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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综述近五年来，我国的音乐口述史研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
在这个领域，学者们通过采访和记录当代和过去音乐人的口述资料，探讨了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过程，为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音乐口述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倾听音乐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突破传统文献资料的限制，获取一手的口述材料，还原音乐人的真实生活和创作环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的历史演变。
在这一领域，我国有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音乐人的口述资料，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
近五年来，我国学者们在音乐口述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音乐类型的口述资料，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一些研究聚焦于重要音乐人的口述资料，如著名作曲家、演奏家和歌手等，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创作心路，探讨了他们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和创作思路。
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音乐人的思想、艺术观和创作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研究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和音乐类型的口述资料，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音乐人的访谈内容，展现了我国音乐发展的多元性和变革过程。
这些研究不仅帮助我们了解音乐的历史演变，还为音乐史的编纂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也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
通过音乐人的口述，他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音乐的魅力和艺术性，在音乐的世界中找到共鸣和思考。
音乐口述史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普及音乐教育和推广音乐文化的有效途径。
近五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通过收集、整理和研究音乐人的口述资料，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音乐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
这为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思考的机会。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相信音乐口述史研究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我国音乐史的研究和传承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综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提高以及女性问题日益增多，使得学术界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不断加深。
尤其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
这一现状得益于少数民族妇女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本身极具特色，使口述史研究各具特殊性，例如满族、苗族、蒙古族等。
研究者利用口述访谈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和社会生活等主题进行研究，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
虽然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地不足，但总体上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发展。
标签：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这在国内外都早已有之。
在中国有《论语》，在国外则如《荷马史诗》等。
现代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展。
它不仅因为个人史、社会史等微观史学的兴起而诞生，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用访谈进行资料收集的研究比以往更方便。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研究者就已经对重要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资料搜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口述史初具规模，开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口述史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口述历史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1]，其中比较有成就的当属抗战口述史、知青口述史以及女性主义口述史等[2]。
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主要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女性问题日益增多。
而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则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后，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3]。
英国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庭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这使得历史学家对家庭史的研究得以深入到家庭内部中去。
而妇女无疑是家庭當中各种关系的结点，对妇女的口述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4]。
尤其近20年来，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以李小江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为代表，还包括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宝贵敏的《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卢小飞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刘云，杨霞，张玉霞的《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建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赵明湄的《80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的《生育人生》和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专著。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
近十五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具有丰富的理论成果，影响
了社会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
首先，近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以主要受语塑思想选取司马谷继体传统表达体系，重新审视“口述”的本质，指出了口述史的历史价值：视野突破、语言文字重构，以及口
述技巧、语塑考察等。
而其中，语塑思想则最为主要，它根植于书面历史叙述中文字布局，转移到口述史中，把语句修饰成口头言语，从而形成不同于文字史的口述史形式，尤其是
语言的落地效果。
其次，作为“口述”的一种特殊的传统，口述史对政治、宗教、家庭、聚落和地方伦
理视角进行了系统梳理，另外，以其中的《古典籍经文》、《神话传说》、《宗教神话》
等影响深远，引发出了“文字体系”与“口述史体系”的新议题，从而丰富了口述史理论
研究在历史视角上的内涵。
同时，近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开始结合文献学、社会史和口述史的新理论体系，注重口述史文本研究和广义口述史研究，从而构建口述史研究的新格局。
此外，近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仍在发展，更注重口述史的文化性，借助社会学
的理论来进一步理解口述史的特征，以及口述史对历史和社会的影响。
总之，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在近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受益于司马谷的思想，也得益于文献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走向，为中国史学
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现代口述史是一项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它以口述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记录和整理个体的口述历史，还原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
