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晋文化与其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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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的法治思想文化三晋文化历史悠久、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历经了数千年的光辉灿烂。
从叔虞封唐时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一个虎踞北方的泱泱大国,不可谓不强大,不可谓不令人震撼!支撑其发展壮大的不仅有十分坚实的经济基础、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还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而法治思想文化的进步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三晋能成为我国先秦时期法治思想文化的先驱者、成文法的故乡、法制文化的摇篮呢?接下来,笔者将从四个方面一一分析。
一、宗法分封制的削弱宗法分封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也就是说,国君的地位必须由嫡长子继承,而嫡长子之外的其他诸子不能继承君位。
西周晚期,奴隶社会逐渐趋于衰落。
到了春秋时期,我国历史进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历史时期。
社会处于激烈的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之中,呈现出礼崩乐坏、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在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晋国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晋国影响极大。
晋穆侯有两个儿子,太子仇和次子成师。
公元前785年,晋穆侯去世,本来按照礼制,该由他的嫡长子仇继位,没想到晋穆侯的弟弟殇叔先下手为强,篡位当上了国君。
这样,嫡长子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
四年后,实力强大的太子仇又成功地袭杀了殇叔,夺回了本应属于他的一切,成为了晋文侯。
晋文侯去世后,他的儿子姬伯继位,史称晋昭侯。
晋昭侯的性格和父亲晋文侯截然不同。
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文武兼备,上可勤王以安定周王室,下可安邦定国。
与晋文侯比起来,晋昭侯显得有些软弱。
晋昭侯继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叔叔成师封在了曲沃。
成师治理有方,渐渐地,实力也就大大超过了晋昭侯。
至此,晋国内部混乱六十七年的祸根就此埋下。
终于,到公元前679年,以成师为代表的小宗终于彻底地战胜了太子仇为代表的大宗。
此次内乱结束后,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传统的宗法制度在晋国受到严重打击。
然而,事前并没有结束。
三晋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中原地区,自古就是汉族文化的发源地。
除了中原地区,华夏文化还分布于从京畿、山东、河南、江苏至浙江的旧六省、甘肃、陕西、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广西等地。
在这些地方形成并延续的文化形态,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而对于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的文化,我们常称之为“三晋文化”,是一种兼容并蓄、包容万象的文化体系。
本文将从三方面分析“三晋文化”的形成过程、文化内涵以及其传承方式。
一、形成过程三晋文化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汉族部落首领黄帝曾在山西境内纠集各部族攻占北方,开创了“中国历史正の始まり“,而夏、商、周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则为三晋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东周时期,晋国和魏国不断发动战争,推动着文化的交流和繁荣。
在晋国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儒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融合了法家、道家、兵家等多种思想。
同时,战国末年的“慎子”说和乐正之乱等社会事件,以及《论语》、《孟子》、《礼记》等文化作品的产生,都为晋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了唐朝、宋朝时期,三晋地区的文化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迎来了巨大的繁荣。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时期之一,在地方文化的发展中,三晋地区得到了显著的表现,诸如李白、白居易、杜牧等文化名人的涌现,为三晋文化注入了灵魂和活力。
到了宋代,三晋文化的传承仍在延续,宋代的创造性改革,使得文化、技术、商业、科学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而晋城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还是中国优秀的兵器之乡,这一时期汉字的传播也在三晋地区得到了良好的实现。
二、文化内涵三晋文化作为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文化,其独特性体现在如下方面:1、儒家思想为主导,兼收并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据着相当的重要地位,而在三晋文化中这一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三晋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也表现在融合包容性的特点上。
三晋文化不仅积极吸纳并融合其他地域的文化,还包含了法家、道家、兵家、墨家等多种思想体系,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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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王志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 中文系 教授 山西 太原 030012)【摘 要】 从上古三晋大地人文和地理特定情况、自然和社会特定环境出发,在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作了宏观的论述和概括。
结果认为,三晋文化作为上古时期中原地域性文化,既有因地制宜、与时推移、立足实践、坚持变革的适应性特色,又有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色,还有背离正统宗法制礼乐传统和“亲亲”之道的异端色彩。
【关键词】 山西 古代文化 适应性 包容性 异端色彩三晋文化源远流长,她滥觞于尧、舜、禹传说时代,成熟于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兴盛于春秋战国之际。
作为以今山西为主体而跨越河南、河北、内蒙和陕西等省区的中原地域性文化,她既不同于典型的宗法制鲁文化,也不同于颇具折衷色彩的齐文化,又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和后起的秦文化,更不同于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
综观三晋文化的源流嬗变,其历史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三晋文化具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适应性特色这要从叔虞封唐时,周公为之制订的“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立国治民的大政方针说起。
据《左传》记载:“(成王)分唐叔以大路(战车)、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姑冼(之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康诰而居于夏墟,启以夏正(政),疆以戎索(俗)。
