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历代医家论述

中国古代名医事迹及医德故事(精选10篇)中国古代名医事迹及医德故事（精选篇1）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

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

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

“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

”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

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

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中国古代名医事迹及医德故事（精选篇2）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

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

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

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

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

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

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

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

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医家：一、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原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

生卒年代不详，勃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齐国卢邑（今山东长清）人。

因其医术精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辕时代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

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同时反对巫术治病，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

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

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

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

在《史记》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

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

即：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

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二、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

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

为此，他不愿做官，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以中国医学史所讲到的著名医学家为例,探讨医学家所具备的素养医疗过程是一种医患双边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论，病人处于痛苦、弱势、求助的地位，不仅要求帮其解除痛苦，更希望医家关心他，善待他，帮助他，这就要求医生要有良好的品格，善于与病人交流。

“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

强调先修身养性而后才是学问文章，品格比学问重要。

四种品格是一个医家应该具备的修养！1、谦恭。

前贤说，“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

讲了医家待人的行为准则，核心是“谦恭”二字，像王仲奇那样，“入门先减三分病，接座平添一段春”。

医生作为一个职业，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怎能不谦恭待之？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弟子吕景山回忆：上世纪60年代，吕在施府侍诊，当时施氏己年逾八旬，如此名医，每当病人进门或诊毕告辞时，施氏总是起立笑脸迎送，表现了谦恭风度和尊重病人的修养。

下面是几则顶尖级名医谦恭待人的故事：张骧云（1855年—1925年），沪上十大名医之一，户外不挂招牌，不登广告，但上海市民尽识其门，求医者门庭若市，日门诊一二百人之多。

盛名之下，张氏却无骄横之气，对贫苦病人从不鄙视，一样悉心诊视，“待人和煦，蔼然可亲”。

凡遇贫困病者，经常赠药赠钱。

有贫困而持节者，不愿接受其馈赠，他就将钱物置于枕畔，告曰“天赐”——上天赐予你的。

既或是赠钱济人，全无居高临下之态，保留了贫困者的面子，用心可谓良苦。

蒲辅周（1888年—197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名医，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

一生俭朴，未穿过一件料子服，保持“布衣”本色。

他认为医生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

虽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保健任务，但对找上门来的普通群众从未拒绝，总是热情接待，精心治疗，凡是经他治疗和接触过的人，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对他的医德医风，无不交口称赞。

2、谨慎。

俗话说，“学书纸费，学医人费”，是说医与人命筱关，若有差池，误人性命。

著名医家简介1．黄帝和岐伯黄帝，姓公孙，名轩辕。

上古时代三皇之一，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因国于有熊，故又称有熊氏。

又因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曰黄帝。

传说他是中华文化和中医理论的创始人。

岐伯，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医家，后人又称岐天师，医学精湛，才识卓越，为洞晓天下事物之通人。

据古代有关文献记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疗经方。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医学巨著。

相传是黄帝与岐伯、伯高等讨论医学的问对之作，故后世以“岐黄”称谓中医。

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

《内经》全面地综合、整理了我国春秋战国以前的养生之道和医学原理，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是名副其实的中医理论奠基之作，是后世习医者必读之医学经典。

2．华佗华佗（约生于公元二世纪，）一名敷，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后汉至魏）著名医学家。

他通晓内、外、妇、儿、针灸等科，尤精外科及针灸。

在古代术数、药物及养性健身等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

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曾以酒服“麻沸散”作外科手术麻醉，堪称世界医学史上最早之麻醉法，华陀还创造了一套健身之术——“五禽戏”，行此术者“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

3．张仲景张仲景（约公元142-220年），名机，南郡湼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汉代杰出医学家，历代尊之为“医圣”。

仲景弱冠之年，有志研究岐黄之学。

后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著《伤寒杂病论》。

后世将其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的中医临证专著，是继《内经》之后，对两汉以前临证经验的又一次总结。

《伤寒论》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重要医学经典，素有“方书之祖”之称。

4．皇甫谧皇甫谧(公元215年——282年），幼名静，字士安，晚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晋代著名医学家和史学家。

古代中医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论述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中医学“痹证”范畴，在古代可以用病理名词或病证命名，在中医文献中有多种不同的含义，而且“痹症”范围较广，包含西医的多种疾病。

历代中医典籍虽没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名，但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论述与近历代医学论点是颇点相吻合的。

中医认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属虚损性疾病，常见的论述有：行痹、痛痹、著痹、历节痛、痛风、顽痹、鹤膝风，以及骨痹、肾痹等等。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因、病机、症状、治疗方法、预后等，历代医家均有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最早出现“痹”字概念的医学文献，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地的帛书，在《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脉灸经》中有“疾畀（痹）”，“踝痹”，以及“足小指痹”等文字记载，其它与痹症相关的症状有“手痛”“四末痛”“膝肿”“足大小指废”等等。

《五十二病方》中还收载了现今治疗痹证的常用药物，如“乌喙”（乌头）、续断根、防风、白芷、牛膝等。

尽管在这珍贵的古医帛书中，没用形成较完整的疾病概念，也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分门别类，但证明“痹”在夏商时期就已经作为病理名词或症状命名，见诸于现存最古老的医著。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内经》，它不仅是这个时期具有总结性的医学典籍，同时也为痹病类疾病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并列了两篇有关“痹证的专论——《痹论》、《周痹》。

