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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话剧《原野》中的戏剧冲突1. 引言1.1 介绍话剧《原野》话剧《原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的力作，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具有深刻的社会寓意和人性探讨。
该话剧以当时中国农村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和内心矛盾为主题，通过描绘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环境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展现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
《原野》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既反映了个体之间存在的利益争执和人性弱点，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文情怀。
在这些冲突中，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塑造，使得整个故事更加饱满和生动。
通过“原野”这一特定环境的设定，话剧《原野》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得观众在欣赏戏剧的过程中反思人类的命运和生活。
这种环境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层次和深度，使得观众更加易于沉浸感同身受。
话剧《原野》以其精彩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人物性格塑造，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各种冲突的复杂性和必然性。
它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还在审美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1.2 戏剧冲突的重要性戏剧冲突是话剧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
它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和挑战，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
戏剧冲突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共鸣，让他们更加投入和关注剧情的发展。
在话剧《原野》中，戏剧冲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呈现了人物之间的各种冲突，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使得故事更加生动和引人入胜。
通过戏剧冲突的渲染和升华，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挣扎，同时也能够反思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困境。
戏剧冲突不仅仅是话剧《原野》中的一个元素，更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特点和引人入胜的关键因素。
2. 正文2.1 人物之间的冲突人物之间的冲突在话剧《原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剧情发展和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如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斗和矛盾等。
浅析话剧《原野》中的戏剧冲突1. 引言1.1 话剧《原野》的背景介绍《原野》是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重要作品之一，该话剧于1936年首次上演，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该剧以民间抗日斗争为背景，通过展示农民群众的艰苦生活和勇敢抵抗的精神，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剧中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节紧凑引人入胜，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残酷。
作为鲁迅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原野》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表现形式上，《原野》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展现了当时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抗日斗争的场景，引人深思。
