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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哲学论文的思辨思维与论证方式哲学论文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写作形式，它涉及深入思考和推理，以探索人类存在、道德、知识和现实等基本问题。
在撰写哲学论文时，思辨思维和论证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揭示哲学论文的思辨思维和论证方式，并探讨如何运用它们来提高论文的质量和深度。
一、思辨思维的重要性思辨思维是哲学论文的核心，它要求作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以便提出有力的论点和观点。
思辨思维包括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有力的思维框架。
逻辑思维是哲学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要求作者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将观点和论据有机地连接起来，以确保论文的结构和论证的有效性。
逻辑思维能够帮助作者发现论文中的逻辑漏洞和不一致之处，并通过合理的论证来加以修正。
批判性思维是哲学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要求作者对现有的观点和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和分析，以发现其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批判性思维能够帮助作者在论文中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并对已有观点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创造性思维是哲学论文中的一种重要能力。
它要求作者具有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以提出新颖的观点和理论。
创造性思维能够帮助作者在论文中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提供新的解释和理解，为哲学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论证方式的选择与运用论证方式是哲学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作者有效地论证观点和论点，并使论文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在选择和运用论证方式时，作者应根据论文的目的和内容来进行合理的选择。
1. 归纳论证归纳论证是一种从具体事实或个别情况推断出一般结论的论证方式。
它通过举例和引用具体的事实和案例来支持论点，使论文具有实证性和可信度。
归纳论证可以帮助作者从具体的实践中总结出一般的规律和原则，为论文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持。
2. 演绎论证演绎论证是一种从一般原则推断出具体结论的论证方式。
它通过运用逻辑规则和推理方法，从已知的前提出发，得出必然的结论。
使《罗山停战协定》化为乌有，中原内战有演变为全国内战的趋势。
为使停战协定得到遵守，5月1日晚9时30分，周恩来会晤国民党代表徐永昌，谈2小时后，致电美国代表马歇尔。
“周恩来将军提议中之一项，为彼愿与徐将军及美方代表同至宣化店监督。
徐将军允立即将此项情报电告蒋主席”[2]。
5月5日，周恩来抵达南京，就国共和谈答记者问，表示谈判重开时，希望首先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国，发展成为全国内战。
为制止流血，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军调部执行处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率领随员于5日下午分别由南京、北平飞抵汉口。
次日，周恩来、白鲁德和国民党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以及各报社记者等四十人由汉口出发，共同到宣化店视察。
8日中午，视察组抵达宣化店，周恩来不顾舟车劳顿，立即让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汇报了中原军区及周边国民党的情况，随后与国民党展开谈判。
1946年5月10日下午，军事三人小组就赴鄂调查军事冲突达成协议，在汉口签订停战协议。
《汉口协议》规定：“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凡违反原停战协定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该地区内应立即停止新碉堡及永久性工事之构筑……同意遣送中共军伤病兵一千名，眷属一百人及照顾医务人员共六千人”[3]。
三、《汉口协议》的破裂根据汉口协议规定，汉口第九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李聚才及联总派的医务主任贺达等，于14日自汉口往广水处理中原军区伤病员乘平汉专车北运事宜。
李先念、郑位三、王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抓住暂时缓和的时机，将中原军区的伤病员、眷属及医护人员等计1000多人顺利运往位于安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并以合法形式安全化装转移上千名干部，复员安置近万名年老体弱战土，从而精炼了主力部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中原部队突围作了充分的准备。
《汉口协议》的签订，迫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放弃围歼计划，从而推迟了中原内战爆发时间。
研究哲学的人的特点研究哲学的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思辨力强：哲学家善于思考问题，能够运用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复杂的问题。
他们对于抽象概念和哲学理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和意义。