首先提出了风寒湿邪与内在机体“外内相合”致痹的观点，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风寒湿之气也。

”“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强调痹证的发生除了风寒湿外邪的侵袭外，还由于机体内部脏腑经脉之气失调、逆乱，“两气相感”才会发病，强调了先由脏腑内伤，功能失调以及营卫不和，然后风寒湿邪乘虚内侵，发生各种痹证。

《内经》还明确指出：“血气皆少......感于寒湿，则善病骨痹。

”又按病因而将痹证分为四种类型，“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生，阳遭阴，故为痹热（也称热痹）。

火的发明和意义火的使用，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掌握支配一种自然力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

使原始人不惧黑夜，征服严寒和抵御野兽侵袭，扩大生活领域；彻底改变了原始人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火的使用和发明，为热熨、灸法、汤药等治疗方法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黄帝黄帝，姓公孙，一姓姬，名轩辕。

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原始社会末期。

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着作《黄帝内经》以之托名。

神农神农，一说即炎帝，姓姜，名魁。

农业和中药的发明者，新石器时代晚期。

发明制作耒耜，教民农耕。

遍尝百草，发现药物，教民治病。

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本草着作《神农本草经》以之托名。

伏羲伏羲，《史记》称伏牺。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新石器时代早期。

我国古籍中最早记载的王。

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八卦，成为中国古文字的发端，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

砭石砭石，我国最早的原始医疗工具。

砭石治病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砭石的种类很多，可用于熨法（球形、扁圆形）、按摩（卵圆形、扁圆形）、穿刺或切割（刀形、剑形、锥形、镰形）。

酒的发明和意义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从果实发酵中发现酒。

酒在早期多用于祭祀祖先和医治病痛。

酒能“通血脉”、“行药事”，适量饮用有兴奋或强壮作用，大量饮服则可产生麻醉。

酒应用于医疗实践是医学史上的重要成就。

酒还可作为溶剂、能消毒、防腐。

汤剂的发明和意义《汤液经法》为伊尹所撰。

汤液是中医主要剂型之一。

汤液的发明与使用，既可将生药变为熟药（减低毒副作用、便于服用），又使单味药向多味药转变成为可能。

药物品种增多可以提高疗效，同时多种药物配制成复方，标志着方剂的产生，为临证用药经验的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提供条件。

汤液创制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早的医事制度1.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4科，这是医学史上的最早医学分科。

2.“医师掌医之政令”，医师之下设士、府、史、徒，分理医疗、医疗事务、文书医案、役使等职，形成基本完善的医政组织结构。

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知识摘要1、李时珍（年代：明朝；祖籍：湖北黄冈）李时珍，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

与“医圣”万密斋齐名，古有“万密斋的方，李时珍的药”之说。

后为楚王府奉祠正、皇家太医院判，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文林郎”。

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此外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

著述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等多种。

被后世尊为“药圣”。

1982年，其墓地李时珍陵园（李时珍墓）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孙思邈（年代：唐朝祖籍：陕西铜川）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孙思邈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

他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大后开始爱好道家老庄学说，隋开皇元年（581年），见国事多端，孙思邈隐居陕西终南山中，并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名。

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

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孙思邈年高有病，恳请返回故里。

永淳元年（682年），与世长辞。

3、华佗（年代：东汉祖籍：安徽亳州）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

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

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

医学发展史之医学人物胡正详中国病理学家。

1896年6月4日生于江苏无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8年11月12日自己切断动脉逝世于北京。

1916年考入上海哈佛医学校分院，后以优异成绩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192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总医院攻读病理学三年。

1924年谢绝哈佛医学院的聘请，回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

1942～1946年协和停办期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任教授、病理系主任。

1951～1957年任中国协和医学院和1957～1968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科研一级教授和病理学系主任，1962～1968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他长期从事病理学的教学、诊断和科研工作。

几十年中收集了千余件有价值的病理标本和数千幅珍贵的标本照片。

1951年在多年讲课讲义的基础上与秦光煜、刘永两位教授编写并出版中国第一部以国内病理资料为主体的《病理学》。

他对病理形态的造诣较深。

他作出的病理诊断误诊率很低。

他在国内外先后发表60余篇科学论文，涉及人体病理和实验病理等方面。

1930年代他证实白蛉传染利什曼- 多诺万二氏体的途径，发现严重贫血也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

他利用超活体染色法鉴别大单核细胞和吞噬细胞，观察朗格汉斯氏巨细胞和异物巨细胞的表现，并提出一种主要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

曾指导动脉粥样硬化、肝脏疾病和淋巴系统肿瘤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人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年龄和病变特点、传染性肝炎的病理诊断指标、肝硬变形态分类与肝功能不全和门静脉高压的关系及其引起死亡主要原因等方面均有研究，提出不同形态的淋巴细胞所组成的恶性淋巴瘤预后有所不同。

他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的活动，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辑。

他积极倡导和推动尸体检查工作，1950年就发起死后贡献遗体尸检的倡义并首先签字，他培养的学生不少人已成为病理工作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