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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态心理学角度分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及《黄色墙纸》中主人公疯癫的原因【摘要】《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黄色墙纸》是两部描写主人公疯癫的著名文学作品。
主人公们在孤立和压抑的环境中受到社会的期待和压力，加上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的影响，导致心理变态因素在其疯癫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人公最终经历心理崩溃和疯狂行为。
变态心理学认为主人公的疯癫源于对现实的逃避和压抑，深层次原因可能是潜意识中的冲突和忧虑。
我们应该反思主人公疯癫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心理困境，从中得到启示并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关键词】《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黄色墙纸》、疯癫、孤立、压抑、社会期待、家庭背景、童年经历、心理变态、心理崩溃、疯狂行为、变态心理学、深层次原因、反思、启示1. 引言1.1 介绍《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黄色墙纸》《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黄色墙纸》是两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分别描写了主人公在心理上的疯狂和疯癫。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讲述了一个独特女孩的故事，她过度幻想和病态妄想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艾米丽因为过于幻想、病态地崇拜一朵玫瑰而导致她的疯狂。
而《黄色墙纸》则描写了一个女主人公在被囚禁在一间有着黄色墙纸的房间中逐渐陷入疯狂的过程。
这两部作品通过描写主人公的疯癫症状，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了心理变态因素在疯狂中的作用，引发了人们对于主人公疯狂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思考和反思。
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主人公心理崩溃和疯癫的原因，以及变态心理学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
1.2 简述主人公的疯癫症状《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黄色墙纸》中的主人公都展现出了明显的疯癫症状。
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们表现出了严重的精神错乱和行为异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疯狂行为和思维错乱，常常让人感到不安和胆寒。
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主人公的疯癫表现在对爱情的极端迷恋和执着。
他将玫瑰花视为唯一的爱情象征，无法割舍。
这种病态的爱情观念和行为举止，突显了主人公的精神问题。
《黄色墙纸》与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出发，通过对文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分析初步探讨十九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内涵，最后提出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黄色墙纸》，女性文学，女性主义1作品介绍《黄色墙纸》是美国十九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成名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一名中上阶层的知识女性，因为患有轻度抑郁症而被丈夫约翰安排到一处偏僻的房子中“修养”。
身为医生的丈夫给“我”开出的处方竟然是禁止“我”做任何与思考有关的事情（譬如写作），也不准“我”四处走动，只让“我”整日呆在一个糊有黄色墙纸的房间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丈夫还指派了他的妹妹——珍妮对“我”进行“看护”。
珍妮是一个尽职的女管家，她时刻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并把这些如实地报告给约翰。
囚徒般的生活使“我”的精神十分压抑，“我”渐渐对墙壁上的黄色墙纸产生了幻想。
“我”发现墙纸的图案后面隐藏着许多女人，她们试图爬出墙纸，却总是被墙纸上的图案所阻止。
最后“我”决心帮助墙纸中的女人爬出来，并把自己幻想成被困在墙纸中的无数女性的一员，进而把墙纸撕裂，把房门锁起来，在房间中四处爬动。
匆匆赶来的约翰被“我”的怪异行为吓得晕倒在地，“我”就从他身上爬了过去。
[1]2人物形象2.1 “我”的丈夫——约翰约翰同“我”的哥哥一样，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他十分爱“我”，把“我”称为“亲爱的”、“小傻瓜”、“小姑娘”、“幸福的小天鹅”，让我服用各种补品，并且禁止“我”进行任何体力和脑力劳动，甚至不让“我”动纸笔。
表面上看，他对“我”的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然而实际上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可以从他对“我”的某些诉求的反应看出。
“我”提出要搬到楼下的房间里，想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但是他却以“那间房间放不下两张床”为由拒绝了（在十九世纪，妇女确实没有自主选择房间的权利[2]）；“我”渴望写作，但是遭到约翰的反对，因为他认为“编造故事的想象力和习惯必然会把我的神经衰弱引向一种兴奋的幻想状态”而不利于“我”的病情，并且让“我”“用意志去控制这种倾向”；“我”提出要把墙纸换掉，约翰却说“更换了墙纸后,接着要更换的就是粗笨的床架,然后是上了闩的窗户,然后是楼梯前的那扇门,等等等等的东西”，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
96从《黄色墙纸》中探讨吉尔曼对男女平等的渴望付盼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十九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黄色墙纸》的灵感来源于她的第一任丈夫，揭示了女性在男性的控制下走向癫狂的残酷现实。
