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方式和价值——《活着》小说版本和电影版本对比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60电影文学Film Literature电影《活着》剧照活着的方式和价值——《活着》小说版本和电影版本对比王新兴余华作为我国先锋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小说《活着》创作完成以后，在小说自序中这样写道：“人之所以活着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其他事物而活着”。

[1]当余华的小说出版以后，导演张艺谋又将其小说《活着》改编成了电影版本，人们经常拿《活着》的小说版本与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版本的《活着》作对比，而二者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内容和视角也值得我们去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从死亡的相关处理当中去寻找活着的人生价值从鲁迅的小说《孤独者》总共有三次辩论，分别在“我”与魏连殳之前展开，其中把为什么活的问题放在第三个谈论当中进行，在鲁迅的小说中，通过三次讨论使魏连殳活着的目的发生了三次变化，从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本身对人生价值以存在意义的深入探讨和感悟，其中把为什么活当作其中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说魏连殳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仰价值而活，把为他人而活当作其中的第二层面，也就是指他为了自己的亲人而活着。

当其中的“爱我者”不希望他再活着的时候，对自己来讲他活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对他人来讲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此时人或者也就相应的失去了其相应的内在意义和外在价值体现，这个时候关于人到底还要不要活着的问题，鲁迅先生为魏连殳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活着的探讨，即为那些不想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活着。

鲁迅先生对活着的意义的理解，在这三个层面中就可以比较全面的显现出来。

余华的小说《活着》对活着的意义进行概括，主要涉及到上述中的两个方面，在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中，本人认为其在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上，主要涉及到了其中的第二个层面的意【作者简介】王新兴，男，河南巩义人，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文化传播研究、教师教育研究。

61MOVIE REVIEW 电影评介2015年第13期思。

小说和电影版的《活着》进行对比，从中对人物死亡方式在处理方面进行对比，从中去发现在“活着”方式当中的不同之处。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之所以题目叫“《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是因为我只大体的看了一遍余华的《活着》，张艺谋主拍的电影我也只看了一遍，所以在见解上估计还是很不全面。

因为大凡看过小说的人都会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尽管二者揭示的主题是一致的。

当然，这种差异是由于故事情节所依托的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文字叙述与情景再现的不同。

今天我不去讨论小说与电影的熟优熟劣、熟深熟浅，而仅就艺术抑或文化的角度去浅析。

一，人生主题《活着》，单单一看着题目，就会让人产生多少联想与感叹，故事叙述了一个西北古镇豪门大宅的纨绔子弟——富贵少爷的人生历程。

由开篇的四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至以后。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当中，富贵由最初的大家少爷而沦为街头小贩，进而又成为皮影班主，解放后被划为城市贫民，最终又因为联姻而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岳父和老爷；在这一系列的近乎戏剧性而又真实地让人感动的身份与地位的互相转化中，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清晰的人生轨迹，并深刻的揭示了故事的主题，亦即人生的主题——活着！对于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心理脆弱的人来说，人生的巨变与遭遇、大起与大落都有可能让他走上死路；而在影片中，主人公富贵与家珍这一对夫妇却恰恰是从这条艰难之路上走来的。

富贵由最初的一掷千金的少爷而输光家产不名一文，又由走州过县卖唱谋生的皮影班主而成为曾经参与革命，服务部队的“城市平民”，由经历丧子之痛的后的短暂平静而又一跃而为工人阶级的岳父，终于又再一次地经历丧女之悲……在这条坎坷的人生之路上，命大的他在家珍的陪护下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不仅没有厌世，而且始终顽强的活着！让我们再来咀嚼一下那些平常而普通的话语吧：“我不能死，我还得活着，家里还有老娘，还有老婆孩子。