通过分析《原野》中的戏剧冲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动机，以及剧情的发展脉络和主题内涵，进一步认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话剧《原野》的背景介绍】结束。
2. 正文2.1 冲突的定义与作用冲突是戏剧中的基本元素，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
它可以是人物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也可以是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冲突的存在让故事更加紧张、引人入胜。
在话剧《原野》中，冲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冲突可以使故事更加生动。
在《原野》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目标，而这些愿望往往会发生冲突。
主人公想要守护家园，而反派则想要夺取土地，这种矛盾冲突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冲突可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每个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
主人公在面对困难时是勇敢坚定的，而反派则是阴险狡诈的，这种对比通过冲突得以体现。
冲突在话剧《原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还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主题的深层含义。
只有通过冲突的处理和破解，故事才能有一个合理而有力的结局。
冲突正是话剧中的一把利刃，让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2.2 人物关系上的冲突人物关系上的冲突在话剧《原野》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的性格和关系。
在《原野》中，主要人物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冲突，例如家庭关系上的矛盾、友情与爱情的纠葛等。
浅析话剧《原野》中的戏剧冲突话剧《原野》是由著名作家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剧中通过讲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故事，展现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家庭、爱情等多个层面的冲突。
本文将从战争冲突、家庭冲突和爱情冲突三个方面来分析《原野》中的戏剧冲突。
首先是战争冲突。
《原野》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抗争。
剧中描绘了抗战的残酷和无情，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壮烈场面使观众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和残酷。
而这种冲突又体现在主要角色之间的矛盾对立上。
例如剧中的男主人公何长山和女主人公夏桂花，他们是孩提时代的好友，饱经战争困扰的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何长山选择了投身抗战前线，而夏桂花则选择了留在家乡为抗日提供支援。
他们的战争冲突集中体现在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代表了整个战争时期人民内心的纷乱与挣扎。
其次是家庭冲突。
《原野》中的家庭冲突主要体现在何长山的家庭中。
何长山的父亲是一个保守的封建思想的老人，他看不惯自己的儿子参军，坚持要他留下来继承家业。
而何长山的母亲则较为理解和支持儿子参军。
这种家庭冲突体现了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精神的冲突，也反映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压力。
这种冲突在剧中通过对话、情节的展开逐渐加深，使观众充分体会到了战争对一个家庭的冲击和破坏。
最后是爱情冲突。
剧中除了战争和家庭冲突外，还有一线和夏桂花之间的感情纠葛。
一线是一个真诚善良的青年，他深爱着夏桂花，并希望她能够接受自己的感情。
然而在战争的冲击下，夏桂花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动荡，她用一句“别摇铃又颤缩着”来表达了她对感情的迷茫和无助。
这种情感上的冲突展示了战争时期人们内心的纷乱和矛盾，使观众感受到了真挚的爱情被战争所蒙蔽和扭曲的痛苦。
《原野》中的戏剧冲突体现在战争、家庭和爱情等多个层面上。
这些冲突不仅展现了战争时期人民内心的纷乱与挣扎，也道出了人们在时代悲剧面前的选择和困境。
通过戏剧冲突的刻画，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抗战时期人民的心理状态和情感体验，也更深刻地领悟到和解读抗战年代。
曹禺剧作《原野》赏析
1、题材及表现手法上的继承与创新：
（1）在《原野》中，曹禺的视线首次从都市转向农村，对社会的悲剧性认识又跃入一个更高的层面。
但这部剧作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展示旧中国农民受恶霸压迫、觉醒并起来反抗的过程，而在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进一步揭示。