文章通过对《黄色墙纸》的解读来探讨吉尔曼内心对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渴望。
关键词：吉尔曼；女性主义；《黄色墙纸》；男女平等吉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短篇小说《黄色墙纸》是她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作品中，吉尔曼描述了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一起搬到一座豪宅中进行康复治疗，但是她被限制在被黄色墙纸笼罩的家里。
她不能自由写作也不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她受到丈夫的控制和监督，并因自身的性别而屈服于丈夫。
最后，妻子被压抑得精神失常，并开始产生幻觉，看到匍匐的女人突破黄色墙纸爬到地板上。
本文通过写女性在压迫中静默的反抗来表达吉尔曼自身在父权制社会中的抗议，以及她对男女平等的渴望。
一、对女人独立于男人的渴望在《黄色墙纸》中，妻子和她的丈夫约翰计划在一座孤立的豪宅中逗留三个月，以改善妻子的病情。
在这个故事中，妻子是一个病人，而丈夫是一名医生，从角色设计来看，吉尔曼已经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真正困境。
首先，患者的康复取决于医生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患者想要治愈，他或她应该遵守医生的指示，并且由医生控制而没有任何抱怨。
在父权制社会中，妻子被视为丈夫的附属，婚后妻子的生活完全依赖丈夫，没有丈夫的帮助就无法养活自己，所以她受丈夫控制，不能违抗她丈夫的决定。
所以，《黄色墙纸》中的妻子显然不仅是由丈夫控制的妻子，而且还是由医生控制的病人。
然而，丈夫和医生的地位被赋予同一个人，表明妻子遭受双重压制。
吉尔曼也遭受了同样的压制，当她无法忍受时，她被迫摆脱它，她将抑制转化为反抗的动机，因此在《黄色墙纸》中，她证明了男女关系中以及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中没有绝对的准则。
相反，她认为女人希望摆脱男人的控制，努力独立思考，独立生活。
《黄色糊墙纸》中的女性话语分析（南京炮兵学院语言教研室江苏南京 211132）摘要：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先驱兼女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她自传式作品《黄色糊墙纸》中从第一人称视角将“疯女”形象引入文本中心，深度刻画了其在宗法父权社会中艰难的生存过程，赋予了其充分的话语权。
主人公“我”的话语—“疯癫”突破了以“菲勒斯”为中心的男性化传统文学框架和视角，以颠覆“他者”为目标，在追求女性话语权过程中创建了全新的叙述策略，即以“疯癫”这种独特的女性话语挑战男性话语中心体系。
关键词：菲勒斯；疯癫；女性话语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2一、引言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女性接受了男性所界定的他者性、次等性、非本质性和客体性，然而这种性别上的从属使女性长期陷于內囿、压抑和失语的状态。
19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反映了女性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呼吁女性之平等与主体身份，质疑传统话语权中存在的性别歧视。
美国妇女运动先驱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充分利用文学形式有意识地探索符合女性本质的话语方式。
作家以自身经历为背景，在《黄色糊墙纸》中描述了“我”，一位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被认为有病而被迫接受“休息疗法”的过程，从而走向疯狂，同时走向觉醒的心理过程。
女主人公从失语到发疯的过程也是她追求话语权利的过程。
文中“令人血液凝固”的“疯女”的歇斯底里话语和疯狂，开辟了独特而又全新的女性文学叙述策略。
二、女性话语之突破话语“有时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用作可以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作为一种有序的包括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实践”（汪民安，2002：97）。
女性主义者同时也把“声音”看成女性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
有了自己的声音，女性似乎在男权中心的社会权利关系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
［收稿日期］2009-03-12［作者简介］张莉萍（1981-），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职业教育、商务英语教学。
《黄墙纸》是美国早期女性批评作家夏洛蒂·吉尔曼的著名短篇小说之一。
“1887年，著名医师希拉斯·威尔·米契尔对吉尔曼采用的疗养法不幸失败促使她写下了《黄墙纸》，———一个描述一名患精神衰弱症的女性如何变得疯狂和如何获得女性意识的悲惨故事。
”（Grade Saver ）在故事中，叙述者“我”尝试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规范做斗争，最终走向疯狂。
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叙述者疯狂的意义何在？通过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讨论叙述者的疯狂过程，笔者旨在揭示叙述者为回归真实界而疯狂，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叙述者的疯狂不仅是对象征界的脱离，更是觉醒的妇女对父权社会的反抗。
依照拉康的理论，人类的精神发展有三个阶段：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
从婴儿的出生到8个月是真实界。
在真实界里“没有语言，因为那里没有缺失(loss),没有缺乏(lack),也没有缺席(absence);只有完整，需要和需要的满足。
（Klages ）在这个阶段，婴儿愉悦地与母亲融为一体，接受母乳和母亲的关怀与照料。
这是人类最接近自然和纯物质存在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想象界也就是镜像阶段，发生在婴儿8个月到18个月———婴儿“终于能够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形象”。
（Lacan Mirror 178）此时，婴儿错把镜中的形象当成自身，因此感觉到了意味着缺乏(lack)和缺席(absence)的他者(the other)的存在。