2. 好奇心旺盛：哲学家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存在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渴望了解事物的本质、意义和价值。
他们会对各种问题产生兴趣，包括道德、知识、自由、真理等广泛的领域。
3. 开放思维：哲学家鼓励思考和讨论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他们乐于接受不同的观点和挑战自己的思维方式。
哲学家具有开放的思维方式，能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并且愿意思考自己的信念和前提。
4. 创造性思维：哲学家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能够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挑战传统的思维模式。
他们能够从不同的领域获取灵感，并将其应用到哲学的研究中。
哲学家不仅仅是传统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创新者和思想的开拓者。
5. 批判性思维：哲学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观点和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他们会质疑权威、质疑常识，通过批判性思维揭示问题的本质和局限性。
哲学家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持有怀疑的态度，并通过辩论和讨论来推动思想的进步。
6. 全局观念：哲学家具有全局观念，能够将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思考。
他们善于从细节中抽象出普遍性的原则和规律，将个别问题与整体联系起来。
哲学家善于思考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影响因素，能够看到问题的多重层面。
7. 坚持追问：哲学家对于问题的追问不止于表面，他们会一直追问下去，直至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或者认识到问题的困难性。
他们坚持思考问题的本质和意义，不满足于表面的解答，而是追求深入的理解和洞察。
研究哲学的人具有思维敏锐、探索精神、开放思维、创造性思维、批判精神、全局观念、追问精神等特点。
他们善于思考问题的本质和意义，能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并且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和挑战自己的思维方式。
哲学家通过思辨和探索，推动思想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
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
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
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
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
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
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
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
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
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
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
哲学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共通点哲学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在表面上看似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通点。
哲学是一门探究人类生活、思维和存在意义的学科，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创造新颖和有独创性的想法，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成果。
这两种思维方式虽然目标不同，但在探究事物的本质、拓展思维边界和追求真理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在探究事物本质方面，哲学思维与创造性思维都追求深入思考和超越传统观念的境界。
哲学家通过辩证推理、逻辑分析和哲学探究等方法，挖掘事物背后的本质和真理。
他们试图回答诸如“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等根本性问题。
而创造性思维者也同样致力于超越常规思维，以开放的心态思考问题，并通过联想、组合、重组等方式产生新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无论是哲学思维还是创造性思维，都是在不断质疑与探索中追求真理和创新。
其次，在拓展思维边界方面，哲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都试图跳出狭隘和局限的思维模式，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
哲学家以丰富的学科交叉和跨领域思维，将一系列观念和理论进行整合与创新，提出包括伦理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等多个学术分支。
他们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探讨和对思维方式的反思，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和思维范式的转变。
同样，创造性思维不拘泥于传统思维模式，借助想象力和高度自由度的思维过程，扩展观念和方法的边界。
通过跨界融合和创新，创造性思维者能够创造出兼具表达性、实用性和独创性的作品。
