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背景

中国思想文化背景科玄论战的代表人物，一般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一方面是西方思想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思想文化背景。

他们都是一些饱读诗书、饱经中国传统熏陶的学者。

不仅玄学派中人熟知中国文化原典，就是科学派中人对中国典籍也都是耳熟能详的。

在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中国文化的滋养，浸润着中国文化的精神。

唯其如此，“科玄之争”具有着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背景。

“大战”之后的中国思潮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对理性与科学的批判反思，在中国也一时来势汹涌。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是个典型，其中有一段为人们所广为引用的著名评论：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

……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

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

不惟如此，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

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

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

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帜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

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

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

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

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情地快活。

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

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律，总不能和欲望的升腾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

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

近年来甚么军阀，甚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

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

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

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

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

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看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

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1“科学破产”的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便当时科学确实在某些方面显露出某种危机，那也只是特定范式的科学形态的危机，而非科学本身的穷途末路。

事实上我们看到，科学仍然在呈加速度地突飞猛进地发展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的理智主义、科学主义确实有它的负面。

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也对西方理智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曾几何时，“一切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权利；”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2 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从历史的意义上来看也是“理性的胜利”；唯其如此，这种资本主义的“令人极度失望”的一面自然也就使人不得不去省思检讨理智主义的负面了。

关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所发生的影响，胡适曾评论道：“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3 说科学在中国的尊严远不如从前了，当然是言过其实的；但科学在中国从此也开始受到检讨和批评，则是事实。

对理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这种检讨，人们追询得相当远。

例如当时菊农就说：“我们站在理想主义的立脚点上看，以为现代的悲哀，人生的烦闷，文化的停滞都是由西方文艺复兴的两种精神所酿成。

我们常听见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家说，文艺复兴有两大意义，即新人与新宇宙之发见。

主观方面是个人之发见，客观方面是宇宙之发见。

换言之，便是个人主义与机械主义。

假如我们听了历史家的话承认现代文明是文艺复兴的产物，那么现代的文明便是个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文明。

”4 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经得住仔细推敲，它至少可以使人们更少一些盲从、迷信，更多一些清醒。

其实，对西方理智主义传统，仅仅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传统是从轴心时代开始奠定的，对此，我们上文已有讨论。

但这只是科玄论战在当时中国的背景，实际上这种中国思想文化背景也跟科玄论战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一样，有更悠久的历史传统，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汉学”与“宋学”的对立。

学术的“两军对垒”：“汉学”与“宋学”从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看，如果说科玄论战的科学派代表了科学理智主义传统，那么玄学派就代表了人文意向主义传统；然而就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看，如果说科学派继承了“汉学”的传统，那么玄学派就继承了“宋学”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宋之争”是个长久委决不下的问题。

“汉学”继承了汉代经学、严格来说应是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5，注重对经典作“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更接近于“科学”；“宋学”继承了宋代理学、尤其心学的传统6，注重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更有哲学意味。

关于中国的学术与西方的哲学，张君劢作过一种比较：“汉学宋学两家，苟各认定范围，曰甲之所研究在考据，在训诂名物；乙之所研究在义理，在心性；……因是之故，甲尊汉儒，乙宗宋明理学，同为理学之中，而又有朱子陆王之分。

窃尝考之学术史上之公案，其与此相类者，莫若欧洲哲学史上经验派理性派，或曰惟心派惟物派之争。

”7 并且列表比较如下：欧洲惟物派之言：（1）培根云，事实之搜集。

（2）陆克（洛克——引者注；下同）云，一切意象由经验而入。

（3）惟用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云，意象之有益于人生者为真。

（4）边沁云，宇宙之两主宰：曰苦，曰乐，乐为善，苦为恶。

（5）英美学者，好用沿革的方法。

（6）休谟氏云，经验之往复不已，于是有习惯上之信仰。

汉学家之言：（1）王引之云，遍为搜讨。

（2）顾亭林（顾炎武）云，多学而识。

阮元云，学者…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

（3）顾亭林云，文之不关于……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4）戴东原（戴震）云，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

（5）章学诚云，六经皆史。

（6）阮元云，理必出于礼，又云，理必附于礼以行。

欧洲惟心派之言：（1）康德分人之理性为二：其在知识方面，曰纯粹理性，能为先天综合判断；其在人生，曰实行理性（实践理性），能为自发的行为。

（2）康德云，关于意志之公例（规律），若有使之不得不然者，是为断言命令（绝对命令）。

（3）康德云，伦理上之特色，为自主性，为义务概念。

（4）惟心派好言心之实在。

（5）柏格森云，创造可能之处，则有自觉性之表现。

（6）柏格森云，本体即在变中。

（7）倭伊铿云，人生介于物质精神之间，贵乎以精神克物质。

（8）最近新惟心派提倡自觉的努力之说。

孔孟下逮宋明理学家之言：（1）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又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2）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3）孔子曰，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理学史上有危微精一之大争论。

（5）子曰，惟天下至诚……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6）子曰，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7）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8）子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比较的结果，他说：“若就其应用言之，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

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张君劢还有个说法：“吾以为汉宋学之争，即西方哲学界上心为白纸非白纸之争也。

惟以为白纸也，故尊经验；惟以为非白纸也，故觉摄（感觉）与概念相合，而后知识乃以成立。

汉宋两家之言亦然，一以为心为危微精一允执厥中，故贵乎人之勤加拂拭；一以心为非危微精一允执厥中，故必求之训诂名物之中。

”张君劢是赞成“宋学”“心学”的，“抑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

”以上张君劢对中、西哲学的比较虽然未必全然伦类，但也不无道理。

无独有偶，科学派也进行这种类比。

例如胡适，“适之推崇清代经学大师，称为合于西方科学方法”8。

丁文江也说过，“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方法是一样的。

”9 这就充分说明，今天的科玄之争与传统的汉宋之争确实是大有关系的。

这是什么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派更近于“汉学”传统，玄学派更近于“宋学”传统。

近世汉宋之争，是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的。

当时江藩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表彰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学。

此书甚至把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都置之卷末，认为他们颇近于理学，“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哉！”（不过，书末另附的成于道光年间的《宋学渊源记》虽然抑宋扬汉、多存偏见，但在客观上保存了不少清代学术资料。

）为反击《汉学师承记》，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三卷，否定乾嘉学派，维护程朱理学。

这种争论，直到今天似乎还有气候。

汉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汉代“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学派”。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

古文经学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权威，注重儒家经典的文字考据、名物训诂，其优长在于实事求是，其流弊在于繁冗琐屑，“皓首穷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所以，当时又有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之抗衡。

乾嘉学派的实学风气，实始自明清之际顾炎武。

顾氏鉴于明末政治衰朽的教训，批评当时“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心性的王学风气，起而提倡“通经致用”的学风。

清代经学家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等人学习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吴”、“皖”二派的盛极一时的乾嘉学风。

乾嘉学派在“通经”方面创获空前，但是在“致用”方面却谈不上。

唯其如此，才有“宋学”的兴起。

宋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宋代广义“理学”、尤其“心学”，和清代“常州学派”以至晚清“今文经学”。

但事实上“宋学”的学风应追溯到汉初兴起的“今文经学”，其实际开创者为董仲舒，而集大成者是何休。

他们认为孔子当年删定“六经”，意在“托古改制”。

他们一面阐发儒家经典隐含的“微言大义”，发挥哲学思想；一面以此议论时事，干预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