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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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笔记目录一、内容综述 (2)二、本书概述 (3)1. 作者及其观点介绍 (4)2. 书籍内容与结构 (5)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观点 (6)1. 黄河流域中心起源论 (7)2. 多元起源论 (8)3. 其他传统观点概述 (10)四、新探索与发现 (11)1. 新材料的应用与发现 (13)2. 新技术的推动作用 (14)3. 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实践 (15)4. 新的观点和理论模型构建 (17)五、本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独到见解与分析 (18)1. 从考古学角度探讨文明起源 (19)2. 环境因素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21)3. 人文社会因素的分析与解读 (22)4. 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研究 (23)六、书中论点与实证的关联分析及其价值评估 (25)1. 论点与实证的相互支撑关系解析 (26)2. 论证逻辑严密性的评价 (27)3.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与价值评估 (28)七、本书引发的思考及启示意义 (30)1. 对当前学术研究的启示意义 (31)2. 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与思考 (32)3. 对自身研究兴趣和方向的启发与影响八、不足之处与争议点分析34一、内容综述《当代学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一本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著作,通过对该书的阅读,我对其中所探讨的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书首先概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强调了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不仅仅关乎历史的追溯,更是对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的深入研究。
作者通过对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人类学理论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作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存、石器工具、陶器艺术等的研究,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特征,即多个文化区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作者也指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复杂性,即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导读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他晚年为大众撰写的考古学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以自述体叙述毕生考古经历和对研究内容的系统总结。
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
开篇是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对此书的评介文章,认为书中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作了宏观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从而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
提出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为中国考古学在第一个世纪树立起一个里程碑。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两个怪圈开宗明义地提出: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
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何谓中华大一统观?就是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则列于正史之外。
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
书中举出从孔子起就不把中国历史看成铁板一块,没将夏、商、周看做一连串的三代。
孔子所讲《周礼》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
孔子在春秋时期并不显赫,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
司马迁写《史记》也兼容并举,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另一个怪圈是社会发展史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
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
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作者:朱乃诚来源:《文物春秋》2020年第02期【关键词】苏秉琦;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五帝时代;黄帝时期;红山文化【摘要】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创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
这始自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的考古探索,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
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了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
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
这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所论述的苏秉琦晚年,是从苏先生70岁那一年算起。
那年正是1979年,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苏先生从那一年步入他的晚年,步入他学术生涯的晚年。
从苏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苏先生的学术晚年,熠熠生辉。
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由于长期以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导致一些研究者主观上是以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为指导,或是沿着苏先生开创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继续探索,但实际上却偏离了苏秉琦晚年引导并实践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道路。
还有个别苏先生的继承者在自身的研究中或在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根本不使用苏先生考古学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偏离苏秉琦晚年研究的方向与实践的道路,甚至是偏离具有中国传统与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
本文将在笔者以往探索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的基础上[1—7],进一步分析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与探索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同时分析苏先生围绕其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进行研究布局,又是如何及时地引导学术界按照他所进行的研究方向与途径开展研究,希望由此能够深入理解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学术思想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国家起源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棘手问题。
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
文字书写要晚於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
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
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藉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
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
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
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像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於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
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
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
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
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
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甚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甚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回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
范文1“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易县清西陵召开。
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学者出席。
戴建兵、王巍、宋镇豪、赵辉、沈长云、谢飞先后致辞。
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及形成的理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整合问题、三代考古学文化与夏商周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中原以外地区的古代文明或早期国家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
会议汇集一批长期从事中国史前与夏商周考古研究和先秦史研究的前沿学者,考古与历史两个学科开展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成果的交流讨论,尤其是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交流,使两方面的学者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认识,以及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如何进行考古与历史的整合研究及其对研究方法的思考等受到启发,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以及这一学科的形成有重要的推进。
(×××供稿)范文2漆侠全集(著作)漆侠漆侠(1923—2001)是继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继邓广铭之后,又一位宋辽金史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学术代表人物。
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夏金史、宋学研究等方面著述丰富,成就卓著。