剧作所表现出人性挣扎扭曲无法遏制的痛苦恰恰是贯穿于曹禺创作中的精神主脉。
（2）《原野》中，曹禺将象征的手法运用得愈发得心应手。
从那些具体的意象，如丑陋的巨树、仇虎身上的镣铐，到有如“原野”一般抽象的意象，都给了观众无尽的思考与感受的空间。
不过，与之前剧作不同的是，《原野》采用了非写实的表现形式。
作者不刻意追求细节的真实，而更醉心于主观的外化，通过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情境来使“潜在情绪戏剧化”、“内在精神舞台化”。
全剧弥漫着诡异而奇谲的气氛，抽象化的环境设置和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正来自于曹禺对表现主义戏剧的借鉴与化用，借助独白、衬白和梦景来描定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情绪，则进一步加重了恐怖紧张的气台氛围。
2、“原野”的双重象征意义：
一方面，就本来意义上说，“原野”本该是一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所在，是原始生命的象征。
正是在这片原野中产生了亿虎，有如矗立在原野的巨树。
但另一方面，一旦这种原始生命力失控，它便会反转过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原野”成为禁锢着巨树的地方，成为仇虎走不出去的黑森林。
在这里，“原野”对人的心灵的无形压抑和禁锢远远超出了《雷雨》中有形的“家”而无所不在。
Ainy晴
Ainy晴曹禺劇作《原野》賞析
1、題材及表現手法上の繼承與創新：
（1）在《原野》中，曹禺の視線首次從都市轉向農村，對社會の悲劇性認識又躍入一個更高の層面。
但這部劇作の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展示舊中國農民受惡霸壓迫、覺醒並起來反抗の過程，而在於對人の心靈世界の進一步揭示。
劇作所表現出人性掙扎扭曲無法遏制の痛苦恰恰是貫穿於曹禺創作中の精神主脈。
（2）《原野》中，曹禺將象徵の手法運用得愈發得心應手。
從那些具體の意象，如醜陋の巨樹、仇虎身上の鐐銬，到有如“原野”一般抽象の意象，都給了觀眾無盡の思考與感受の空間。
不過，與之前劇作不同の是，《原野》採用了非寫實の表現形式。
作者不刻意追求細節の真實，而更醉心於主觀の外化，通過營造一種氛圍、一種情境來使“潛在情緒戲劇化”、“內在精神舞臺化”。
全劇彌漫著詭異而奇譎の氣氛，抽象化の環境設置和扭曲變形の人物形象正來自於曹禺對表現主義戲劇の借鑒與化用，借助獨白、襯白和夢景來描定人物複雜の心理和情緒，則進一步加重了恐怖緊張の氣臺氛圍。
2、“原野”の雙重象徵意義：
一方面，就本來意義上說，“原野”本該是一個自由の、無拘無束の所在，是原始生命の象徵。
正是在這片原野中產生了億虎，有如矗立在原野の巨樹。
但另一方面，一旦這種原始生命力失控，它便會反轉過來成為一種異己の力量，“原野”成為禁錮著巨樹の地方，成為仇虎走不出去の黑森林。
在這裏，“原野”對人の心靈の無形壓抑和禁錮遠遠超出了《雷雨》中有形の“家”而無所不在。
浅析话剧《原野》中的戏剧冲突话剧《原野》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戏剧，于1940年首演，以它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原野》描绘了1920年代末期的冀中平原农村的一幕焦土，展现了农村人民在大自然和封建社会的压迫下艰难生活的真实景象。
戏剧冲突是话剧中最为重要和紧张的元素之一，下面将从情感冲突、社会冲突和意识冲突这三个方面来浅析《原野》中的戏剧冲突。
情感冲突是话剧中最直观和质朴的冲突形式。
在《原野》中，主要的情感冲突体现在吕兰芝与李梅亭之间的爱情纠葛上。
吕兰芝是一个妇女活动家，她热爱工作，崇尚解放，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婚姻。
她的丈夫李梅亭却是一个封建观念的农民，他对吕兰芝的工作和思想追求缺乏理解和支持，经常对吕兰芝进行责骂和打骂。
这种巨大的情感冲突在话剧中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通过对话和对抗来展现了吕兰芝与李梅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冲突是《原野》中另一个重要的冲突元素。
社会冲突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上。
在冀中平原的农村，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让农民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农民们开始觉醒并展开反抗。
而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农民代表阴云发起了一场反抗地主的斗争。
这场斗争成为整个话剧的核心冲突，通过对农民工会的建立、演讲和示威等形式的描写，展示了农民们在对抗地主的过程中团结一致、奋勇斗争的精神风貌。
而地主阶级则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侵犯而试图通过诬陷、报复和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整个农村的社会气氛紧张地高潮迭起，使观众体验到了剧中冲突带来的紧张和矛盾。
意识冲突是《原野》中的第三个重要冲突形式。
意识冲突主要体现在主要人物对现实的不同认知和理解上。
吕兰芝与李梅亭对待现实的态度和看法截然不同。