最后，哲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在追求真理和新颖观点的过程中十分相似。
哲学是一种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方式，通过对各种学术理论和思想的辨析，逐步接近与认识真理。
哲学思维强调逻辑的严谨性和思考的深度，在深入的思辨中寻求真相和证明。
而创造性思维也强调追求独创性和创新性的观点。
创造性思维者通过对问题的不断思考和多样的思维方法，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创造力，独辟蹊径地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领域和理念。
综上所述，哲学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虽然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在探究事物本质、拓展思维边界和追求真理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通点。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学问我们仍然要回到反问哲学自身的问题上来：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哲学”在其初创阶段一一古代希腊是指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它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有自己的特殊的对象，观察、研究这种对象，掌握它的特点、性能，然后可以更好地利用它；“哲学”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对象”，而又好像拥有一切、全体的对象。
“哲学”的“对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至大无外”、“至小无内”，通通在“哲学”的视野覆盖之下，哲学的对象无所不在。
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贤哲们果然创建了他们的“宇宙论”和“原子论”，而二者也都遇到了各自相应的困难。
于是人们想到，“哲学”原本是“爱智”，是对“智慧”的一种热爱和追求。
这就是说，做哲学的有一种“爱好”，他“追求”的“目标”不是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智慧”。
这的确是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因为我们通常说到的“追求”、“爱慕”，大多发自一种“情感(情欲)”，但“智慧”却是“理性”的，是一种“理解力(verstehen, understanding)”。
我们说一个人“聪明”和说一个人“力气大”有很不同的意义。
从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哲学”的原始的“爱智”含义中，已经孕育了“爱好(爱)”同样也可以是“理性”的这层意义在内。
然而，我们发现，对于“爱(感情)”这种深层次的理性意义，不论在古代还是现在，恰恰经常被忽略。
我们从近代说起。
我们知道，欧洲哲学从近代开始，力图把“理性”和“感性”的东西分别开来，出了一些有很大贡献的二元论者。
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从“怀疑”入手，把“感性(知识)”排除出去，或者悬搁起来，认为“我”的一切“感觉”不能“证明”“我”“存在”，而只有“我”的“(在)思(想)”，才能“证明”“我”的“存在”。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虽说有中世纪本体论的传承，但在当时应是一种发聋振聩的命题：它似乎和“常识”完全相反。
在常识看来，凡被“我”“感到”的，无疑是“实在”的，如今你却说它是“非实在”的，反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会是“实在的”，这是一种奇谈怪论。
创造性思维与哲学思考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创造性思维和哲学思考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能力。
创造性思维指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并提出新颖、独特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哲学思考则是对人生意义、价值观和存在的思考。
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我们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跳脱传统思维模式的能力。
它要求我们不拘泥于既有的观念和思维框架，而是敢于质疑、思考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创造性思维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新潜力，帮助我们在各个领域中脱颖而出。
无论是科学、艺术还是商业，创造性思维都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重要力量。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思辨能力和广泛的知识储备。
思辨能力是指我们能够进行逻辑思考、辨证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才能够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从而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而广泛的知识储备则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我们才能够积累足够的知识，从而拥有更多的素材和观点，为创造性思维提供支持。
哲学思考则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的思考。
它要求我们超越日常琐事，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