为了满足完整的需要，在错认拉康称为“镜像”(imago)的基础上，婴儿创造了一个“完美自我”(Ideal-I)，（—179）一个“没有任何不充足的完美的完整的自我”。
（Klages ）对拉康而言，完美自我的幻象是对“已经失去的原有的与母亲一体的完整的代偿”（Lacan Mirror 179），是主体为了进入第三个阶段象征界而故意忽略自身缺失的自然现象。
《黄色墙纸》的存在主义解读摘要：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小说《黄色墙纸》，描写了一个处在自我创造过程中的疯女人形象。
疯女人对黄色墙纸所产生的幻觉成为她重塑自我的依托。
这一自我重构的过程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提出的人在实现自我创造时痛苦，孤独，绝望三个的必经过程不谋而合，该小说正是借此来传达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呐喊。
关键词：存在主义《黄色墙纸》女性自我重构现代美国女作家夏洛特·佩金斯·吉尔曼（1860-1935）创作的《黄色墙纸》是一部有关女权主义的经典短篇小说，它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一位患精神病的疯女人在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度过的三个月梦幻般的人生经历。
该小说是一部带有浓郁自传色彩的作品，研究者们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认为小说中的女人是“作者的替身，兼具与作者相同的双重身份，她的疯癫并非纯粹的精神错乱，而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反抗社会的不公，并从女性角度反映了19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指出该小说“注重反映妇女结婚后的经历和个人发展与照顾家庭之间的冲突，甚至对19世纪的婚姻和生育观提出大胆质疑”。
实际上，小说《黄色墙纸》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也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
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存在先于本质”。
在萨特看来，“存在是‘先于一切规定的无规定，作为绝对出发点的不被规定的东西’”，而“本质，是人的实在在自身中作为已经是的东西来把握的一切”。
“人之初是无法定义的，因为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的。
人只有存在露面，出场，才能表明其自身。
人在此后要成为某种东西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造就的，世界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界并无设定的人类本性的上帝”。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我选择，自我构建，是因为并没有什么既定规范来限制人所应该具有的特性。
但这种自我构建并不是漫无目的的空想和幻觉，人在实现自我构建的过程中会经历由内因和外因而导致的不可预料性，随之是特有的恐惧和犹豫情绪。
[作者简介]刘英峰,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教师。
“疯女人”的精髓———对《黄墙纸》的“疯癫”形象解读○刘英峰(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摘 要] 《黄墙纸》被认为是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先驱兼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1860-1935)的短篇杰作。
小说通过描写妇女受到丈夫的控制以及男权影响的痛苦经历,揭露了性别歧视和压迫。
批判了不平等的夫妻关系,从而揭示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本文从吉尔曼的生活经历,小说写作时19世纪末中产阶级妇女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黄墙纸》所反映出来的中产阶级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受到的来自男权主义社会的压迫,探究了《黄墙纸》中女主人公“我”最终发疯的原因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 《黄墙纸》; 吉尔曼; “疯癫”; 女权运动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9)09-0015-03 《黄墙纸》(The Yell ow W all paper )被认为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最著名的短篇小说。
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还是一位在美国影响广泛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
她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自传和政治性著作及报刊文章。
《黄墙纸》是吉尔曼创作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
如同女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一样,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被描写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黄墙纸》就是一部关于一位知识女性受到压抑导致身体衰弱以及心情苦闷直至成为“疯女人”的作品,它所表现出来的妇女痛苦经历和女性反抗精神为我们解读19世纪末女权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黄墙纸》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位美国中产阶层知识女性因产后失调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在一所阴暗的、恐怖的老房子里接受她的丈夫———一位内科医生所谓的“休息治疗”的经历。
这种休息治疗使她不得照看自己的孩子,不得离开,不得写作,不得做任何她喜欢做的事情。
她被囚禁在楼上一间育婴室里。
被剥夺了工作、思考的权利和自由,她唯一可做的就是面对育婴室那恐怖的生活环境。
渐渐地,她开始对黄色墙纸发呆、出神,她似乎看到了牢笼里关着的一个女人。
在面对种种产生出来的幻觉,最后她发疯了。