”[1]所谓“启以夏正,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
这是周天子实际上是周公给叔虞所制订的施政纲领,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由于当时唐国一带的叛乱刚刚平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尚十分尖锐,唐国地处原夏人的故墟,四周又遍布戎狄部落,因此,当然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以夏戎之法理夏戎之民。
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的解释,“就是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戎索)分配土地,不像鲁卫农业地区按照周法分配土地。
”[2]也就是说,唐国在多山的戎狄地区,按照本地区传统的习惯法分配土地,暂不实行周王朝新制订的井田制度。
三晋法家思想的华与实一法家与三晋法家对“法家”下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是困难的。
《孟子·告子下》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朱熹注:“法家,法度之世臣也。
”[1](第184页) 在这里,“法家”应指守法之世臣,与“诸子百家”中之“法家”不同。
从学术派别的角度,最早对“法家”一词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注:详见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本文《人物志·流业篇》中的引文转引自该书的第5页。
)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第3289页)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2](第3291页)从法律的实践和目的来看,曹魏的刘劭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指出:“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就著书和制定法典而言,章太炎在《检论·原法》中主张:“著书定律为法家”。
以此为据,李悝实为法家的始祖。
在当代法史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将法家看做一个“学术派别”。
[3](第418页)上述见仁见智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对准确地把握法家的内涵,却大有裨益。
我们认为,对“法家”一词的理解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或学术派别。
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性、实践性极强的学术派别。
”(注:详见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法家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7.又“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
”详见张国华,饶鑫贤.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54.)(第418页)但如将法家仅仅理解为一个学术派别,势必将那些真正贯彻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如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等)排除在法家之外。
思政实践实践心得体会8篇思政实践实践心得体会篇1两年前,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旅院,我也光荣成为校园文明服务协会的一员,积极参加了思政课社会实践活动。
过去的一年里,在基础部杨主任和思政课老师的精心组织和带领下,在同学们的积极努力下,我们校园文明服务协会的社会实践活动井然有序,收获颇丰。
作为旅院的一名学子,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我深深懂得服务精神不仅是旅院精神的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精神的一种体现。
为了更好培养我们的服务精神、奉献精神、职业精神,基础部领导、老师组织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活动。
这些实践活动由小到大,有为我们亲爱的老师同学提供的校园服务,也有为社区、景区、老人、儿童提供的社会服务;有为特殊儿童的爱心捐助,也有校园、景区的环保服务。
这点点滴滴无不体现着一种无私的关爱、奉献与责任。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对于社会来说,微不足道,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关爱他人,爱护环境,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的校园、社会不就会更加温暖、更加美丽吗?一年的实践服务活动中,有收获有欢笑,也有汗水泪水与辛酸。
为了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同学们老师们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开会研究、商讨,甚至是经常来不及吃中午饭,有时为了一项校外活动可能要多次请求别人,有寒风酷暑,有失败苦楚。
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经验与教训比课堂讲授、书本知识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磨练自己,检验自己,在社会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丰富自己。
因此,思政课的实践活动既让我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也锻炼了我们自己的能力。
同时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我们经验不足、处理问题不够成熟,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
实践中我们明白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想成功需要付出很多,正如歌中所唱,“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实践中体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正含义。
这也使我们更加珍惜在校学习的时光,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并不断深入到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能力,为今后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晋文化调研报告一、调研背景三晋,即山西和晋南地区,是中国的北方文化重镇之一、山西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而闻名于世。
为了深入了解三晋文化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我们进行了三晋文化调研。
二、调研目的1.了解三晋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2.探讨三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3.分析三晋文化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调研方法1.文献研究:通过阅读相关资料,了解三晋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特点;2.实地调研:前往山西和晋南地区,参观博物馆、古迹和文化遗址,与当地人民进行交流。
四、调研结果1.三晋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三晋文化源于古代晋国和山西地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
在周朝时期,晋国逐渐兴盛,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晋国的文化得到了发展和传承,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分裂为北方的齐国和南方的越国。