哲学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陷入功利主义和物质追求的泥沼中，忽视了内心的需求和精神层面的追求。
而哲学思考能够唤醒我们内心的深度思考，引导我们寻找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哲学思考的培养需要我们具备一种超越日常琐事的思维方式。
我们需要通过阅读哲学经典和思想家的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
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自省和对话来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
只有通过这种深度思考，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观，从而过上更加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
创造性思维和哲学思考在我们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造性思维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和挑战。
而哲学思考则能够唤醒我们内心的深度思考，引导我们寻找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只有将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论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
过程哲学是一种哲学范式，强调事物的流变和变动性，将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它强调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
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是指通过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创造出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
这种思想在当代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人类和自我，以及如何参与世界的变化和创造。
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强调包容与变革。
过程哲学强调事物的流变和变动性，认为事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不断发展演变的。
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可以更加包容与变革，接纳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积极参与事物的变化和创造。
创造性转化思想鼓励人们放下固有的观念和偏见，接纳新的想法和观点，从而更加开放和进取地面对世界。
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强调自我实现与价值追求。
在过程哲学的观念下，人们不是被动地适应世界，而是主动参与世界的变化和创造。
创造性转化思想强调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实现自我并赋予事物新的价值。
这种思想激励人们追求更高的价值和更美好的未来，使他们更加有动力和信心去实现自我，并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论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过程哲学是指一种关注过程、变化和流动性的哲学思想。
它强调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态的存在。
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强调过程的创造性和自由性，认为过程具有创造和变化的能力。
本文将从过程哲学的基本概念出发，探讨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以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在过程哲学的视角下，一切存在都是由不断变化的过程组成的。
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实体论观点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存在是由实体组成的，这些实体有确定的特性和固定的属性。
过程哲学认为，实体只是过程的表面现象，实质在于过程本身。
过程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它具有创造和变化的能力。
通过对过程的观察和理解，人们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而认识到世界的多样和丰富。
创造性转化思想是过程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它指的是过程的创造和变化能力，以及通过创造性转化改变事物的形态和性质。
创造性转化是过程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它推动着事物实现新的变化和发展。
创造性转化可以是潜在的，也可以是被激发的。
在潜在的创造性转化中，事物的创造潜力尚未被完全发掘，需要通过外部的刺激才能实现。
而在被激发的创造性转化中，事物的创造能力已经被激活，可以通过自身的内在需求推动自我转化。
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它提醒我们要换一种视角看待事物和现象。
传统的实体论思维往往会将事物和现象固化成特定的形态和属性，而过程哲学则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
通过观察和理解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鼓励人们发掘和发展自身的创造潜力。
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和变化的能力，只需要通过合适的方式和途径来激发和发展。