近十五年来，中国的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丰富了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对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的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口述史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启发。
在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对口述史的定义和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
传统上，口述史被理解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辅助材料，只有当其他历史文献不足或无法解释历史事件时才会使用。
随着口述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口述史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作为主要的历史材料，为历史事件的还原提供重要的参考。
口述史不再局限于农民、工人、妇女等边缘群体，而是扩展到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商人等，从而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在口述史理论方法上，中国学者开始倡导多样化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
以“口述时间”为切入点进行口述史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口述历史特征和变迁规律；以“口述空间”为视角，研究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的口述历史表达和文化传承；还有学者提出以“口述身份”、“口述权力”、“口述性别”等为切入点进行口述史研究，探讨口述历史的社会属性和文化意义。
这些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不仅丰富了口述史研究的内容和思路，也拓展了口述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为口述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启示。
在口述史研究技术和手段方面，中国学者借鉴了数字化技术、口述历史采集和管理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使口述史研究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口述记录方式，而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记录、整理和管理口述史资料，使口述史研究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
这些技术手段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口述史研究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也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其进一步深入探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现代口述史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它是通过对个人历史经验的记录、分析和解释来探究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的。
近十五年来，中国学者对现代口述史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入，涉及了口述史的来源、采集、分类、解释、呈现等方面。
本文将就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一、口述史的来源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口述史的来源：1.民俗口述史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传统的习俗和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对于这些民俗的保存和记录，口述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途径。
研究者能够通过采集和整理民间故事、歌谣、传说等，保存这些已经消失的民俗文化。
2.个人口述史个人口述史是现代口述史研究的重点，通过对重要人物、普通人、社会边缘群体等的口述记录，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感受等，从而更好地反映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3.组织口述史组织口述史是通过采集各种团体、组织、企业等组织中的员工、管理人员或创始人进行口述，反映出这些组织的发展过程、理念以及地位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等。
口述史的采集是一项需要极大仔细和耐心工作，具体操作包括：1.资料准备在采集口述史之前，研究者需要调查研究该人物或者社会群体的相关资料，对其经历背景有一定了解，以便在采集过程中更加精准的引导口述者讲述个人或群体的历史经验。
2.采访技巧采访者需要具备采访技巧，包括在采访前进行预约沟通，提前制定好谈话大纲，避免时间浪费和不必要的交叉。
在采访过程中不要贸然打断讲述者，需以耐心聆听并提出恰当的问题。
对于敏感题材，要加强情感疏导，对受访者实现这些信息的安全和保护等。
3.采访方式口述史的采访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有现场采访、电话采访、电子邮件采访等多种方式。
其中，现场采访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讲述者的言行表现，电话采访则可以节省时间成本，邮件采访则比较方便，但支离破碎的信息不易收集全面精准。
口述史可根据不同的切入角度进行分类，研究者通过分类对于不同的口述主体进行归纳，这样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
我国口述史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2011级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王盼盼J201102007 口述史在上世纪中叶兴起于美国，美国口述史联合会称：“口述史在1948年被确立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开始记录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录。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口述史已经取得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以致被认为是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是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强调口述历史有着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将会引发新的史学革命。
纳日碧力戈对口述史的赞扬不遗余力，他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
中国的口述史工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而其真正开展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学界对此多有论述。
如王艳勤女士在《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将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70年代)，即政治色彩浓厚的研究阶段；第二阶段(1978—80年代)，即由政治取向转向文化取向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即由精英走向大众，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阶段。
王女士总结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说：“中国口述史学自195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无论是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机构的设置、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加强方面都有喜人的进步”。
1王女士进而谈到我国口述史学存在的几个问题，包括理论问题、资金问题和法律问题、技术问题。
一、引言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关注。
它通过访谈、录音、录像等方式，收集和整理口述资料，以口述者的视角展现历史事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
本报告以我参与的口述史社会实践为背景，探讨口述史的意义、实践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果。
二、口述史的意义1. 丰富历史资料：口述史弥补了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尤其是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人物的经历等，口述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2. 传承民间文化：口述史有助于挖掘和传承民间文化，保护民族记忆。
3. 拓展历史研究视角：口述史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揭示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4. 提高公众历史意识：口述史实践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和认识，培养公民的历史责任感。