吕兰芝以进步的眼光看待改造封建农村和解放农民的事业，她为农民争取权益奋斗，并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
而李梅亭则对现实持保守态度，他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始终保持封建观念和封建作风。
曹禺《原野》讲义一、《原野》的创作背景曹禺先生的《原野》创作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
社会的变革、农民的苦难以及人性的挣扎，都成为了曹禺创作的灵感来源。
这部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在封建压迫和黑暗势力下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
二、故事梗概《原野》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仇虎展开。
仇虎从监狱逃出来回到家乡，发现自己的家庭已被恶霸地主焦阎王弄得家破人亡。
他的父亲被活埋，妹妹被卖进妓院，未婚妻金子也被迫嫁给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
仇虎心中充满了仇恨，决定向焦家复仇。
然而，在复仇的过程中，他陷入了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他与金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对焦大星的复杂情感，让他在复仇的道路上举棋不定。
最终，仇虎虽然杀死了焦大星，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得到解脱。
在警察的追捕下，他在原野中不断逃亡，精神逐渐崩溃。
三、主要人物形象分析（一）仇虎仇虎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挣扎的人物。
他一方面是个坚定的复仇者，背负着家族的血海深仇；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深处仍存有善良和人性的一面。
他对金子的深情，以及在面对焦大星时的犹豫，都展现了他性格中的复杂性。
（二）金子金子是一个勇敢、泼辣、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形象。
她在焦家受尽折磨，但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她与仇虎之间的爱情，是她反抗封建礼教和黑暗势力的动力。
（三）焦大星焦大星是一个软弱、善良但又有些愚钝的人物。
他夹在父亲的恶行和仇虎的复仇之间，左右为难，最终成为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四、主题探讨（一）复仇与人性《原野》通过仇虎的复仇故事，深入探讨了复仇这一主题。
复仇在一定程度上是正义的伸张，但过度的复仇又会使人陷入疯狂和毁灭。
作品展现了复仇行为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让人们思考复仇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二）封建礼教与压迫作品揭示了封建礼教和黑暗势力对农民的残酷压迫。
焦阎王一家代表着封建势力的恶，他们剥夺了仇虎一家的幸福，造成了无数的悲剧。
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农民的悲惨命运。
浅析话剧《原野》中的戏剧冲突话剧《原野》是中国著名作家茅盾于1933年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通过讲述一对夫妻在农村土地改革中的遭遇，展现了封建社会与新生活力量的冲突。
该剧中存在着多个戏剧冲突，下面将对其中几个典型的冲突进行浅析。
剧中展现了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冲突。
杨白劳是个封建地主，他是原本农村的统治者，通过剥削农民获取自身的利益。
而农民们则是受剥削的弱势群体，他们面对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渴望摆脱贫困的生活，向往着自由和平等。
剧中展现了杨白劳和农民乌鸦一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农民乌鸦一家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决定引爆冲突，采取抵抗和反抗的方式，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种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冲突成为剧中的主要冲突之一，体现了封建社会与新生活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
剧中还存在着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家庭冲突。
剧中的男主人公杨白劳和女主人公李秀莲原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但是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展开，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
杨白劳是个自私的地主，他放弃了李秀莲，追求自身的利益和地主的权力。
