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词创作[技术与艺术之间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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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在现代文艺创作中的传承与
变革
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文艺创作中既得到了传承也经历了变革。
现代艺术家和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古典诗词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1.传承:
经典挖掘与传播:现代文艺创作中,许多作品都取材于中国古典诗词,如电视剧、电影、舞台剧等。
这些作品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重新演绎,使经典诗词更加深入人心。
形式与内容的融合:在现代文艺作品中,古典诗词常常与当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如将古诗文融入现代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2.变革:
创新性发展:现代创作者在保留古典诗词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
例如,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流行文化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作品。
跨媒介融合:古典诗词不再仅限于文字,而是通过跨媒介的方式,如动画、游戏、虚拟现实等,使其在现代社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3.文化自觉与自信:
现代文艺创作中的古典诗词传承与变革,体现了中国文
化自觉和自信。
创作者们通过古典诗词的现代化表达,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国际交流与影响: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古典诗词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许多国外艺术家和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研究和创作,使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总之,中国古典诗词在现代文艺创作中的传承与变革,既是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也是对创新的探索和实践。
这一过程不仅使古典诗词在当代社会得以延续,也为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2018年第3期 (总第272期)•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旧形式与新时代的冲突—论20世纪旧体诗词的“打油”倾向陈未鹏(《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州350116)摘要: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文学中,旧体诗词的写作总体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呈现出“打油”的倾向和的面貌。
“打油”写作在三千年诗歌史的审美视域之外另辟“谐趣”的新世界,从而使诗歌在题材、语 言和风格上都有明显的新变,但也存在思想性压倒艺术性、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反映现代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 面仍显不足等弊端。
旧体诗词写作呈现出来的“打油”面貌和由此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现代社会 如何看待和对待古典诗歌传统乃至文化传统的问题。
但百年来旧体诗词始终因旧形式而饱受诟病,在保守与 革新的激进、思想与艺术的矛盾中蹒跚前行,其艺术本身的诸多问题反而被忽略。
关键词:20世纪旧体诗词;“打油诗”倾向;新文化运动;古典诗歌传统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8) 03-0159-10明辨序说》有“诙谐诗”条,他将“俳谐体、风人体、 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均视为 “诙谐诗”,认为此类诗“虽含讽谕,实则诙谐,盖 皆以文滑稽尔,不足取也,’[2],这同打油诗的风格 是相近的。
1917年,《新青年》相继发表胡适《文学改良 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主张文学革 命,“废文言而倡白话”。
这场革命声势浩大、影 响深远,1917年也因此被普遍视为一个鲜明的界 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 始,’[3]。
然而也应看到,一百年来,从胡适《尝试 集》第一编中的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 诗”(《尝试集.初版自序》),到大量新文学作家“勒 马回缰作旧诗”[4],再到领袖诗词风行天下,甚至 2014年鲁迅文学奖也开始给旧体诗人颁奖,旧体 诗词的写作不仅未曾中断,而且还颇为兴盛。
但 是,兴盛的同时却是“打油体”大行其道:大量打 油诗作出现,许多诗人自谦所作是打油诗,又有以 打油诗写作而蔚为大家者(如聂绀弩),也有在诗 歌写作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打油的倾向者(如郭 沫若)。
浅谈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论文关键词:现代旧体诗词非现代性论文摘要:现代旧体诗词在精神品格、形式以及机制等方面上具有非现代性的特征。
在讨论现代旧体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时,不应该笼统地谈论现代旧体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而应该注意到它在现代性方面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特别是应该注意到它无法被定性或归入为现代性的层面。
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是夹缠扭结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
现代旧体诗词自身所处语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复杂性。
对现代旧体诗词非现代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旧体诗词的轻视或贬低。
近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在现代旧体诗词的评价以及入史等问题上的争论似乎愈演愈烈,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场论争最主要的起因是王泽龙先生发表的《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一文(《评论}2007年5期)。
王泽龙先生在文章中主张现代旧体诗词不应人史。
呼应王泽龙观点的有吕家乡等人,反驳或对王泽龙文章提出质疑的有马大勇、陈友康、刘梦芙等人。
