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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浅谈新文化运动对思想解放的作用◎刘文晓在近代，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猛烈打击，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浪潮不断席卷，中国的文化发展也经历了全新的变革。
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成了重要的转折点。
其为近现代以来国人思想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不可数计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总结和批判了传统儒家思想，加快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型，在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催生了现代新型社会思想。
毋庸置疑，在中华历史上，新文化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已经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文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士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封建腐朽、落后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对后世思想解放有着巨大的启发作用。
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心态，深入学习了西方先进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学说和进化论思想，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
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提倡中国社会要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良；另有一批进步人士主张西方国家的政治改良道路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主张学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
此后，中国社会大力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都被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
这直接表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之后传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之一自中华文明创立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三次思想学术高峰：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二是两宋理学时期诸学派的论争辩驳；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的百花齐放。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逐渐崩溃，较低贵族阶层的“士”开始在政治文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2015年05月22日15:35:21来源：《红旗文稿》2015/10作者：谢毅五四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界的标志，是中国先进思想界方向转换的关键。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按照张闻天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是以1915年《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为一个终点的。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这场运动，并且逐步发展成了这场运动的主流。
从形式上看，这场运动似乎只是在进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所提出的却是怎样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个运动中，各类人物都对中国的出路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流传过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早期表现。
正因为如此，怎样评价这场运动，成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成为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不奇怪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救亡运动的兴起，把启蒙运动压倒了。
他们站在“西化”论的立场上，只承认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启蒙，不承认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更深刻的启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又有人举起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反对所谓文化上的激进主义。
他们根本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的必要性，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一些人在为自己的“西化”思想和文化复古主义作论证时，都是以全部或局部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
因此，为了判别这些思想观点的是非，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人们对于这个运动所作的重新评价是否符合实际。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调查报告一．调查背景经过一学期的近代史学习，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巨大，自然不必多说。
那么，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本着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在十八大召开后这样一个新的大背景下，追根溯源，回顾历史，我们小组查阅了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关于胡适的资料，并且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类分析，以求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以及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二．调查内容（一）胡适其人胡适，原名胡洪骍、洪马辛、嗣穈、字希疆，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
他的故乡是安徽绩溪上庄村。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
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1917从美国学成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XX“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二）胡适的思想胡适一生受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尤其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践主义的影响，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主张独立思考，是中国鲜有的划时代具有独立思想的先哲。
介绍张锡勤教授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濂溪公子今天读到了一篇好论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是介绍这篇论文，所以其中大量引用原文，其中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全部抄了过来。
这篇论文共分五部分，前边是概述，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加上一个简短的结尾。
概述中作者说“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