”“春生，你可别想不开呀，你不能死，得好好的活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影片正是通过这些在极度恶劣的环境氛围之下道出的寻常质朴的话语深深地揭示了人生、探寻了人性，使得“活着”这一主题就仿佛盘曲错综的藤条紧紧地攀附着影片、攀附着人生命运且穿透始终！此外，在富贵家珍活着的这条主线上还点缀着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活着”。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正文《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第一篇：《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

（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

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冯小刚的镜头下的《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活着》是由中国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该电影改编自余华所著的同名小说。

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同时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对比，探讨冯小刚的镜头下《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异同。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两者在叙事结构上的区别。

小说《活着》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读者通过主人公福贵的视角来了解整个故事。

而电影《活着》则采用了三人称的叙事方式，通过镜头的视角展现了福贵的生活。

这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为故事的呈现带来了不同的观感。

小说中，福贵通过自己的叙述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感受，而电影则通过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

另外，两者在情节的展开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小说中，福贵的一生被分为了许多片段，通过这些片段来描绘福贵从年轻到老去的过程。

而电影则通过镜头的转换，将福贵的故事有机地串联起来，使得观众可以更加连贯地理解整个故事。

电影中也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简化和改编，使得电影更具有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

除了叙事和情节的不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在人物形象上的差异。

小说中，福贵是一个富有复杂内心的人物，读者可以通过他的叙述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和感受。

而在电影中，福贵的内心世界则很少被直接呈现出来，观众需要通过他的表演和周围环境来理解他的状态。

电影更注重通过镜头语言来表现福贵的心理和情感。

另外，在艺术表达上，电影和小说也有各自的特点。

小说《活着》以文学语言展示人物的思想和情感，通过描写细腻的场景和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赢得读者的共鸣。

而电影则更注重视觉和音效的表达，通过色彩、音乐和镜头语言来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观感体验。

总结起来，冯小刚的镜头下的《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显示出了两者在叙事结构、情节展开、人物形象和艺术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版本失去了小说的精髓。

相反，通过电影独有的方式展现故事，冯小刚成功地将小说中福贵的人生故事呈现给观众，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触动和思考。

《活着》两种——从余华小说到张艺谋电影的审美嬗变近年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

小说于1993年出版，凭借其奇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获得了广泛赞誉，而电影于1994年上映，由于其大胆的艺术处理和视觉效果而引起了轰动。

然而，尽管二者都以《活着》为基础，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和表达方式。

本文将从小说和电影的角度探讨《活着》这一作品的审美嬗变。

起首，我们需要了解小说和电影分别实行了怎样的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

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一种干练、朴实的笔触，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呈此刻读者面前。

小说接受了一种线性的叙事结构，将福贵从年轻时的璀璨到日渐凋落的老年呈现出来。

余华机灵地运用详尽细节和详尽事件，塑造出深刻而真实的形象。

小说中对人性的揭示是一种苦涩的关怀，对社会的批判隐藏在生活百态的描摹之中。

然而，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他接受了一种奇特而充盈戏剧性的叙事方式。

电影中的福贵并不只限于一个人物，而是通过多个演员的连续出场和演绎，展示了福贵的一生。

这种叙事方式既增加了观览的乐趣，又强化了作品的戏剧性和视觉效果。

张艺谋运用了如戏剧场景、动态镜头、以及强烈的颜色对比等手法，使电影充盈了冲击力和观览性。

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尤其鲜亮，张艺谋更加重视个体的形象设计，使得福贵的苦难和喜悦更加贴近观众的心灵。

其次，小说和电影对《活着》的主题和象征意义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小说《活着》以福贵的人生为线索，通过他所经历的苦难、欢快和迷茫，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逆境。

小说主要通过福贵的视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和社会风貌的沉思，揭示了个体命运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

而电影《活着》则更加关注福贵个人的遭遇和成长。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通过将福贵的一生划分为几个关键时刻，重视情节的紧凑和冲突的凸显。

电影中的福贵被赐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他不仅代表了中国平凡老匹夫的命运，也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脉络和动荡。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 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