漆侠生前曾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对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有杰出贡献。
《漆侠全集》是著者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集中反映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的学术成就、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该书首卷收录漆侠先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专著《隋末农民起义》《秦汉农民战争史》《唐太宗》三种。
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5“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理论思考’’笔谈【编者按】最近一些年来,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著,提出了丰富的见解和思想。
但是,距离这一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
事实上,文明起源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其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尽快形成一套能够指导该领域研究的、符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历史过程的科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
为此,本刊特发起这样一场讨论,以笔谈的形式,发表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与思考。
笔谈文章不要求旁征博引,只要有一束思想的火花,都可以在此绽放,热忱欢迎学界友人不吝赐稿。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范毓周(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是近年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重视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也是当前中国学术界重点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围绕这一课题,最近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是,学者间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尤其在理论方法上,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我想就这些问题略谈基于个人粗浅认识的几点思考,提供大家深人讨论时参考。
一关于“文明”的概念界定首先是对于“文明”概念的界定,目前仍然需要有一个共识。
“文明”一词,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传》的《文言》,所谓“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其义多为文采、光明。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明”一词是西方学术传人中国后的翻译用语。
近代以来在翻译英文的civiliza—tion时多用“文明”一词表述,但也有用“文明”来表述culture一词意蕴的。
因此,在国内一些学术论著中曾经出现诸如“原始文明”、“史前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等各种用语,可见有些学者在运用“文明”这一概念时,对其内涵仍有不够清晰的情况。
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的反思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火热,不同学科乃至非学术的研究者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来。
一方面,我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多样性與统一性的认识的确有不小的进展;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存在的研究困境始终无法突破。
当前的困境在于,不同学科都设定自己的宗旨,都希望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协助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但是难点在于如何完成协作。
就像许多人一起推车一样,如果用力方向各不相同,那么就会造成相互掣肘;如果都挤在同一个方向上,又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
更具体一点说,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有较大的空白或鸿沟,大家都希望能够跨越它,但是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却没有形成共识,至今也没有找到很有效的方法。
此外,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两个极端:玄学与科学主义。
前者以古史传说为中心,似是而非地利用一点文献与考古材料证据,由此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
后者则是把历史研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以为其中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真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
历史研究似乎就是为了无限接近这个存在于乌托邦中的真理,而浑然忘记了人类社会是历史性的存在,所有相应判断都是有价值预设的。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厘清当前研究的线索,为寻找未来研究的突破点提供参考。
研究的基本路径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宏观的范畴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是要论证所提出观点的合理性,其中暗含着对普遍原则/真理的认同。
这其中的逻辑可以分为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类型。
另一类是以理解、共情式(empathy)体验为中心的,其逻辑是混沌的,通过直接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narrative),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生的背景关联梳理清楚,从而实现理解的目的。
两类研究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所谓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暗含普遍原则,其中就包括对人类社会共情式的理解。
而所谓以理解为中心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基本的逻辑推理。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
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
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就有9个。
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
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
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
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
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来的。
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
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
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
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源。
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源”,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
探讨文明起源的论作,很早就有了。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学术综述#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范毓周(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关键词]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考古发现与研究;理论与方法[摘要]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领域均已取得可喜的成就。
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在理论方法上进一步系统化、本土化和体系化;二是要积极推进结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性考古发掘和研究。
三是要全面整合已有考古资料,按照地区和文化类型,分区分系地整理和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依照考古文化自身体现出的发展轨迹,多方位展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实际历程。
四是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加强已见成效的与其他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9-0111-11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ies of theO 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FAN Yu-zhou(Dep ar tmen t of H istory,N anj in g Univ e rsity,Nanj ing210093,Jiang su,China)Keywords:the or ig in and fo rmation o f Chinese civ ilizat ion;disco ver ies and r esear ches in ar chaeo log y;theo ries and meth-o ds.Abstract:It has come thro ug h near ly80years that the studies of the o rig in and fo rmatio n o f the Chinese civ ilizat ion has been do ne.T he scholars hav e g ained rich r esear ch results in this field.T he studies in this field w ill still need to be do ne co nt inually fro m no w in the fo llow ing: 1.T o reg ular ize,nationalize and sy stemat ize the theo ries and metho ds in t he studies; 2.T o ex pedite t he archaeolo gical discov eries and r esear ches for the academ ic aims under t he st udies o n the pro-g ram o f the or igin and fo rmatio n of the Chinese civ ilization; 3.T o show the realist ic cour se of the o rig in and t he for ma-t 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 n in many w ays accor ding t he dev elopment of the ar chaeo log y cultures w ith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t he light of the reg ions,systems and types to co mbine the classic records and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4.T o for tify the ex chang e and co operatio n w ith the int ernational academic co lleag ues and suck in their r esear ch results fully in the field of the o ther civilizatio ns and to intensify the compativ e studies ar ound the different civilizatio n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 n.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也是起源和形成时期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