过程哲学认为，创造性转化是过程的固有特性，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和运用这种特性来推动自身的变化和发展。
论哲学的“创造性”论哲学的“创造性”字号/zt/zt_xkzt/12746/26249/2014zx_zxssm/2014 12/t20141231_1463690.shtml哲学的思维需要创造性，大概没有人会否认；然而何谓“创造性”？看法就会有不同。
或许有人说，你说一个正题，我说一个反题，就是“创造”。
正题和反题的对立当然可以是创造性的，但也可以是“抬杠性”的，甚至是“哗众取宠性”的。
哲学的创造性，当然包括了“发前人所未发”，说出自己的“新”观点，最要是达到“不作第二人语”才好。
不过，哲学的创造性虽然含有这些意思，但却不止于这些意思。
再者，做任何学问都需要创造性，似乎哲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思一般说来当然也是对的；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惟有哲学一定要“创造”，没有“创造”就不是哲学，哲学处于“创造”——“创始”、“原始”处。
哲学的创造性是由其本性决定的。
惟有哲学一定要“创造”，没有“创造”就不是哲学，哲学处于“创造”——“创始”、“原始”处。
哲学的创造性是由其本性决定的。
一基督教圣经《旧约》开宗明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可以想见，当年希腊、罗马人听到这句话必定大惑不解，因为这和他们的传统观念“无中不能生有”完全相反，而基督教徒们也为这个“无中生有”的思想，煞费了一番苦心来加以解释。
这时候，希腊的哲学起了作用。
希腊哲学是欧洲思想的基础，在受到犹太一基督思想冲击以前，欧洲人受希腊哲学的支配。
希腊哲学早年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对于宇宙万物有一种“自然”—“生长”的观念，于是有“始基”的学说，至巴门尼德有“存在就是存在”（有就是有）、“不存在就是不存在”（无就是无）之说。
实际这是一种“无中不能生有”常识的升华。
哲学固然不排斥常识，但不满足于常识。
早在米利都时期，阿那克西曼德就说“始基”（水）是“无定”的。
哲学不愿意耗散在“无尽”的大海中，于是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否认了这个“无定”为哲学研究的目标。
这样，柏拉图有“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有“第一（哲学）”论。
所谓“第一”表面上看仍是“有”——所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诸存在之存在”论，后世名之为ontology （本体论，存在论）或metaphysics（形而上学，元物理学）；不过，既曰“第一”，则已有“从无到有”的意思在内。
所谓“第一因”，就是说它本身没有别的因，它是从“无”来的。
柏拉图的“理念”也好不了多少——“理念”不从现实事物来，反倒是现实事物要从“理念”来。
“理念”就是“原始”、“原型”；“理念”就是“第一”。
于是我们看到后来基督教神学家两位大师奥古斯丁和托马斯是如何地借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不足为怪了。
要在不是宗教的层次上来说清楚这个“绝对开端”的含义，就是欧洲哲学在一定时期的专业课题。
这个时期在欧洲德国近代表现得最明显。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费希特，到谢林、黑格尔都是如此，甚至以后从叔本华到尼采以降，直至胡塞尔、海德格尔，还可以和这个传统接续起来。
二基督教神学利用希腊哲学，来为它的“上帝创世”说做论证，让它好有个“理路”使众人理解，于是，哲学在欧洲中世纪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神学逐渐式微，常识抬头，一切感性的七情六欲，都得到辩护，为节制此种感性之泛滥，遂有理性的“启蒙主义”出。
这就好象古代希腊由“自然宇宙观”进入到了“理念论”、“存在论—形而上学”阶段。
这种“取代”，不仅是实际的，而且也是思想的。
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处于“创造”、“创世”的地位。
同时，哲学又毕竟不是宗教、不是神学。
于是，欧洲哲学在古代希腊、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丰富了自己，成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
而这门学问，不同于其他学问，因为它本身就处在“创始”、“创造”——“创世”的地位。
哲学思考“（绝对）的开端”。
要在不是宗教的层次上来说清楚这个“绝对开端”的含义，就是欧洲哲学在一定时期的专业课题。
这个时期在欧洲德国近代表现得最明显。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费希特，到谢林、黑格尔都是如此，甚至以后从叔本华到尼采以降，直至胡塞尔、海德格尔，还可以和这个传统接续起来。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费尔巴哈为什么说“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
”（注：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集》，三联书店，1959年，第101 页。
）而费尔巴哈这里的“思辨哲学”，相当于我们说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
哲学又不是一个“信仰”的宗教体系，而是一个把“信仰”、“神”、“宗教”也当作思考理解“对象”（问题，课题）的这样一种“学科”，哲学是一个“知识”体系。
费尔巴哈是在批评的意思上来揭示这个系统的哲学之神学本质的，这个揭示很准确，很深刻，我们这里有所补充的只是这种把神学问题“化解”为哲学问题的做法。
换言之，至高无上的宗教也是哲学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重要环节”也可以。
不是哲学是宗教的一部分，相反宗教反倒是哲学的一个部分，这种观念的转变，在初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哲学的“始基”再也不是那些独断的“水”、“气”、“四根”、“种子”；“第一”也不是从“结果”回溯上去“推”出来的设定，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创始者”——象基督教的“神”一样是“创造者”。
然而哲学又不是一个“信仰”的宗教体系，而是一个把“信仰”、“神”、“宗教”也当作思考理解“对象”（问题，课题）的这样一种“学科”，哲学是一个“知识”体系。