三、实践过程1. 确定主题：本社会实践以“抗日战争中的民间记忆”为主题，旨在挖掘和整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的经历和感受。
2. 选择访谈对象：通过查阅资料、走访社区等方式，确定了10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亲历者作为访谈对象。
3. 制定访谈提纲：根据访谈主题，制定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战争经历、对战争的看法等。
4. 进行访谈：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对受访者进行深入访谈。
5. 资料整理：对访谈录音、录像进行整理，提取关键信息，形成口述史资料。
6. 资料分析：对整理出的口述史资料进行分析，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民间记忆的特点和意义。
四、实践成果1. 形成口述史资料：通过本次实践，共收集整理了10位抗日战争时期亲历者的口述史资料，为研究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 发表学术论文：根据口述史资料，撰写了2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等学术期刊上。
3. 举办展览：将口述史资料整理成展览，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地展出，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
4. 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本次实践锻炼了团队成员的沟通、协作能力，提高了团队的整体素质。
五、结论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一、口述史的概念和特点口述史是指通过口头方式进行历史记录和研究的一种方法。
相比于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口述史更加注重个体经验和感受，可以从个人角度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
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追求民间的真实性和生活性，以民间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真相。
口述史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个案资料，帮助学者从多元化的角度认识历史。
在中国，口述史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尤其是近十五年来，口述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成果。
学者们不断强调口述史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认为口述史可以弥补传统历史研究的不足，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材料。
二、口述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随着现代口述史研究的逐渐兴起，口述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也愈发广泛。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口述史文献被发掘和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口述史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三、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在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的研究理论，二是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在口述史的研究理论方面，中国学者们通过对口述史本质和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
四、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口述史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还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口述史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展望也十分广阔。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口述史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口述史研究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更为丰富和多元的视角。
近五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综述近五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和领域。
本文对近五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的综述进行梳理和概述，总结了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近五年来的研究成果涉及了各个音乐流派和时期，从传统音乐到现代音乐，从古典音乐到流行音乐，从民间音乐到宫廷音乐等等。
研究者们通过采访和记录音乐从业者、音乐爱好者和音乐观众的口述历史，描绘了音乐的发展脉络和人物传记，还探讨了音乐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
研究者们还关注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通过口述历史的研究，他们发现音乐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娱乐和文化的表达形式，也是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研究者们还分析了音乐的社会影响和变迁，揭示了音乐如何反映社会变革和触发文化创新。
研究者们还关注了音乐创作和演奏的技术和艺术特点。
他们通过深入采访和记录音乐从业者的经历和见解，了解到音乐创作和演奏的过程和技巧。
研究者们还对音乐家和音乐团队的发展历程和演出实践进行了研究，揭示了音乐家的经验和心得，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和演奏者提供借鉴和启示。
研究者们还关注了音乐教育和音乐产业的发展。
他们通过采访和记录音乐教育工作者、音乐学校和音乐机构的口述历史，了解到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揭示了音乐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研究者们还研究了音乐产业的发展与变化，分析了音乐市场和音乐商业的影响，探讨了音乐产业对音乐创作和传播的影响。
近五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和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细化音乐创作和演奏的技术和艺术特点，深入研究音乐教育和音乐产业的发展与变化。
研究者们可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中国音乐口述史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提升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我国口述史的主要成果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
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
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
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
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
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
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
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
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1 定宜庄前言：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2 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3 朝戈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4 孙庆忠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5 胡鸿保、王红英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从《最后的记忆》谈起6 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附1 记忆里的真实------口述史与大萧条附2 口述历史有何特色（片段节译）前言：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这里是我应徐杰舜教授之托，邀请几位学者作的关于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 问题的笔谈。
其源起，是去年5月我与几名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口述史问题进行的一场漫谈。
这场谈话后来以《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为题发表在2002年7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1]在引起一些学者兴趣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批评，主要是说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谈论仅限于蜻蜓点水，没能谈深谈透。