高校社科动态2007年第5期中国学者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概要杨 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91)摘 要:本文从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关系入手,简要分析了文明起源与形成同国家起源与形成这几个概念的异同,着力于介绍我国学者对于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借鉴与看法,探讨了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国家起源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情况,分析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趋势、存在问题及对未来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国家起源与形成;酋邦;早期国家;中国学者;研究概要 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当今,这一课题不仅有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始终关注,现当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使之成为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关于文明起源同国家起源的关系11何谓“文明”?何谓“国家”?二者关系又是怎样的?关于“文明”,陈昌远认为: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的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
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
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1]。
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
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2]。
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3]。
其标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
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5]。
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中认为:“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
由“酋邦”到“古国”——关于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述评张宏彦【摘要】文明起源是中国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理论与模式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重视理论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文明起源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主要理论与模式做一回顾与述评,以期促进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43)002【总页数】5页(P127-131)【关键词】20世纪;文明起源;社会演进【作者】张宏彦【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3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探索虽可追溯到20世纪前半叶,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起源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
特别是国外早期社会进化理论的传入和聚落考古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代社会演进过程研究的重视和国家起源探索的热潮,理论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文明起源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多年的探索与发现,使学者们不断认识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也在不断思考文明起源的理论问题;在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也在探索符合中国本土特点的模式。
就文明起源研究的社会组织层面来看,由野蛮时代的氏族社会向文明时代的国家演进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以致许多学者将国家的出现看做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理论做一回顾与述评,促进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
二、关于国外早期社会新进化模式与“酋邦理论”所谓“酋邦理论”,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提出的早期人类社会进化新模式。
他将人类社会自发生至国家产生所经历的社会组织分为四个连续进化阶段,即游团(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国家(States)。
游团是人类处在狩猎与采集经济时期的一种最简单的、小规模的流动性的社会组织;部落是已经进化到种植作物与驯养家畜阶段的平等的氏族社会组织。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探索和解读【摘要】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探索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旨在揭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本质规律。
正文部分从阶级斗争视角下的国家起源、剥削阶级的国家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起源的探索、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历史发展分析以及古代国家形成的原因探讨等方面展开讨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独特贡献。
结论部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启示,为深入探讨国家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不仅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也为人们对国家形成和演化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者、国家起源、阶级斗争、剥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发展、古代国家形成、独特贡献、未来研究。
1. 引言1.1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阶级斗争的敏锐把握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发展阶段和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
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和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通过深入研究国家起源,可以更好地揭示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轨迹,揭示阶级矛盾的根源和演变过程,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者的对国家起源的探讨,不仅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也为探索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提供借鉴和启示。
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1.2 前人研究的不足前人在研究国家起源这一问题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过去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国家形成的表面现象,忽视了国家背后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
这导致了对国家本质的理解不够深入,无法揭示国家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些学者在研究国家起源时,往往把国家视作一个超越阶级矛盾的中立机构,忽略了国家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质。
这样的研究观点容易导致对国家功能和意义的误解。
侯外庐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研究[关键词]侯外庐;亚细亚生产方式;城市国家;先王观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享誉中外。
他所采用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促进了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对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理论问题,侯外庐几乎都有研究,如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及发展、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等。
本文仅就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作一梳理。
一文明起源的理论摸索——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
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是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郭沫若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中国。
侯外庐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中国的同时,研究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
侯外庐没有把“古典的古代”的模式套在中国古代社会上,他说:“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
同时在中国古代有若干的自然条件,也不可抹杀。
例如国家、财产、奴隶、法律等,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传统或传习和自然环境,都要仔细区别,要说明他们和希腊城市国家有哪些不同之点。
”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问题时,十分注重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他说:“就一般的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
”侯外庐着重研究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古代东方社会形态的理论,古史研究者十分注重用它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
对于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历来观点不一,或说它是奴隶社会,或说它是封建社会,或说它是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或说它是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独特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