不过,晋国的文化传统仍然延续下来,并在山西地区发扬光大。
2.三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三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在古代,三晋地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晋文化的代表作品有《孟子》和《左传》等。
这些文化遗产在中国古代文化界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三晋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仁者爱人”、“天道酬勤”等。
3.三晋文化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晋文化是山西和晋南地区的精神支柱,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晋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和学习。
这为当地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另外,三晋文化也激发了当地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促进了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五、结论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对三晋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晋文化是中国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三晋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The Blossom and Fruit of the Theory of Sanjin' s
Legalists
作者: 周子良[1];王华[2];焦艳鹏[1]
作者机构: [1]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汾西法院,山西汾西031500;
出版物刊名: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4-18页
主题词: 法家;三晋法家;三晋法家思想;原因
摘要:三晋法家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主体。
在中国法律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是,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
文章从文化传统、时代特点、地理位置、思想影响、君主的贤否、用人的政策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目的是通过历史的考察,发现历史中那些恒定但却历久常新的理念,为当代的思考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参照。
山西文化传承社会实践调研报告一、前言山西省位于中国华北地区,是中国历史悠久的著名古文化发源地之一,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山西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而闻名于世,是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本报告旨在对山西省的文化传承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山西文化传承及相关社会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传承是指把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传统实践、社会习俗、规范价值、历史文献、艺术作品等通过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弘扬。
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在于使得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共同的认同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同时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山西省作为中国古文化发源地,文化传承更是其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
三、文化传承的现状1、传统文化遗产存量丰富山西省地处中原,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应县木塔、云冈石窟、老军机部、五台山、晋祠、平遥古城等,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对于推动山西省的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2、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有待改进山西省的传统文化教育界专业人才短缺,导致传统文化传承的问题日益突出。
同时,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也在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传承的推动和发展。
3、传统文化传承载体多样山西省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多种多样,有青铜器、陶瓷器、织锦、木雕、雕刻、漆器、书法绘画等,但这些传承载体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护,导致传承工作进展缓慢。
四、文化传承社会实践调研1、调研目的(1)了解山西省文化传承的现状和问题所在,为进一步推动山西省文化传承提供依据和建议。
(2)发掘并宣传山西省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促进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3)推动山西省文化传承工作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2、调研方法(1)实地走访。
走访山西省的各个古文化遗产地,与当地相关行业人士进行深入交流。
(2)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向直接参与山西省文化传承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文化传承的认知程度及见解。
论三晋文化与其法治实践
作者:王冬梅
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9年第12期
[摘要] 三晋之地远离王室,地理历史条件复杂,为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为之提供了展现的舞台,使法家的政治构想得以在三晋大地付诸实践。
[关键词] 三晋文化法家法治实践
三晋是指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取得合法地位后建立的三个诸侯国的统称。
在相继被秦灭亡之前,他们的统治区域虽然时有伸缩,但其区域大体上仍相当于春秋时晋国的统治范围。
韩国于公元前375年灭郑,迁都于郑。
所以,郑国也应属于三晋的范围。
战国时期的法家内部虽有观点上的差异,但总体上看,法家学术是三晋文化的产物,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
晋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吴起、韩非等人,他们要么出身于三晋,要么曾生活于三晋。
他们先后提出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和改革,提出了“以法治国”理论,并据此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
一、独特的三晋文化
在西周王朝建立后的大分封中,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子燮父改唐为晋。
从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晋人的活动中心区域是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范围,就是今天的翼城、曲沃、襄汾、绛县、侯马、新绛一带。
晋国北有大漠,拥有山地、高原、盆地,是典型的内陆国家。
