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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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地方袁鹰续写摘要:1.遥远的地方的简介2.袁鹰其人及其作品3.袁鹰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背景和意义4.《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学价值和影响5.袁鹰的其他作品及其风格特点6.袁鹰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正文: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片广袤的土地,那里风光旖旎,民风淳朴。
这片土地孕育了一位杰出的作家——袁鹰。
袁鹰,原名袁和平,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
他生于20 世纪初,自幼生活在那遥远的地方,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袁鹰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袁鹰的成名作《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他以家乡为背景,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边疆画卷。
这首歌词诗意盎然,情感真挚,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
这首歌不仅展示了袁鹰的文学才华,还体现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袁鹰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充满了浓郁的边疆风情和民族气息。
他的作品既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又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袁鹰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对我国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这首作品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风格,启发了后来的许多作家去发掘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在那遥远的地方》还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鼓励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袁鹰的其他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如他的诗歌《草原之夜》、《天山牧歌》等,都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优美的诗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袁鹰的散文作品也充满了独特的风格,如《边疆散记》、《遥远的星球》等,都是他以真挚的感情描绘家乡和人民的佳作。
在我国文学史上,袁鹰以其丰富的创作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作品不仅为我国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
总的来说,袁鹰及其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电影艺术家赵丹_700字
赵丹,原名赵凤翱。
1915年6月27日生于山东肥城,后迁居江苏南通。
中学时参与组织”小小剧社。
1931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国画,后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取艺名”丹。
1932年在《琵琶春怨》中饰一纨绔子弟,首登影坛。
其后相继拍摄了《上海二十四小时》、《热血忠魂》等20余部影片,显露表演才华。
1935年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玩偶之家》、《大雷雨》等世界名剧。
1936年至1937年,因主演《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两部优秀影片,蜚声影坛,抗战爆发后参加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后参加抗日救亡演剧三队。
1938年在新疆遭盛世才迫害,入狱5年。
1943年赴重庆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参加拍摄《幸福狂想曲》、《丽人行》、《武训传》等影片,尤以《乌鸦与麻雀》的表演最为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主演《李时珍》、《海瑰》、《林则徐》、《聂耳》等影片,并自编、自导、自演了《青山恋》(饰路春)。
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关押5年多。
粉碎”四人帮后,致力于表演艺术教学。
著有《银幕形象塑造》和《地狱之门》。
1980年10月10日病逝。
郑和(1371一1435),本姓马,小名三保,回族,云南昆阳(今晋宁)人。
明初入宫当太监,因在燕王朱棣争夺皇位的战争中立过军功,赐姓。
2019年·第711期人物春秋——阳翰笙与赵丹徐志福1980年10月9日,赵丹胰腺癌已到晚期。
临终前3小时,阳翰笙来到赵丹床边,犹如在过去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出现在他面前那样。
赵丹激动不已,虽已不能说话,还是紧紧握住翰老的手……3个小时后,即10月10日凌晨,赵丹带着一丝笑容走向天国。
噩耗传来,阳翰笙不禁老泪纵横,写下《悼赵丹同志二首》:床头执手默无言,死别生离旦夕间。
天下都乐君却去,互流热泪湿胸前。
战斗情谊五十年,几经风雨共危艰。
艺坛巨匠悲凋谢,忍听同僚说阿丹。
时阳翰笙年近八旬。
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被前尘往事牵引着走进了岁月的深处——1932年下半年,阳翰笙由“左联”党团书记改任“文委”(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分管戏剧电影工作。
1932年8月,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介绍赵丹等加入左翼“剧联”。
阳翰笙就在此时认识了赵丹。
从老赵那里,他得知赵丹原是美专学生,因参加美专激进剧团演出《夫人肖像》而得罪当局,被视为“赤色分子”。
后赵丹考取了明星影片公司,在夏衍、阿英的帮助下,积极参加进步电影话剧演出。
阳翰笙给了他不少鼓励帮助。
1935年2月,上海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田汉、赵铭彝等被秘密逮捕。
1937年2月,赵丹所在的“业余剧人协会”在南京演出《大雷雨》等话剧。
演出结束,听说阳翰笙、田汉获得自由,还来剧场看演出。
为什么他们不上台与大家见面?其中必有蹊跷?“我非要去见他们不可!”长久未得见友人而心急火燎般的赵丹找到在南京戏剧学校任教务长的老友应云卫,求他去跟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张道藩打招呼。
会面地点是在阳翰笙、田汉被软禁的住处,旁边自有人监视。
瞧着阳翰笙、田汉被折磨得清瘦的身躯,憔悴的脸庞,赵丹、郑君里的眼里都涌起了泪花。
双方对话只能谈关于演后的一些观感及演技好坏等问题,最后互道珍重怅然惜别。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的炮声震动了中华儿女的心。
赵丹等参加“保卫大上海”的抗日宣传演出活动,组织了抗日救亡演剧第三队。
大师赵丹他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不是在演话剧,而是在演‘吼剧’,从头到尾都在吼。
你们演戏要动心、要动情……” 我和赵丹同乡,又是同一小学间隔50年的校友,所以对他特别景仰。
赵丹从小是“皮猴”。
父亲开电影院,他常常看白戏,回到家就依葫芦画瓢。
少年时为演进步戏,被当时的南通反动政府追捕。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颠沛十八里地逃到天生港,涛涛江水中,一叶扁舟飘荡去上海。
到了上海,考进美专,他把名字由赵凤翱改为赵丹,象征自己的一片丹心向往红色。
然他命运多舛,两次坐牢,一次是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关了五年,一次是被“四人帮”押进监狱。
两度囹圄,十年磨难,他却爱国爱人民痴心不改,最终却因各种原因与李白、鲁迅、闻一多、周恩来等角色失之交臂,抑郁成疾。
1980年深秋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赵丹离开人世间。
走向天国前,他对看望他的领导疾呼:“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我每次回家乡都去为赵丹老师扫墓,我总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听他用南通人常“骂”小孩的昵称在跟我说话:“洋箱子,你终于混出点名堂来了!”可惜,他没看到我这个小同乡正式走进影圈。
我与赵丹老师相识得追溯到1975年。
那次我去上海亲戚家过春节,一个小名叫“辣椒”的儿时伙伴说他的赵丹舅爹爹“解放”了,回家过年了。
听说他舅爹爹是拍电影的,我拿了一条南通特产的麻糕就跟他走。
进了门,穿着深蓝色中式棉袄的赵丹看到麻糕笑了,用南通话说:“洋箱子,这是我们南通人的规矩,到人家不空手。
”他问我上几年级,当我告诉他我在小红花艺术团一边读书一边跑龙套时,他笑道:“我也是跑龙套出身,不难为情的!不过别像钱千里一样,跑一辈子龙套。
”1976年冬,我们话剧团到上海演《万水千山》,团长季歇生想去给赵丹送票,我说我认识,他不信,我便跟着团长屁股后面来到了赵家。
赵丹一眼就认出了我:“洋箱子,你怎么跑到剧团去了?”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叫道:“南通来的小朋友演戏,我一定去!”剧场里,赵丹很激动,既为我们的表演激动,也被故事情节所感动,使劲地鼓掌。
纪录片《雨花台》首披露细述33名烈士故事昨天,该片主创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历史的舞台上,革命者也是一个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在人物铺叙中贯穿历史背景的同时,侧重于真实展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种人性化处理所带来的感染力其实更强烈。
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片中所说:“和一般人不同的是,除了正常的一般人都能够经历的那种喜怒哀乐以外,他们还有信仰,而且非常坚定地承担了他们选择信仰以后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正因为这样,当他们牺牲以后,他们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红色的爱情的故事、家庭的故事、亲情的故事,令人刻骨铭心。