”“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指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所要解决的乃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
”正文第一部分，作者指出，首先是外国人的评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然后是严复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又对这一学说做了发挥和宣传。
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政见不同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并无分歧。
正文的第二部分论述的是我们的国民性到底是什么，我把这部分内容全抄过来。
二要想改造国民性，第一步工作无疑是梳理、揭示那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下之根性”。
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梁启超。
1901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这篇长文中，梁启超将中国人“人心风俗”上的劣点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方面。
次年，在《新民说》中他又作了较细的剖析。
他认为，“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德观念、无国家思想、又无进取冒险性质、无自尊性质、权利与义务观念薄弱……。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人的各种缺点、劣点作了更全面也更尖锐的揭示。
所列举的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诚无信”、缺乏同情心，等等。
陈独秀竟认为，当时“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业已“到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令人“惭愧、悲愤、哀伤”。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措辞既极端尖锐也极其沉痛。
改造国民性没有过时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鲁迅先生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主张“立人”，他说“我们要把人立起来”，就是思想解放、尊重个性、健全人格。
他认为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建立健全的个人人格，只有奴隶或臣民，没有公民，那么这个国家不能叫“人国”，而叫“沙聚之邦”。
此后，“改造国民性”一词在新文化运动中流传开来。
对鲁迅毕其一生奋力改造的“国民性”，当下很多人习惯于认为那是过去的、旧时代的问题；对有目共睹的社会现状，近年来也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其实，那些在飞机上大打出手的中国游客，那些围攻医生扬言逼其喝尿的医闹者，不仍然是鲁迅眼中愚昧的国民吗？只不过时代变化了，国民劣根性也变换了表现形式。
鲁迅如果活在今天，恐怕不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乱争”。
最近60年，国人精神面貌确已发生巨变，跟鲁迅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毋庸讳言，国人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物欲私心膨胀等等，又已发展成为新隐患。
故而，人性的改造与重塑，即“改造国民性”，始终是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
有意思的是，“改造国民性”五字真经百年来依旧是说不清道不明。
就是因为这短短五个字内涵与外延无比深邃与丰富，涉及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显然，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鲁迅先生提出“改造国民性”，却没有留下系统论述中国国民性的鸿篇大著，这终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
这个“缺憾”，在21世纪应当由我们在追寻“中国梦”的过程中来完成。
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而言，没有相应的文化道德建设，最终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和谐社会，而“改造国民性”正是文化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
改造国民性思想thought of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
鲁迅早在1903年就开始研究“国民性”的改造,考...现实的教训使他感到对于“愚弱的国民”，“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即是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他认为，只有坚持反封建，批判...国民性，作为一种概念，是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然而把"国民性"和鲁迅联系起来，恐怕就会让有些人禁不住热血沸腾（包括我）。
在讨论鲁迅为什么要改造国民性的原因之前，我们先来弄清什么是国民性？但也只有结合19世纪初的中国现实才能弄清鲁迅小说主题提出的所要改造的国民性。
从鲁迅众多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先生所谓的国民性应该指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精神状态。
或者说是社会各阶级的人共有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
而这种国民性是复杂的，更为侧重的是国民的"劣根性"。
为什么要改造国民性？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产生。
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个人深刻的人生体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国外特别是日本研讨国民性热潮的启示的必然结果。
在19世纪的中国，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中就已产生了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芽。
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的最深层原因。
随着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接连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萎弱的原因所在。
他们终于认识到单靠西方的科技，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首要解决的应是国民文明健康的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
中外人口素质的巨大差异，也便成了有志之士改造国民性的原因和决心所在，同时也给鲁迅以深刻的启迪。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处在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面对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因而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课题。
摘要：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革命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虽然不着戎装，专攻文字，却实在是“思想界的战士”。
他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寓意深刻，而且塑造了一个“狂人”的形象，并借由狂人之所闻所见来大抒胸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人们身处的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道出了旧制度下人性的缺失。
是以鲁迅通过对笔下人物性格的揭示来投射国民性的不足，提出有关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国民性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3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战将”，他通过口诛笔伐的方式来揭发、批判社会上的罪恶，其思想深刻并富涵革命性。