这是哲学从古代希腊以来的传统定位，哲学的发展，并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位置，把自己也变成宗教或其他什么，而是要通过“消化”异己（如宗教），来充实自己。
哲学不是要否定古代对“始基”的寻求，而是要对这个“始基”进一步深入思考，它不仅要被理解为“生生”系列的“始祖”，而且要被理解为“创始者”，在绝对意义上的“创始者”。
只有在道德领域才能将“神”推向“绝对的创造者”，只有在道德领域，“神”（或者“理性”）才真的是“从无到有”。
我们知道，康德的主要著作为三大“批判”，其目的在审定“理性”在“知识”、“道德”和“艺术（广义）”里的合法职能。
那么，就我们的研究问题来说，在哪一部分“理性”是“绝对的创造者”？就“（经验科学）知识”领域来说，“理性”固然非常重要，但却还没有资格当绝对意义上的“创造者”。
因为，“理性”必须就“感性”提供的材料（质料）来创造，而感觉材料不是理性“创造”的。
在这个领域，“理性”的作用是“受限制”的，“理性”不得“僭越”。
“理性”为自然（感觉材料）“立法”，“理性”起着规整、建构、赋形等作用。
“理性”是自然（质料）的“改造者”。
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康德是古代希腊思想的继承者。
希腊的“诸神”，乃是一些高级“工匠”，它们巧夺天工，把世界“结构得如此奇妙，而从这个“奇妙”的宇宙，就可以“推断”，必有一个或一些“最高级”的大匠——“神”“在”。
所以，后来萨特说康德的哲学是“工程师”的哲学，当是指这部分而言。
从这部分，出不来基督教的“神”。
从“知识论”开不出“至高无上”、“绝对”的“创造者”——基督教的“神”来，那么从哪里能开出来？康德说，从“道德”领域必定能开出来。
这就是说，在道德领域，必定会设定一个“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来。
而且，因为在知识领域只能得出一个或一些希腊式的“（诸）神”，所以，也只有在道德领域才会得出基督教式的“神”来。
康德曾经从很多方面说明为什么只有从道德才能通向“宗教”，这诸多的方面，当然也是相通的；这里与我们的论题有关，我们想发挥这样一个意思：只有在道德领域才能将“神”推向“绝对的创造者”，只有在道德领域，“神”（或者“理性”）才真的是“从无到有”。
我们已经看到，在知识领域不行。
这个领域里的感觉材料不是理性“创造”的，而要构成知识，没有它们又不行，所以在这里理性只得把它们“综合”进来。
于是，在知识领域，“理性”就不可避免地有了“接受性”、“被动性”，而不是“纯粹主动”（pure action），而这个“纯粹主动”乃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的“第一原理”。
可是到了道德领域，情形就很不一样。
按康德的意思，理性在“实践—道德”领域完全是“形式”的，决不受一点点“质料”（感觉材料、感性）的支配和影响，这个（些）“形式”也不像在知识领域里那样要把感觉材料“综合”（接收）过来。
道德行为只问“动机”、“原则”，不问“结果”。
这个“动机”也不是平常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心理和意识的“目的”、“打算”，它只是“形式”的，因而就康德的意思来说，“动机”本不是知识领域的事，“动机”也“不可知”。
从一个最为直接的意义上也能看出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知识领域，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是理论的或是实践实用的，而只有在伦理道德的领域，才有严格的善、恶价值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世上一切伦理道德价值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正是“从无到有”。
要打通这个通道也不容易，但我们看到，这将是近代德国哲学“必由之路”，康德的工作，奠定了这个基础。
五康德既划分了“知识”和“道德（实践）”两大领域，西方哲学传统的“现象”与“本质（体）”的区别在理解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
原来纠缠在“知识论”范围内，“本体（本质）”问题或被“知识化”为具体事物之“共同性质”，成为一个“属”、“类”问题，或者按次上溯至至大无外的“全（体）”，于是有康德“物自体”不可知之说。
康德的“知识论”把“本体、本质一物自体”“括出去”了。
“理性（神）”“创造”了“物自身—本质、本体”。
“物自身—本体、本质”也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概念—范畴”是“知识”领域的事。
所以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很难懂的是他阐述实践理性的“现实性”那部分，他说这种“现实性”是道德修善在永恒的时间绵延中必定会出现的，这是他的实践理性通向“神”的“天国”的重要的步骤。
从哲学的意义来说，康德展示了由“理性”“创造”的“本体—本质”“世界”的一幅“纯净”（pure）“境界”（ideal）。
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同时也是“理想的”，达到了“是其所是”、“是其该是”的境界。
然而这个“世界”—“境界”不是“天生—自然”的，而是“理性”“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
这样，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创世说”经过那种哲学的改造，就具有了另一种意义。
“被造者”不是经验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山河大地，而是“超越经验”的“本质世界”。
这个世界也有“物”，但不是经验现象的“物”——由“感觉材料”组合起来的“物”，不是“感觉的组合”，而是一切“物”的“自己”——“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以后德国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琢磨这个理性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六康德说，这个世界不可知，因为它不是由感觉提供的材料，在经验的世界没有对应的“对象”；但是他又说，实践理性的悬设是有现实性的，不是概念而是一个世界，于是，这个世界就是可以“直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