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现代旧体诗词在现代性方面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我们应该看到,现代旧体诗词,的确有许多现代性的成分,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许多特征无法被归结为现代性。
笔者将其称为非现代性。
在评价现代旧体诗词的总体成就时应该考虑到它的这些非现代性成分,有必要跳出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问题本身,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来审视与“现代性”相关的课题。
一“现代性”这一术语在西方,从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到卡林内斯库,在不同的领域,它的所指其实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
我们必须审慎地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
但是无论怎样讲,“现代性”的所指还是有一些公认的内涵与边界,比如“”、“平等”“自由”等现代公认的基本价值理念。
我们应该把这些可能会被更多人认同的“现代性”作为讨论现代旧体诗词“现代性”的理论基础。
“现代性”的所指主要是相对于传统或古典而言的,因而我们不能把凡是属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活动就都说成是现代性的。
当代诗人对古代诗词的借鉴与创新1. 引言当代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发展。
古代诗词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影响力。
本文将探讨当代诗人如何借鉴和创新古代诗词,以及这种借鉴和创新给当代诗歌带来的影响。
2. 古代诗词的价值古代诗歌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充满了智慧和审美价值。
通过对古人经典作品的研究与借鉴,当代诗人能够汲取前人智慧,拓宽自己的写作思路。
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可以为当代作家提供灵感和素材。
3. 当代诗人对古体诗的借鉴与创新3.1 借鉴:当代诗人通过继承传统格律、押韵等元素,将古体诗融入到现实生活、时事话题中,使其更加贴近现代读者。
他们运用古代诗歌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表达个人情感、社会观察和思考。
3.2 创新:当代诗人在借鉴古体诗的基础上,也勇于创新。
他们突破传统格律限制,自由运用语言和意象,展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写作风格。
同时,他们将个人经历和当代社会问题融入古体诗中,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4. 当代诗人对近体诗的借鉴与创新4.1 借鉴:当代诗人通过学习近体诗的创作技巧、节奏感和音韵规律等要素,使得他们的近体诗作品更加丰富而有魅力。
借鉴近体诗还能让当代诗人拓宽自己的创作领域,在形式上更具多样性。
4.2 创新:当代诗人在借鉴近体诗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领域。
他们大胆尝试非常规主题、现代情感表达,以及各种新奇文学手法。
这种创新使得近体诗在当代重焕生机,成为现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5. 当代诗人对古代诗词的影响当代诗人对古代诗词的借鉴与创新不仅拓宽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表达领域,也让这些经典作品更加富有活力。
他们通过赋予古代诗词新的内容和意义,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血液与灵感。
同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回溯与承继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播和保护。
6. 结论借鉴与创新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当代诗人通过借鉴和创新古代诗词,拓宽了自己写作的思路和能力。
这种借鉴与创新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形式,也延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古代诗词传统与当代文化融合的实践探索导言古代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千年来一直被人们所推崇和研究。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加深,如何将古代诗词传统与当代文化相融合,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本文将以此为主题,探讨古代诗词传统在当代文化中的应用和价值。
1. 古代诗词的魅力古代诗词以其优美动人的语言、博大精深的意境、独特的表现形式等特点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
通过学习和欣赏古代诗词,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深刻思考以及对生活、自然等方面的描摹。
2. 当代文化中古代诗词传统的价值2.1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和传承本民族固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产物,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血脉。
通过将古代诗词传统融入当代文化中,可以加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身份感。
2.2 美学体验与审美追求古代诗词所独有的韵律和音乐性,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借助古代诗词的意象和表现手法,当代艺术作品可以更好地表达情感,增添审美价值,并且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2.3 人文关怀与道德教育古代诗词中常常涉及到对生活、自然、人情世故等方面的描绘和思考。
通过引入这些元素到当代文化中,可以使人们重新审视并思考人类价值观、道德规范等问题,培养出更加细腻敏感、关怀他人的思考能力。
3. 古代诗词在当代文化中的应用实践3.1 音乐领域将古代诗词改编成歌曲或者配乐形式,重构诗词的魅力和情感表达,丰富当代音乐创作。
3.2 文学创作以古代诗词为灵感来源,创作当代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将古代情结与现实主题相结合。
3.3 艺术表演在舞蹈、戏曲、话剧等艺术形式中融入古代诗词元素,打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
结论古代诗词传统与当代文化的融合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将古代诗词传统应用于当代文化领域,不仅可以促进本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丰富审美体验和人类思考能力,更可以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应保护并传承古代诗词这一宝贵遗产,并通过实践探索将其融入到当代文化中。
