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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1期(总第95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 inorities(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No.1Feb.2006论民事权利的利益本质●于志强(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79)摘 要:权利是由特定人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对“利益说”的驳难观点,要么犯了逻辑的错误,要么仅是看到法律关系的片面特征,要么把权利的本性特质转移到其他权利或者权利行使的范畴,都是值得商量的。
坚持权利本质的“利益说”,对于正确识别法律规定的权利体系、正确认识民法领域中死者的利益、时效经过之债、物权法的占有制度、侵权行为法受害利益的属性、刑法中的犯罪客体等理论问题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加强对人们法定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权利;权利本质;利益说中图分类号:DF52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6)01-0063-05 一、问题的提出自古罗马人在私法中中明确使用“权利”一词开始至今,到底有多少人给权利下过多少次定义,似乎还没有人作过具体地确切统计,但就目前学界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分析,仅从国外引进的并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的权利定义就不下十余种。
近20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在外来权利理论的影响与启迪下,对权利所作的变种定义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中外哪一种法学家、学者对权利所作出的诠释均未获得普遍的共识,每一种权利皆遭到批评或者质疑。
难怪有学者深有感触地说,研究权利概念,给权利下定义性解说,常常被认为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
[1]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范伯格干脆主张把权利这个概念当作“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看待,因为要为权利下了形式的定义,都将产生使平凡的东西变得有些毫无必要地神秘莫测的效果,所以范伯格建议不要试图给“权利”下什么形式上的定义。
民事权利本质及实现途径探究作者：吴坤埔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2015年第06期摘要：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律，民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追捧和欢迎，它让人们的现代权利意识开始苏醒，让人们对于内心长期追寻的自由、平等等理想价值有了有力的根基，使得以多样权利构建起来的现代私人社会有序地蓬勃发展起来。
本文试图从民事权利的发展、内涵等方面逐步剖析民事权利的本质，并结合中国现状探究民事权利在中国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民事权利；家国本位；权利本位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07—03一、民事法律权利的本质“权利”一词在17世纪～18世纪反封建的斗争中被正式提出，而早在罗马法中就已有了相近于现代权利概念的表述。
人类社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现实中与权利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一个与生活如此休戚相关的概念，长期以来对其内涵都没有定论。
随着人们对于权利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对于权利的本质内涵分析如下：首先，权利是利益。
人类从出生之日起就与利益密不可分。
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对生存利益紧紧追寻。
生存利益是人们最初也是最为基础的利益需求。
除此之外还有更高要求的精神利益的追求。
权利的一切目的都直指利益。
其次，权利是意思自由。
社会是复杂的，个体是多样的，因此在强调利益的同时必须赋予个体以意思自由，因为多样的个体有着多样的利益诉求，只有给予其足够的意思自由权才能使其实现各自的利益。
人若没有自由便没有了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机会，也就没有实现自己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可能性。
正如洛克所认为的那样，自由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和转让的自然权利。
最后，权利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权利是以利益为目的，以意思自由为手段的，因而为了保证目的的实现和手段的应用有序，就要求共生共存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受到一定限制和要求。
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各种法律、道德、义务要求，这些都是人与人关系的外化表现。
试论民事权利的本质【摘要】民事权利是民法的核心，但学界对于民事权利的本质问题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主要有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主流学说。
本文将在对三种学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追溯权利概念产生的源头以探究权利的本质，并最终得出权利的本质是保护个人利益的方式的结论。
【关键词】民事权利；权利本质；利益说一、探讨民事权利本质的必要性民法典章是“书写人民权利的圣经”。
[1]权利在民法中所处的核心地位[2]与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整个民法体系的构建是围绕权利展开，理解和掌握民法也都是从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等方面入手。
物权、债权、人格权、身份权，知识产权等制度组成了民法体系的主体部分。
民事权利对于民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学界对民事权利本质的主流学说（一）意思说意思说作为权利的本质由来已久，是由17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对康德的权利定义的理解过程中所提出的。
康德认为：“所谓权利，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的全部条件。
”[3]萨维尼则把康德的这一定义表述为“权利是通过确定每个人可以安全行使自由的范围的规则来调整自由契约条件下相互共存的自由人的活动。