而李秀莲则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女性，她不服从地主的压迫，不愿过被剥削的生活。
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最终导致了李秀莲选择了离开，并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家庭冲突，展现了传统封建家庭观念与新的婚姻观念之间的冲突。
剧中还存在着李秀莲与农民乌鸦一家之间的道德冲突。
农民乌鸦一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剥削和压迫之后，决定不再忍受，选择了反抗地主的行动。
而李秀莲则表示同情农民，并与之合作，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和抗争。
在冲突的过程中，李秀莲面临道德选择的困境。
她作为杨白劳的妻子，应该选择与丈夫站在一起，但她却选择了支持农民，背离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选择了道义和正义。
这种道德冲突既体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也体现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
话剧《原野》通过展现封建地主与农民、夫妻之间、李秀莲与农民乌鸦一家之间的冲突，深入探讨了封建社会与新生活力量之间的矛盾。
浅析话剧《原野》中的戏剧冲突话剧《原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所创作的一部作品，该剧以农民工修筑高速公路的艰辛与生存挣扎为背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主题，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苦难与生命的悲壮。
本文将从人物冲突和社会冲突两个方面来分析该剧的戏剧冲突。
人物冲突是话剧《原野》中最为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冲突之一。
该剧塑造了一组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剧情。
主要人物包括团长、芳儿、二姐、干事等等。
团长作为农民工的领头人，在修建高速公路的过程中经常与其他领导和上级部门产生冲突。
他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与各种困难和压力作斗争，成为了他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冲突的象征。
芳儿和二姐代表了农民工中弱势群体的形象。
她们在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不断与团长和同事们产生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在贫困和生存环境中与自己的内心进行着抗争。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彰显了农民工的艰辛与努力，以及他们之间的爱与争斗。
社会冲突是话剧《原野》中另一个重要的戏剧冲突。
该剧通过揭示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现实困境。
导演通过描写团长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关系，揭示了农民工在权力与利益之争中的无助和被边缘化。
团长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是表现出了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无力。
在剧中还描写了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如农民工与拆迁人员、劳保人员等的冲突，展示了农民工在城乡结构转换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和抵抗。
《原野》这部话剧通过人物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刻画，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困境。
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命运与困苦，更体现出了个人对自我生存和尊严的坚守。
而社会冲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刻画了农民工群体与社会机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
这些冲突与对抗，使得话剧《原野》不仅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观赏性，同时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促使人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反思。
《原野》的戏剧情境解析作者：王利娜来源：《艺术评鉴》2019年第16期摘要：基于罗兰·巴特对叙事结构分析的理论，上海戏剧学院汤逸佩教授关于戏剧情境理论的论述为戏剧叙事作品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角度，本文以曹禺先生的剧作《原野》为例，借用汤逸佩的戏剧情境理论，对《原野》的情境构建做出解读和分析。