他用力透纸背的文字声援新文化运动，用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在他的笔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了的诸如孔乙己、阿q 等人，虽然境地可怜，但其人受封建礼教荼毒至深，无法意识到苦难的来源，反而对苦难制造者歌功颂德，这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无可奈何，也只有“狂人”的锐眼才能窥破玄机。
狂人对于周遭世界那血淋林的本质看得异常透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到处都有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人与人之间昔日的温情已然荡然无存了，代之以怀疑的目光面面相觑。
狂人在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若不想吃人也不愿被吃，就要进行反抗，拯救他人和自我拯救！而在这残酷的环境下，在这弱肉强食的竞争中，处于最弱势的是还是孩子，所以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来呼吁“救救孩子！”旨在让国人觉悟，从而为了美好的生活群起抗争。
一、《狂人日记》创作思想来源学界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注重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因为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化体系是大多知识分子的主要批判对象，他们认为腐朽的封建文学是来自官方的文学，真正来自于人民的文学不仅稀有更是良莠不齐，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性改造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社会运作的活跃期，这种活跃的表现之一就是社团的萌生与迅速繁荣。
新文化运动时期社团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营垒，他们百舸争游的壮丽景观为新文化运动绘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和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以及从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以北京大学社团为研究个案，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社团的类型和运作，探寻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功能与意义，以期再现新文化运动时期社团世界的生动图景。
一、北京大学知识分子①个体独立、群体自觉与社团勃兴新文化运动②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是一场表征中国文化转型的启蒙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启迪和激荡之下，北京大学知识分子逐步挣脱老教条、老八股的精神枷锁，如饥似渴地追求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主体意识逐趋觉醒和增强。
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为越来越多的北大知识分子所认同，北大也日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指标地。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北大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日强、个体独立日盛，争取民主自由、追求真理和探求新知逐渐成为他们的共同信念，这为北大社团勃兴准备了前提条件。
若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提供了原动力，那么“新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蔡元培入主北大③和《新青年》刊物的编辑部迁至北京，一校一刊实现完美结合，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则进一步培育了他们的主体意识。
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之所以涌进北大，就是基于改革后的北大一改以往被外界视为老爷机构的现状，业已成为培养新思想、新风尚和独立思维的自由学府、兼容并蓄思想的熔炉、科学民主思潮的摇篮和新文化运动的指标地。
正是这种独特的氛围使北大变得开放、自由且多元，昔日胸无大志、抱残守缺的旧学生，变成了勇攀科学高峰、思想敏锐、忧国忧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不再崇奉宿命观，不再迷信圣贤，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人生的真谛，更为注重个人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渐趋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这正是社团成员必须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体素质。
在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也日渐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
尤其是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蔡元培校长改革的激发，“两耳不闻窗外事”已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更办不到。
有了多元思想，处在社会急剧转化的旋涡里，“在…先知先觉‟、…舍我其谁‟使命的感召下，”④在文化争论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个人能力有限，非合多数人之力不足有为。
盖必先有组织而后始能奋斗。
”⑤因而，北大知识分子以“合群”之方式结合成社团，依靠群体的力量去实现个性和参与新文化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概言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迪和蔡元培校长的引导，北京大学知识分子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见识增长了，眼界开阔了，学会了独立思考和新的思维方法，在新学与旧学，个性与共性，人性与神性，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束缚等强烈对比之下，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日益觉醒。
他们热切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自觉肩负起救国图强的重任，迅速投入新文化运动大潮，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
为了保证革新热情的有效释放和革新活动的最大成功，并基于探求真理、改造中国的共同信念，逐渐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大力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以求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从而最终实现救亡、启蒙的目的。
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类型的社团在北大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时人曾对此评论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事业勃兴，不可遏抑。
”⑥从此时开始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北大知识分子究竟组织了多少社团，很难精确统计，下面仅就目前所能获得的资料作综合归纳，可窥当时社团的概况。
（见下表）二、北京大学社团的类型与功能由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表可知，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如千帆竞渡，各种类型社团同潮共涌。
如果按照各社团活动内容和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当然每种思想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我们可以把当时纷繁的社团大体划分成四大类型。
第一类是学术社团。
如学术讲演会、哲学会、理化学会、新闻学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等。
学术社团是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基于现实国情，预备从基础做起，研究真实学术，转移末世风气，在教育、知识、思想、文化、人格修养、道德水准等方面为改造社会做预备，养成硕学宏材以应国家需要。
如学术讲演会、哲学会、理化学会、新闻学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等。