”[3]根据萨维尼的观点，权利的本质是意思自由或意思的支配，意思为权利之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之本质，归着于意思。
[4]（二）利益说利益说则同样是由德国法学家耶林所提出。
不同于萨维尼的观点，耶林认为：“权利是国家用法律明确规定并用国家的力量保障公民享受的某利益”。
[5]他甚至因此而被认为是历史法学阵营的叛逃者。
[6]可见，该学说主要是从目的角度来探讨权利的本质，认为权利的本质就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三）法力说第三种法力说的创始人是德国法学家梅克尔。
该学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主体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6]该学说将权利定义为法律为了满足某人的利益需要而赋予他的一种“意思的力”或“法律的力”。
[7]依照此种观点，权利是由“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所组成的。
民事权利本质论关键词: 权利本质;意思;自由;利益;法力内容提要: 对民事权利本质之争的三学说中,“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均不能揭示权利的固有属性,唯有“意思说或自由说”涉及主体意志的实现资格反映了权利本质。
但权利创设离开法律这一媒介则与现实不符。
而探究权利本质的目的主要在于准确理解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民法以人为本位,并围绕着人这一主体确定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有关制度。
其中,权利已成为民法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民法的一切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而构建的。
但对于权利这一法律构造物,学界至今依然在如何界定、能否类型化以及如何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
其实,这些争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相关。
一、民事权利本质的定位我国古代汉语中,“权”和“利”为两个独立词汇,偶然也有权利并用,但其涵义均与现代权利概念相去甚远。
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移译自日本,日文中权利一词又移译自欧洲。
最初译作“权理”,取其事理、道理之意,后译作“权利”。
西语中的权利,拉丁文的jus、德语的Recht、法语的droit和英语的right 均蕴涵正义和合理,指正当而得有所主张而言,非“争权夺利”。
除英语外,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权利一词均同时兼有法律的涵义,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足见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关系。
但理论界对于权利的态度却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权利否认说的观点,如法国学者狄骥认为人们只有依据法律从事社会互助的社会任务,绝无权利可言。
如此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符合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故对民法确定权利未形成影响。
相反,鉴于权利机能在确定保障个人自由活动范围,自主决定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近现代民事立法均肯定权利存在的合理性。
无疑,对权利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也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简介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究权利的本质,学说纷呈,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包括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
1.意思说。
意思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夏特(Windsc-heid),该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意思自由或意思支配。
亦即权利为个人意思能自由活动或任意支配的范围。
故意思为权利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的本质应归着于意思。
萨维尼之所以毫不掩饰地重视意思,关键在于他将意思支配与法律关系相,并且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被确定的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
个人意志除作用于当事人自己外还可包括外部事物,由此决定意志支配主要可涉及三个对象,即本人、无意思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
显然涉及对象不同,所呈现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也有异。
与意思说相似的是自由说。
该说主张权利本质为自由行为的范围,但其影响力较为逊色。
[11]其实,自由说与意思说本质相同,都强调了意志或意思在权利中的地位。
只是自由说更明确地指出权利乃是意志实现的自由,而非单纯意志自由。
因任何人意志均为自由不言而喻,故只有将个人能自由实现的意志定为权利,才具有法律价值。
2.利益说。
利益说的创始人为德国学者耶林(Jhring)。
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律归属于个人生活之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
[12]耶林曾明确主张“法权是信法加以保障的利益”,更有学者对此进一步说明:“其实主观法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利益,法权只当利益经法权的享有人或另一人用意思表示在外部证实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来。
”[13]按照该观点,权利主体与受益主体同一。
利益说将社会生活关系中包含的各种利益作为权利,更为直接和客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国大陆众多学者认可。
3.法力说。
法力说由德国法学家梅克尔(Merkel)首创,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14]也就是说,权利由内容和外形两要素组成,前者为法律上的特定利益,是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后者为法律上之力,即法律因充实其所认许的利益不能不赋予的一种力量。
[15]该说立足于实证角度研究法学对象,成为近世有力之说,尤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推崇。