关键词：《原野》核心情境辅助情境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6-0150-03罗兰·巴特将叙事作品（或叙事作品的片段）中决定故事运行方向的行动称之为核心行动，这些行动开始或结束一种犹豫的状态，是叙事作品真正的铰链。
在核心功能之间，围绕核心安排的一些次要标记而不改变核心的选择性，巴特称之为催化[1]。
核心和催化是构成行动的基本内容。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上海戏剧学院汤逸佩教授提出了核心情境和辅助情境的概念，发展了戏剧情境理论，为叙事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本文借用上述理论，对曹禺的剧作《原野》进行戏剧情境的解读。
一、核心情境的构建核心情境是促使核心（动作、行动）发生的情况和环境。
核心情境由一系列隐秘或外显的关系，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核心关系构成，是贯穿全剧的情境，为核心行动提供统一的轨道。
它主要围绕并追随着绝对主角而形成，这种核心关系促使主角作出重要抉择，因此，核心情境的第一个构成要素是主角，其次是主角和主角之间的特定关系[2]。
毫无疑问，《原野》中的绝对主角是仇虎，他是这部戏剧行动的主体。
他的核心行动是复仇，而他复仇的对象是焦阎王。
通常来讲，构成《原野》这部戏的核心情境便是仇虎找焦阎王报仇。
属于主体与对象关系的第一种，即人与人的关系，关系的定性也是戏剧中常见的复仇模式。
但这部戏的绝妙之处，与其他同样具有复仇模式的剧本不同的是，主体复仇的对象早已经死了。
构成剧本主要内容的，不是仇虎杀焦阎王，而是仇虎与焦阎王的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虽然无论是杀焦大星还是借焦母之手杀小黑子，都是在仇虎找焦阎王报仇的情境下展开的，但在第二幕的结尾，仇虎已经完成了复仇的行动的情形下，曹禺先生又花大量笔墨写了第三幕：仇虎在原野中精神错乱。
似乎找焦阎王报仇这一核心情境并没有贯穿至终。
所以笔者认为，是从另一角度对《原野》的核心情境做出理解，即仇虎寻求一种合理的复仇方式。
也就是主体与对象关系中，人与某种物和抽象理念的关系。
在知道焦阎王死之前，仇虎毫不怀疑地认为杀死焦阎王是最合理的复仇方式。
而当他从监狱逃出来，从白傻子口中得知阎王已死，复仇之火无处燃烧之时，他想到的合理的复仇方式是父债子偿。
于是他跟随花金子来到焦大星的家。
但是焦大星是他儿时最好的朋友，在他身陷囹圄时曾努力襄助，除了他是焦阎王的儿子之外，他與仇恨无关，仇虎一时难以下手。
于是他设法让焦大星杀自己，这样他便理所应当地杀死焦大星完成复仇，但焦大星没有这样做。
即便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下，杀死焦大星依然是仇虎认为唯一最接近合理的复仇方式了，所以他最终还是下了狠手，杀了焦大星。
如果说仇虎心中有一个天平的话，自己父亲和妹妹的仇恨随着抢回曾经的恋人花金子、杀死儿时的挚友焦大星，天平逐渐持平甚至开始摇晃。
而不管是仇恨冲昏头的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以最惨痛的方式报复焦母，小黑子都成为了他复仇之剑下的亡魂，这也彻底打翻了仇虎心里的天平。
他意识到自己寻求的自认为合理的复仇方式并不合理，甚至在焦阎王死后，这个方式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仇不能不报，可是在那样的情形下，无论哪种复仇的方式都是不合理的。
这致使仇虎精神失常，也凸显了他人性中的“善”和“美”。
这样的核心情境建构是可以贯穿全剧的，也可以解释曹禺先生是把第三幕放在第二幕之后，而不是第二幕之前的原因了。
因为第三幕仇虎内心的冲突不是作为复仇这一核心行动的牵制力，而应当是寻找自认为合理的复仇方式，以达到心理平衡这一核心情境的推动力。
显然他最后失败了，没能找到这种复仇的方式，因为这本就是人类的困局。
如果说焦阎王、焦母的“恶”和仇虎身上的仇恨是仇虎对于自认为合理的复仇方式的寻求这一核心情境的助推力的话，那么仇虎与焦大星儿时的情谊带给仇虎的不忍，焦大星自身的善良、仗义和软弱则是核心情境构建过程中一种牵制力，也是致使仇虎内心产生冲突的原因。
除此之外，仇虎人性中的“美”和“善”对于人的认识和发现，以及父债子偿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人性层面的困局也是另外一种客观的牵制力。
二、辅助情境的构建辅助性情境就是影响和推动辅助性行动发生的关系、环境和情况。
辅助情境是段落性情境，它围绕一个核心而展开，它是戏剧真正的血肉，去填满核心和核心之间的巨大叙事空间。
辅助性情境的第一个特征是核心关系的扩展。
关系的扩展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依附性关系的扩展。
[3]在《原野》中，依附性关系的扩展首先体现在白傻子这一人物上。
白傻子作为结构性人物连接着焦母、仇虎以及焦大星。
一心想杀阎王报仇的仇虎，刚跳下火车就遇到了白傻子。
白傻子无意中告诉他阎王已死，焦阎王的死宣告了主体和对象单向投射关系的终结，这对于仇虎来讲是巨大的转折，直接扭转了他行动的方向，也决定了仇虎接下来行动的非正义性以及他最后的悲剧。
白傻子解开了仇虎手上的镣铐，在外在条件上促成了仇虎的复仇。
除此之外，白傻子作为焦母的眼睛，让焦母确信仇虎回来的事实，也展开了质押仇虎行动。
焦母的行动，看似在阻止仇虎复仇，实则催化了行动的发生。
最后，也是白傻子让焦大星彻底相信仇虎所说的事实，仇虎和焦大星的关系彻底明朗。
三人与白傻子之间的关系直接依附于核心情境，将核心动作逐渐推上核心情境的轨道的同时，使得剧情更加百转千回，丰富并具有层次感。