旧体诗词创作[技术与艺术之间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与
出路]
泱泱中华向来号称诗的国度,几千年来流传的诗歌不但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自20世纪初新文学兴起以后,传统诗歌(为了与白话诗或曰新诗区别开来,一般被称作旧体诗词)就逐渐没落,虽然仍然不乏爱好者(就作者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可惜作品数量虽多,质量却很难保证,其整体的创作水准显然在严重下滑。
如何继承和发扬旧体诗词这种优秀文化,是值得当代诗人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技术与反技术:诗词创作之没落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者,当今旧体诗词创作没落,论内在原因当然要归咎于作者群。
胡适曾说:“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
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
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
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
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
”[1]各体文学大多都是起源于民间(当然也有例外,如赋、骈文和八股文就是纯粹的文人创作),这是因为“民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作者基数,所以从中能够经常产生新的东西。
一般说来,民间文学的长处在于率真、
鲜活,而缺点则在于浅俗,这个缺点一旦经过文人的改造,便能够达到某种合适的平衡,这就是“艺术”。
而一旦文人投入过多,求“雅”的倾向便会越来越强,最终不免流于繁琐、造作,从而失去鲜活的本真——这就是“技术化”。
诗由古体而格律化,便是“技术化”的最明显表现。
有人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2],这段话也生动地说明了诗创作嬗变的技术化趋势。
清末“同光体”“宋诗派”的出现,更是一次技术化的回光返照。
一切思想和艺术,在其发生期和上升期,往往都是鲜活的,因为那是一种源乎天籁的简单人工,自有其直指人心的感发力量;而当这种内在感发的生命逐渐消磨之后,就必须依靠外在的形式技巧来继续其演变。
诗词也正是如此,一旦到了必须用功力来雕琢、用学问来填充的时候,那就埋下了衰落的伏笔。
所以王国维先生明确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
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
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3]这种技术化可谓是创作衰落的内在原因。
至于外在原因,则是主流文学批评左右了审美导向,这种导向反过来对创作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创作兴盛则批评不兴,批评发达则创作衰落,某种文体繁荣的时代必然是其创作优于批评的时代。
例如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但是诗学
批评几乎付诸阙如;宋代诗学批评乃方兴未艾,而诗的创作成就即公认不如唐代;词的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但词学批评也多是片言只语,而一自词学批评兴起,词之创作便也滑坡了。
所以可以说,批评的兴盛与创作的衰落是互为因果的。
就作家个人而言,批评与创作难以兼擅,这在文学史上也可谓众所周知。
因为旧体诗词的创作更多依赖感性的传达,文学批评则更多借助理性的思辨,而过分的理性无疑会对感性的文学创作造成戕害。
因为愈是到后来,作者、读者对前代作品的阅读(接受)愈多,对已有的文学批评就会产生赞成或反对的意识,头脑中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想要靠近或远离某种标准的倾向,因而在创作之前就先有了种种束缚,这就是批评对创作的隐性制约。
这样一旦某种主流的审美导向形成,必然对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当今的旧体诗词创作现状而言,近现代以来主流的审美意识难辞其咎。
在现代的文学史中,艺术变成技术是一种公认的堕落,这就引起了认识上的一种理性的反动,导致矫枉过正地抛弃技术。
实际上完全否定技术也无法达到真正的艺术,由于对技术化弊病的夸大而产生“反技术化”的导向,实在是过犹不及。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教育实际上割裂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片面强调前者,造成审美导向上产生了相当的偏差。
说诗则去典雅化,强调通俗性、人民性、阶级性等等,词则推崇所谓“豪放”风格,这就造成很多作者率尔操觚、粗豪叫嚣、不顾格律的恶习,其余风至今尚未消歇。
这种对技术的忽视当然会引起新的问题。
从实践
结果来看,上世纪的“工农兵诗词”,到如今的“老干体”,都可谓是“反技术化”的典型案例。
这类旧体诗词,技术层面尚且不能过关,又遑论艺术?
当今高校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加剧了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
现代学术界对待旧体诗歌有所谓“新派”和“旧派”之分,“旧派”与晚近以来的诗词名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且本人也可称作手,其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常关注诗词之本身,而且特别重视创作之传承,如龙榆生、夏承焘等人;“新派”则是在西学新潮之下、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研究者,创作显然非其所长,研究也完全是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胡适、胡云翼等人。
在民国时期,但凡教授诗词的学者,都有相当的创作经验;而随着时代推移,“新派”传人和阵容越来越强大,研究(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完全压倒了创作,评价体系也完全倾向于研究,创作当然就越来越不受重视。
其实中国传统诗学(包括词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可谓都是为创作服务。
音律、韵谱之学自是创作的基础知识与工具,而目录、校勘、批评之学,或者为学者别择善本,或者为学者提高欣赏水准,从而提高其写作水平,同样旨在为创作立言。
当今的文学研究或者是实在的文学史的考证、或者是玄妙的文学思想的总结,而真正关乎旧体诗词生命的创作只是少数人业余的消遣,而能创作中规中矩的旧体诗词者又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诗词创作后继无人,没落自是必然结局。
二、由技术而艺术:诗词创作之出路
如前所述,就内因而言,显然不能期望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恢复到古代甚至近代的水准,但就外因来看,还是事有可为的。
笔者以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出路在于对传统的回归,包括审美的回归和技术的回归。
而具体来说须有“三到”:眼到、口到、手到。
“眼到”即提高审美鉴赏眼光;“口到”即学习传统吟诵,体会旧体诗词的韵律之美;“手到”即加强文字技巧练习。
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