徐教授于是提议，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的场地，口述既然是我们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目前关注的共同话题，便有了如下的几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的撰写者，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也有史学家，大多是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对口述的研究也都颇有心得。
但是，要想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对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简单，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主体和特定的研究手段，有自成一统的学术体系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仅就口述研究来说，不同学科的学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表达和实践。
如果一定要将这几个学科所作口述之间的区别讲清楚，或者要比较口述对于哪个学科更有价值，这不仅不可能，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
但是，就象现在这样，只是把各自的想法以看似自说自话的方式阐述出来，也是很必要的，至少对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有很多可以得到启发和借鉴的东西。
近数十年来，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一直在不断地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那里汲取营养。
当今国内社会史学界热衷的很多选题，诸如家族与宗族、婚姻形态、亲属关系、人口流动与移民、民间信仰，乃至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民间仪礼，无一不是人类学的传统选题。
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所强调的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即用“社会”这个范畴去从下向上看社会的视角，也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颇多影响。
社会史学者也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观察，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一个个案，建立一个模型。
这种学习和效法，当然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在人类学家看来，跑到民间去的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不是与活人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学家一边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而只是非驴非马的不知什么东西。
所以，所谓的“跨学科”并非轻而易举，而需要受到各学科的严格训练，至少也要知道其他学科的水深水浅，才可以谨慎尝试。
从事口述史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毕竟，与其它学科相比，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熟。
而它之所以最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就在于它面对的，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也恰恰是在与人打交道这一点上，历史学家远不能与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相比。
我这里所指的，还不仅仅是与人交往的技巧，而尤其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
刘小萌在谈到做知青口述的体会时说，过去利用文献写作知青史的时候，往往把屡见于报端的知青典型看成是政治符号，只有在与他们深入交谈之后才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有血有肉、极富个性的人，感悟便十分深切。
从这几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学者对于口述的意义，评价并不相同。
纳日碧力戈对口述的赞扬不遗余力，他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
他们更多指出的是文字书写的缺陷。
而历史学家对口述却表现得比较挑剔，他们一边费力地做着口述，一边又疑虑重重，刘小萌的文中，就以自己做口述的亲身经历，坦率批评口述的不足，认为“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指史学）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
这种从不同学科的特点出发产生的不同侧重并不难理解。
尽管如朝戈金所说，如果将人类的发展进程看作是一年的话，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只是12月下旬的事，但不容否认的是，文字起到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它使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实质性的改变。
就我们目前的社会而言，文字既然仍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优势，高度依赖于文献的历史学科之于口述史，有着比研究“史前民族”或者“无文字民族”以及民间社会为主的人类学、民俗学更多的疑虑，也是很自然的事。
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其实也并不是绝对的。
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是受访者的遗忘和“虚拟”。
有些遗忘属年深日久，记忆出现偏差，是无意识的，也有些却是选择性的失忆。
至于虚拟，有些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故意编造，也有些是为显示自己见闻广博的炫耀，甚至有些仅仅是为讨好采访者，惟恐他会空手而归。
但事实是，这些问题在文献中也同样存在。
史家修史，选择的只是他们认为有必要流传后世的史料，想要青史留名，当然要有一定的资格，何况“隐恶扬善”又是为修史者公认的道德准则，官修史书是如此，家族所修的族谱和为已故祖先撰写的碑铭更是如此。
更不用说那些别有用心的捏造了，上层统治集团有关政治斗争的文献，会将一切优秀品质统统归结给自己一方的首领，而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正是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
混淆黑白、篡改史实，历来是统治者蒙蔽百姓以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
所以，受访者的虚拟虽然是个人行为，但与修史者选择性地收集和利用史料，就其道理来说是有相通之处的。
由此来看，口述史的缺陷，也就是文献的缺陷，并且能让我们反过来对文献的缺陷，获得更深切的体验。
人类学家偏好强调口述史的“口述特性”，胡鸿保与孙庆忠二位先生的文中都曾引国外学者的理论，指出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
但这种看法，对于今天我们国内的史学家来说，未免有些玄而又玄。
的确，在从口述转变成文字文本的过程中，从现场的采访所得会被大打折扣。
首先是纳日在文章中谈到的“副语言学”问题，当口述被用录音带纪录下来时，那些只有亲身在场才能够体会的属于“副语言”的东西，如表情和动作等，便会完全丢失。
而再将录音转化成文字文本，则意义非常丰富而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调，便也随之消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述，不仅鲜活丧失大半，甚至对原意的表达也会出现某种扭曲和误解。
何况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凡做访谈者无不备感恼火的，是在受访人见到自己的陈述变成文字以后，往往会对其中很多内容拒绝承认，甚至亲自捉笔一改再改，而他们所不肯认可的，往往正是口述中最精彩最鲜活的部分。
将涉及隐私或政治上的顾虑排除不论，这也多是受访者长期生活于官方话语的笼罩之下并自觉向其靠拢的表现，结果却是使采访者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
即使过了这几关，正式出版前还要经过编辑之手，而他们往往会把口述者的那些不合规范的语句删去。
[2]而与此矛盾的却是，对于史学家来说，口述的声音最终要变成文献，否则这种口述便不能实现它在学术上和社会上的价值。
所以，以什么方式来整理（或者是根本不整理而保持原状态）口述史料，又以什么办法来尽可能地保存口述特性，便成为对从事口述史的学者提出的一个目前尚难以达到的高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在朝戈金的文章中，提到了目前各种视频与音频技术的运用所导致的文字向“超文本”迈进的趋势，这确实已是可以预见到的前景，在不远的将来，最新的技术发展会与古老的口传文化相结合，人类以文字为主要的文化传承方式，也会由其它更好的方式取代，文字“一统天下”的局面终将被打破，如今口述史面临的各种困扰也将不再成为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史学家就只能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作为一种“向后看”的学科，史家的研究主体，毕竟是文献占据霸权的那段时期，而史家之所长，是对文献的征引与钩沉，文献之于口述，也正因此而具有了其它任何方法所不具备的长处。
首先，如刘小萌所言，口述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
文献却是稳定的，人们常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是指其一旦形诸文字，便无法再否定、再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