《原野》中一对非常重要的依附性扩展关系是仇虎和金子曾经的恋人关系。
这为仇虎复仇增加了帮手。
金子是仇虎旧时的恋人，也是焦大星现在的妻子。
这使得仇虎和焦大星之间，除了父债之外，又多了层情债。
催化了仇虎的行动，导致仇虎和焦大星之间必有一战。
真假关系是辅助情境的一个重要类型，也是戏剧情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
真假关系，实际是不同人物的情境定义所造成的差异。
《原野》里的真假关系首先是焦大星和仇虎对于彼此关系认识的不同。
在仇虎看来，焦大星首先是焦阎王的儿子，以及霸占自己恋人的朋友，是当时处境下最接近合理的复仇对象。
其次才是旧时的哥们。
这决定了他知道阎王已死之后，在他的世界里要报仇就一定要杀焦大星的行为。
也致使他在杀焦大星的过程中，不忍下手，不得不想方设法让焦大星主动杀他，在杀了焦大星之后痛苦万分的结局。
他对焦大星的这种复仇关系属于单向投射的关系，因为从小受父母欺瞒，在焦大星的世界里，只有大哥虎子，没有敌人仇虎。
所以他对仇虎毫无保留，也对自己岌岌可危的境况毫无察觉，甚至直到死，都没有将仇虎当做自己的敌人来看待。
如此悬殊的情境定义，让人物的行动有了逻辑，使得这部戏更加富有张力，一种悲剧意味油然而生。
该剧辅助性情境中的真假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焦母和金子之间的真假关系。
焦母是盲人，在没有白傻子的时候，她看不到自己眼前的景象，而她与金子之间的冲突，大都由此构成。
金子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骗焦母的，虽然她恨得焦母咬牙切齿，但她在争执真正爆发之间，她嘴上说的也都是恭顺的话，尤其是把仇虎领回家之后，就和焦母玩起躲猫猫的游戏。
二人的真假关系塑造了焦母这个疑心重、狡猾、狠毒的恶妇人形象，也显示出金子备受束缚和压迫的境遇，为金子离开焦大星，跟随仇虎，甚至帮助仇虎复仇提供了合理性。
环境往往是辅助性情境的重要元素。
外在环境一旦与人物心灵发生关系就有了情境构建的意义。
在《原野》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环境机缘，一个是焦家的正屋，一个是黑森林。
剧中对焦家正屋的描写如下：“是一间正房，两厢都有一扇门，正中的门通着外面，开门看见近的是篱墙，远的是草原、低云和铁道附近的黑烟。
中门两旁各立一窗，窗向外开，都支起来，低低地可以望见远处的天色和巨树，正中右窗上悬一帧巨阔、油渍的焦阎王半身像，穿着连长的武装，浓眉，凶恶的眼，鹰钩鼻，整齐的髭须，仿佛和善地微笑着，而满脸杀气。
旁边挂着一把锈损的军刀。
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萨，跌坐在红色的绸帘里。
旁边立一焦氏祖先牌位。
桌前有木鱼，有乌黑的香炉，蜡台和红拜垫，有一座巨大的铜磐，下面垫起褪色的红棉托，焦氏跪拜时，敲下去，发出阴沉沉的空洞的声音，仿佛就是从那菩萨的口里响了出来的。
现在香炉里燃着半股将烬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得油亮油亮的。
烛台的蜡早灭了，剩下一段残骸，只有那像前的神灯放出微弱的人焰。
左墙巍巍然竖立一只暗红的旧式立柜，柜顶几乎触到天花板，上下共两层，每层镶着巨大的圆铜片，上面有老旧的黄锁。
门上贴着残破的钟旭捉妖图。
右窗前有一架纺线机，左面是摇篮，里面的孩子已经睡着了。
暗黑的墙上挂着些零星物事。
在后立一张方桌，围着几张椅子和长凳”[4]。
文中多次提到阴暗屋宇里焦阎王那张森森然狞恶的画像。
阎王虽死，但他仿佛依然是这里的主宰。
面对画像，金子因为看到阎王眼睛动了害怕恐惧，而仇虎却恨不得他真的活过来。
仇虎在焦家正屋，在焦阎王的画像面前，抢回了旧时的恋人，杀了焦大星、小黑子，仿佛是对焦阎王最大的报复和蔑视。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仇虎原本正义的复仇化成非正义的行为，他痛恨焦阎王，却做了焦阎王做得出的事。
焦阎王的正屋这一外在环境，成为了焦阎王的代名词，激发了仇虎内心的仇恨，完成了仇虎的报仇行为，也让仇虎变成了另一个“焦阎王”。
而黑森林这一环境，因为和仇虎内心发生巨大的关联，仿佛成为仇虎内心真实的外化。
仇虎到林中，显得异常调和。
在黑的原野里，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
他代表一张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遭受的不公。
他在林中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妹妹，忏悔自己对焦大星和黑子的所为。
没有黑森林，就没有足以呈现仇虎“美”和“悲”的情境。
黑森林与仇虎真实的内心相连，在该剧中，为核心情境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环境机缘。
综上所述，《原野》的厚重和伟大，离不开曹禺先生对核心情境和辅助情境的巧妙构建。
核心情境与辅助情境相配合，才能为角色的行动提供逻辑的同时，赋予人物生命。
参考文献：[1][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美学[M].董学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汤逸佩.试论戏剧叙事中核心情境的建构[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6，（03）.[3]汤逸佩.试论戏劇叙事中的辅助性情境[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6，（02）.[4]曹禺.原野[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