”面对生死抉择,16岁袁咨桐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今天,大多数16岁的孩子正读高中,他们所苦恼的多半是学习。
而在1930年,16岁的袁咨桐已身处狱中,面对生死抉择。
1928年,14岁的袁咨桐离开家乡贵州赤水,来到刚刚创办不久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求学。
1929年冬天,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8月,他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
在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眼中,这个16岁的小同乡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想给袁咨桐留下一条活路,前提是在悔过书上签字。
但袁咨桐的刚硬与决绝让谷正伦十分恼怒。
在狱中,袁咨桐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人在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
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按当时的法律,不满18岁是不能判死刑的。
当值法官便在判决书上做了手脚,将他的年龄由16岁改为18岁,判处极刑。
16岁的袁咨桐,成为了牺牲在雨花台最年轻的烈士。
烈士谭寿林妻子是《洪湖赤卫队》主角韩英原型“我多么希望,我的怀念的回音,像这茫茫黑夜里,洪湖水的轻波细浪,飘然来到你的身旁。
”这是牺牲在雨花台的烈士谭寿林在狱中写给妻子钱瑛的一段话。
钱瑛,电影《洪湖赤卫队》主角韩英的原型之一。
1928年,她在全国海员总工会做秘书和交通工作。
赵丹魂归故里
江平
【期刊名称】《电影评介》
【年(卷),期】1993(000)002
【摘要】著名电影大师、人民艺术家赵丹先生在他仙逝整整12年后终于魂归故里。
日前,江苏省南通市为建造赵丹纪念亭——“丹亭”,举行了奠基仪式。
赵丹(1915—1980)自幼在文人荟萃的南通长大,先后就读于通师附小和崇敬中学。
他曾和同学、后来都成为卓越电影家的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在南通组织成立了我国早期的话剧团体之一——小小剧社;三十年代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步入影坛,先后主演《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林则徐》、《烈火中永生》等巨片而蜚声中外。
十年动乱中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重
见天日后曾担任全国政
【总页数】1页(P25-25)
【作者】江平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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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近日从电视荧屏的纪念电影百年回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赵丹专题”,连续两天,简要地介绍了赵丹从影历程和他主演过的重要影片,重新见到他从三十年代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来创作的许多光彩照人的形象。
尤其建国以后武训、林则徐、聂耳这三个时代不同、经历迥异的人物,给亿万观众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而禁不住又一次为他本不该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就离开了人世而哀伤,更为他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文章所遭致某些人的非议和责难而感慨万千。
时光如水,竟已二十五年了。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四年,文艺界从为害十多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话剧、电影、歌曲、漫画、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
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这些话,都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
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
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
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7-214页。
)凡是参加过第四次文代会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邓小平同志讲到这句话时,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
“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
这些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
正如两栖于文艺、电影的作家李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
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
李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报纸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
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
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
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
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
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
报社领导人支持我们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我们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为此我们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开了第一炮,接着是石羽的《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蓝光的《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认真总结经验,改善领导方法》、石联星的《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中》、鲁军的《文艺要立法》,美术家古元郑重地提出:《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
报纸的呼吁,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发言,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纷纷向编辑部表示支持,希望将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近两年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
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
作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桎梏十多年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
六十年代初,他演了《聂耳》、《林则徐》之后,满腔热情地参加《鲁迅》摄制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摄制,使许多人为之扼腕三叹。
“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新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准备,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处看到过他化装演周总理的照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人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
最后,当又一次机会来临,中日两国电影家合作拍摄《一局没有下完的棋》请他担任中方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只好改请孙道临。
但是虽然远离影坛,拿起画笔,他却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
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
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
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
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
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
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
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
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
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
我认为不要为好。
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
“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
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
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
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
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
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
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