在此条件下形成的本土文化具有固定、闭塞的特点。
晋国又是夷夏杂处之地。
《史记•匈奴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
”《国语•晋语二》也有记载,“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
匈奴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
”由于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化与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周文化完全不同。
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决定了戎狄文化具有尚利重功,轻礼轻德,高度专制的特点。
戎狄在与华夏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将其文化融入了华夏文化中。
晋文化虽然同属以礼乐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周文化系统,但晋国属于宗法礼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其宗法制发展得并不彻底,总体上呈现出与同期的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古唐国文化面貌独特复杂,因而有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因时而治,因俗而治的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治国方略。
在此方针指导下,多种文化碰撞影响,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中间文化。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也直接规定了先秦三晋地区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格局和方向,并因此形成了血缘亲情观念淡薄、轻视礼仪、崇尚法度、尚利重功的文化特色。
独特的晋文化成为法家思想的文化土壤,培育了崇尚法律的精神,同时形成了“成文法”的传统。
二、三晋法治实践
晋国的法制思想具有灵活尚变的传统。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就是说,晋国立于戎狄之间,用中原华夏族的传统政令制度来引导教化,用戎狄族的传统刑法律令来治理。
叔虞封唐后“启以夏政”,一直沿用夏政。
即使在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也一直沿袭。
此外,晋国还沿用了夏朝的制度。
《隋书•经籍志》载“夏后氏五刑有五,科条三千。
”《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云“夏刑三千条”。
“启以夏政”的晋国因此自然而然地要受到夏代法律的影响。
有文献反映,晋国曾有叔虞之法,它应是晋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
孔子对其评价道:“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
贵贱不愆,所谓度也。
”按照周初统治者的“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刑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原则,叔虞之法应该是一部体现了周公“明德慎罚”的精神原则,根据社会形势变化和古唐国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而制定的法律。
晋文公时,曾制定“被庐之法”也称“执秩之法”,孔子对此称赞道“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
”被庐之法是晋国的一部重要法典,它的推行使晋国民安国富,晋文公终成诸侯霸主。
公元前621年,赵盾秉政,晋国大权落于卿大夫之手。
赵盾改“被庐之法”为“夷蒐之法”。
公元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这是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成文法的公布结束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专横统治,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法治”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536年,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子产在郑国“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兆。
邓析对子产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满,就私造“竹刑”。
对于竹刑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荀子•非十二子》中说,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由此可知,它是要改变旧制,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体现的是新兴阶级的意志。
公元前501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可见其竹刑的合理性。
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了郑国,迁都于郑,必然也继承了郑国重法的传统。
晋国多次修订推行法令,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使晋国取得霸主地位。
虽然晋国在公元前403年被瓜分,被韩、赵、魏三国继承的不仅是土地,它的尚法尚变的传统也被继承并发扬。
魏国曾制定《魏宪》即《太府之宪》,据《战国策》载“《魏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
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
’”魏文侯时,其相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对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推动社会的前进都起了积极作用。
战国初,韩国曾进行政治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不仅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还造成了一些混乱。
如《韩非子•定法篇》所说的:“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
”公元前355年,韩相国申不害主持变法,制定了法典《刑符》。
申不害以“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效果并不理想,“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
但申不害的变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
”
公元前403年,赵国在取得诸侯的合法地位后,其相国公仲连在赵烈侯的支持下进行了改革,“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并制定《国律》。
虽然我们对《国律》的内容无从考证,但《国律》对赵国的富强发展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如韩非子所言:“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
三晋制定的法律无疑会受到晋国旧法的影响。
另外,韩、赵、魏三家以小宗代大宗而一跃成为诸侯国君,他们也急需建立君主专制的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客观上促进了三晋法治实践的发展。
三晋法治实践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的回应,更是三晋独特的地域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礼记•表记.
[2]史记•匈奴列传.
[3]左传•定公四年.
[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6]左传•定公九年.
[7]战国策•魏策.
[8]晋书•刑法志.
[9]韩非子•定法.
[10]论衡•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