1917年12月成立的学术讲演会，是蔡元培校长针对当时北京大学校内封建复古主义极其泛滥、学术研究的空气极为淡薄，而发起组建的社团。
学术讲演会在其启事中指出：“我国近年所以士风日敝，民俗日沦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学术消沉实为其重要之一因”，因而，“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发起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希望通过定期的学术讲演活动，以“挽士风，振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冀以唤起国人学子研究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
”⑧在该团的倡导和影响下，各种学术活动频繁，校内外著名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钱玄同、陈启修、马寅初、陶行知、周作人、李四光等都曾参与其中。
“学术讲演团还多方延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杜里舒、法国的维勃贝尔、印度的泰戈尔和苏联的郁尔朔夫等。
”⑨各种学术讲演活动的记录经常登载在于《北京大学日刊》，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反响。
“与五四运动有关系”、⑩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11}的学术社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蔡元培校长亲任会长并拟定了研究会简章。
研究会具体工作则由留美教授、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和《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主任徐宝璜主持。
该团于次年出版会刊《新闻周刊》。
创刊缘由众多，但归纳言之，是“欲解决新闻界各问题，使新闻纸之势力足为改良政治与社会之利器也。
”{12}虽然新闻学研究会仅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研究会成员罗章龙回忆：“参加该会（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文、法科的学生。
……这中间有不少是校内各种进步社团和刊物的活跃分子，有的还是骨干分子。
后来均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参加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13}可见，处于转型时代的新闻学研究会，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培养了一代社会活动家，在宣传民主、科学、进步等方面作出了相当贡献。
哲学研究会、数理学会和雄辩会也是北京大学颇具影响的学术团体。
哲学研究会是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梁漱溟及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的学术社团。
该会规定会员“皆有调查东西哲学，出版图籍，介绍新说之责。
”成立后会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东西哲学，成果极为显著。
他们的活动一方面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宝库，促进了该领域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多种理论架构，为最终探寻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开辟了道路。
有志研究数学、物理学的北大知识分子则组织了数理学会，定期集会、交流心得、刊登研究成果，并出版《数理杂志》。
此外，由原预科研究文法修辞的文学会改组而成、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能力，锻炼演讲能力为宗旨”的雄辩会，也是当时极其重要的学术辩论性社团。
该团发刊《劝学》杂志，且要求“会员均须习演说及辩论”。
{14}他们演说和辩论的主题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
如1918年2月28日辩论的题目为“科学与宗教之消长”。
辩论的结果是“主张科学的发达必然导致宗教的消亡”一方获胜{15}。
这些充分体现了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对本身的严格要求和对新知的渴求，以及提高自身学术文化水平的信心和决心。
总之，这些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的学术社团，对北大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至关重要。
吕思勉先生对当时学术团体的活动的功绩做了较客观的评价：“在他（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以前，……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而不合时宜。
……从此以后（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之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有开口的余地。
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
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
……孑民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
”{16}可见，学术社团的兴起，使北大具有浓郁的现代高等学府的色彩，体现了当时的北大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思想上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同时折射出他们期望通过“结合志同道合之士，讲求学问，并谋求政治、经济、社会之改良与学术之更新，俾救中国于危亡”之目的。
{17}正是由于“学术界新纪元一开”，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均能“兼容并包”，从而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各种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实际上起到了宣传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想，开辟新文化运动道路等客观作用。
”{18}“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9}第二类是探讨和宣传新思想类社团。
如新潮社、马尔克斯研究会和国民社等。
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中国知识界逐渐冲破了中国封建传统伦理和政治学说的羁绊，对传统的旧道德、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冲击，一场旨在提倡科学文化和新道德、新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悄然兴起。
与《新青年》意涵相通的新潮社，希望通过“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而达“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之目的。
{20}该社一成立，即以崭新的姿态参与了新思想的探讨和宣传。
他们高举“伦理革命”的大旗，锋芒直指被他们视为“恶人模型”、“思想厉鬼”的传统社会制度。
他们在攻击传统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方面的勇猛激烈可以从傅斯年发表的《万恶之原》略见一斑。
傅斯年认为一切“善”都以“个性”发出来，而中国的家庭则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
他的文章快要结束时更咬牙切齿地说：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
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
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
其实名教本是罪人，那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那有不杀人的名教{21}。
这篇文章影响甚大，不久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万恶之原》的短评，作为一种呼应。
他也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
”{22}俞平伯则痛感传统道德诸如三纲五常充满奴性，和现代生活每每矛盾，强调“既要澄清思想界，先要冲破一切的网罗，更先要实行道德爱护的革命”，建立起“适宜于现在的真道德”，并提出了如“尊重个性之独立”，“发展博施的情爱”，“绝虚伪”等符合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原则的道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