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法律赋予的法律上之力因受法律支持和保障,而不同于一般实力(私人腕力)。
同时,法律以力予人,目的在于使人享受特定利益(包括财产和非财产利益)。
[16]因此,不同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也不同。
(二)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评析关于权利本质的不同学说,学界至今见仁见智,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对于“意思说”(或自由说),否定者通常认为该说根本缺陷在于,不强调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能解释道德规范和不依当事人意思的法定权利现象。
[17]也就是说,“意思说”不能合理说明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无意思能力者是否仍然可作为权利主体,权利得丧是否均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等问题。
这是因为,按意思说,只要存在意志就应有权利,但事实上权利的出现晚于法律,在法制史上早期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
此外,权利若归结于意思,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因无意思能力而不应享有权利。
但现代民法均以人格平等相标榜,无论权利人精神状态如何,都无例外地为权利主体。
固然,为补正无意思能力人的缺陷,可设法定代理人制度。
但以法定代理人意思为被代理人意思,可解决权利行使的问题,却终难证实无意思能力人有意思的自由。
[18]对于“利益说”,否定者一般认为其主要不足在于易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淆。
[19]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都体现为权利,如交通安全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重大利益并未表现为权利,却反映为要求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20]另一方面权利也不总是反映为利益,有时仅反映一种自由,如人们为赠与或捐助行为,以及舍己救人行为等,仅仅表明行为资格而与利益无关。
[21]亦即权利与利益无必然。
何况,民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通常仅规定主体能否为何种行为的界限,而不顾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
此外,如不言明该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则与“意思说”相同,该说亦以权利先存为基础,而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
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
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
“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
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
[22]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
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
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
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
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之所以认可“意思说或自由说”揭示了权利本质,是因为民事法律作为授权性规范,主要是界定行为人“可以作为”的范围,而特定行为的可能性或资格必然反映特定意志的实现自由,且众多具体权利行使与实现也体现为特定主体意志的实践,本质上与“意思说或自由说”如出一辙。
但将“意思说或自由说”作为权利本质,并非置法律作用不理。
事实上,无论是“意思说”(含自由说)还是“利益说”均未脱离法律框架。
具体而言,强调思想层面任何人皆享有自由者,也充分意识到史上几乎没有以约束、规范思想为目的的法律。
单纯意思自由不能被称为权利,仅是思维上的活动不能导致法律关系变动,无法影响权利得丧。
法律上能产生法律效果的各种事实包括行为和事件,所启动的权利得丧离不开具体法律关系。
因此,法律需规范的内容只有行为的范围、可能性或者自由,也只有这种外在表现意思的客观状态,才能被法律调整和规制。
这也是持“意思说”者在确定意志支配领域时,要将之与法律关系相的原因所在。
同样,持“利益说”者虽也认为权利是法律确认的一种行为可能性,但因法律保护的利益作为一种形式无法显示事物的根本属性,[23]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生命人人格平等的理念,任何意志天然地享有相对于实现资格的表现资格,法律不应过问意志后面的因素,即意志的动机,而“利益说”与“意思说”不同,明确行为的目的是行为人自己的利益,意味着任何不以利己为目的的意志不具有表现资格,由此与现代法学根本原则相悖而无法揭示权利的本质。
[24]第二,“意思说或自由说”虽认为法律是确认权利的依据,但对法律的具体作用即法律上之力的认识仍显不足,或者说较为模糊。
这是因为,即使从正面界定权利本质为自由时,也须强调自由为权利行使的客观界限,而不能只顾权利的主观状态;即使明确权利取得的依据及其范围,也得关注权利能否实现的法律保障措施,否则法律确定权利将失去意义。
无疑,“法力说”作为一种手段和措施,仅反映了事物的现象,却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
但从实证角度而言,充分关注法律的强制作用对全面把握法律确定权利的意义,似乎比单纯了解权利本质更为重要,这也是法力说成为当今通说的最好注解。
然而,对于“法力”,既不能仅简单将其理解为各种法律关系的具体之力,认为不同法律关系的“法力”含义不同,如“直参接支配、排他性”就是物权的“法律之力”,“请求”就是债权的“法律之力”;也不能过于扩大“法力”的涉及范围,如将“支配力”解释为既可支配标的物,也可支配他人。
[25]理由是,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纷繁复杂,意志作用的对象难以一一明了,不同法律关系涉及的各种权利所显示的“法力”应当不同,债权与物权如此,其他权利如形成权等亦复如此。
何况,有些权利如人格权,依现代民法所倡导的主体地位平等的精神,意味着任何人不得支配其他人。
[26]由此说明在明确不同法律关系可体现不同“法力”的同时,似还应从权利实现角度来理解“法力”。
事实上,法律授予主体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就可亲自去实现与权利相适应的状态,如仅有请求权,未必导致债权实现。
可见,对于权利人而言,不仅需要关注权利的有无及其界限,而且更应重视权利能否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实现。
不过,请求之力(权利)以诉讼方式实现,并非将权利与诉权划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