日两面政权“发动了群众，抗日工作与组织是公开的，村干部是抗日分子并能掌握两面政策。
”[3]但因军事上敌强我弱，为防敌之突击或进攻，有的在抗日村公所内设立敌人员，如伪村长、联络员[4]，有的在抗日村公所之外设有应敌组织，如维持会、伪村公所等。
亲日两面政权基本上是敌伪政权，其组织形式是伪组织，多为保甲长制[5]。
“但因我在政治上的优势，群众倾向我，或伪工作人员存在着动摇性而应付我们，或因军事上我们还有某种力量，使它不能不应付我们。
”[6]对于这种政权，不能放弃，但抗日组织也不能公开存在，只能成立“灰色的村委会”，把抗日村公所隐蔽起来，由村长副和应敌委员秘密掌握应敌组织，进行抗日与应敌工作。
中间两面政权主要在据点附近村，多为地主豪绅或地痞流氓把持，群众发动的不够，无群众基础，但敌人的控制力也不算大。
这种政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暂时利益，两面应付，“就像墙上草”，动摇于敌我之间，敌我力量都有可能对其掌握。
中间两面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敌我混一的，往往以伪组织形式来掩盖抗日内容，由抗日干部打入伪组织，借敌合法外衣，做抗日工作。
“把合法的村长、村干部逐渐转变为非法干部，即合法干部一定为非法干部所领导。
”[7]进而变中间两面政权为抗日两面政权。
2.游击区的特点是敌我秩序均不稳定，政权一般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或流氓地痞手中，甚至有个别的村被汉奸特务投降反共分子所把持”[8]，属中间两面政权，其组织形式一般也有两种。
一种是新旧混一型，主要利用伪村公所形式，设村长副，在我占优势的村庄，村长不应敌，村副应敌；在我占劣势的村庄，村长应敌，村副不应敌。
除利用伪形式外，有的还利用旧形式，如闾邻制、排户制等来充实抗日内容。
另一种是政权组织由抗日干部掌握，在伪组织之外设隐蔽村公所，“抗日干部不应敌，除了村长会计不兼伪组织职务外，其他抗日干部均兼伪职，以取得合法身分来应敌”[4]。
3.游击区村政权的组织特点。
第一，游击区村政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首先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抗日村政权的实质内容是抗日民主政权，但因敌人在军事上占相对优势，我们不得不采用伪组织的形式。
其次是合法与非法的矛盾。
“伪组织形式对敌是合法的，抗日民主内容对敌则是非法的”[4]，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在对敌斗争上就表现为合法与非法的矛盾。
我们的对敌斗争是以合法的外衣来掩盖非法的内容。
再次是公开与秘密的矛盾。
抗日村政权是团结人民一致对敌的旗帜，越公开越能振奋人心，但碍于敌人军事上的优势，对敌又必须严守秘密以保存力量。
第二，游击区村政权具有两面性，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机动灵活。
不同地区，村政权性质不同，敌我斗争方式不同，也就有不同的村政权组织形式，即使在同一地区，因时间和地区条件的不同，村政权组织形式也不一样。
三、根据地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根据地，又叫巩固区，包括“我之中心地区、边缘地带、无人区、封锁沟线外山地中心区”[3]。
其性质为抗日一面政权，组织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的代表会议制。
以1941年为例，其组织形式基本如图1：<imgsrc="/Ebook2/ebooks/14-236/14-236-1311/344.j pg" />村政权的组织形式为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和村公所。
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是村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村民大会闭会期间由村民代表会执行其职权。
村民代表会之下设村公所，为村政权的执行机关。
村民大会由有选举权的全村公民组成，村民代表会由村公民选举的代表组成。
村民代表由选民用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村民大会上选举产生，其正副主席担任村长、副村长。
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的决议，交付村公所执行。
村公所即村政府，设村长、副村长各一人，村长负责村公所之全面工作与领导，副村长辅助村长兼管村公所不属于各委员会的事务工作。
村长、副村长由村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任，即立法与行政完全统一，初步实现了民权。
各委员会的设置因时因地不同，如1939年设四个委员会，1940年增设为六个。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村民代表会代表互选之，委员三至五人，由村民代表会选任之。
人民武装委员会为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基本形式，由村内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等的村民组成。
虽然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却与一般群众组织不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最初与军队和政府都没有建立明确的正常关系。
1941年11月开始改组,规定其属于村政权系统,为村政府之一部[9]。
此外，村公所设治安员一人，治安员不是武委会委员，而是村中的公安人员，属于村政府的一员。
群众组织在根据地创建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
1938年1月，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开始成立边区各界统一的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不是村政府的附属组织，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群众团体是领导群众的，但与村政府又有联系，协助村政府完成各项工作，保证政权任务完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众组织实际上是政权的衍生部分[10]，属于村政权范畴。
总之，根据地村政权的组织机构是真正代表民意、以广大的群众组织做支柱、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比较成功的组织机构。
当然，所有一切工作的领导者，都是村共产党支部。
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层组织，是党在群众中最直接的日常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
其他一切组织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综上可知，一定性质的政权需要完全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三种村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其组织形式。
敌占区村政权为敌人、汉奸、地痞流氓所掌握，村政权采用伪政权组织形式。
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具有两面性，或抗日，或亲日，或中间。
这就决定了其组织形式的两面性，要么一套政权，要么两套政权，或我公开，或敌公开，或敌我混一，具有不稳定性。
根据地村政权基本上掌握在群众手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组织形式，人民当家做主。
正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游击区不断转变为根据地，根据地不断覆盖敌占区，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参考文献：[1]晋察冀六专署.关于村政权问题（1945-12-4）[Z].河北省档案馆,档号：136-1-12-3.[2]谢忠厚.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特点[J].河北学刊,1992，(2).[3]张明远.游击区村政权工(1944-4)[Z].河北省档案馆,档号：579-1-94-5.[4]冀中行署.关于村政权组织问题(1943-8)[Z].河北省档案馆,档号：5-1-350-1.[5]冀东行署.关于民政部门几个重要工作之检讨[Z].河北省档案馆,档号：48-1-123-58-19[6]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682.[7]冀晋三专署.发动群众检查与整理村政权（1944-1）[Z].河北省档案馆，档号：116-1-39-1.[8]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422.[9]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641-642.[10]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05）[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