本文从作者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生活经历,结合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来分析《黄墙纸》女主人公发疯的原因,揭示作品所反映的积极的时代意义。
一、吉尔曼的生活经历对其作品创作的影响由于这篇小说带有部分自传性,我们先了解吉尔曼以及她的生活经历。
吉尔曼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妇女运动的领导者。
她的一生,主要从事关于女性角色和地位方面的研究。
她的主要作品包括:《女性与经济》(1898年),《家》(1904年),《人类工作》(1904年),《人造世界》(1911年),《女儿国》(1915年)。
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吉尔曼的文学成就才得以认可。
她于189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黄墙纸》才备受瞩目。
在《黄墙纸》这部作品中,吉尔曼刻画了一位19世纪末期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形象。
事实上,《黄墙纸》中这位知识女性的经历是吉尔曼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吉尔曼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
她的父亲福德瑞克・布切尔・珀金斯在她出生后不久,就抛妻弃子。
此后,她们一家人居无定所,几近贫困潦倒。
吉尔曼长大后学习美术,靠教书和设计贺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884年,她和艺术家查尔斯・史得逊结婚,婚后当起了19世纪式的传统家庭妇女。
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不久,她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当吉尔曼向著名的神经学家威尔・米歇尔医生(《黄墙纸》中提—51—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09年第9期及)求助时,他的治疗方案是“休息疗法”,也就是完全卧床休息,不能从事任何工作。
这种束缚性治疗与在屋内囚禁几乎毫无区别,它一度将吉尔曼推向精神完全崩溃的边缘。
之后,她放弃了这种“休息疗法”,出去度假,进行写作、演讲,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黄墙纸》的创作来源就是当时吉尔曼所经历的那段生活。
二、《黄墙纸》的写作大背景以及女性文学的繁荣《黄墙纸》表现出来的女性所受到的精神压迫来自于婚姻家庭、传统习规和社会机制,来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同步。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美国社会女性地位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规律,从而能够真正的理解女性文学的繁荣的始因。
(一)美国的女权运动以及19世纪女性地位和生活状况美国妇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
虽然美国是个移民拓荒国家,女性在美国建国初期及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美国女性仍然无法幸免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因此,早在建国初期,美国女性就已经开始反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她们把家庭暴君等同于君主暴君,要求把女性的天赋人权也一同写进新建共和国的基本文件中去。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夫人阿尔盖比・亚当斯(Abigail Ada m s )在1776年时就曾经致信给丈夫,提醒他在新生的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不要忽视女性的权益。
她写道:“希望你们会在此时记住女士们,而且要比你们的前辈对待她们更为慷慨大度、更为友善。
切切不要把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的手中……如果不给女士们以特殊的关怀和关注的话,我们就决心起来造反,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的约束。
”亚当斯夫人的语言铿锵有力,表现出强烈的两性平等意识。
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的主流意识没有把女性视为与男性有同等权利的人。
到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婚后无权控制自己或子女的财产、不能立遗嘱,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也不能签署法律文件或提出诉讼,她的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未成年人或是奴隶。
而正是女性地位与奴隶地位的这种内在联系,使得当时参与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女性认识到,她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两性平等权利。
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男子终于获得选举权,但女性选举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女权主义者们在一切可能的场所进行抗议,组织了不计其数的游行。
她们撰写各种宣传手册和其他资料,收集向国会请愿的签名。
经过长达72年的不懈斗争,关于女性选举权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最终在1920年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妇女从此获得了投票选举权。
在19世纪美国时代大背景下,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从表面上看是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一个关爱她们的丈夫,而她们也扮演着社会和时代所赋予的角色。
然而,传统的和社会的偏见仍使妇女受到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大多数妇女的地位还是局限于家中,做家务,照看孩子。
家庭越来越成为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生活世界和感情世界,妇女与外面的联系一是通过她们的丈夫,二是通过其他境况类似的女性。
这样,本质上是缩小了妇女的活动空间,使其社会角色越来越微不足道。
(二)19世纪女性文学的繁荣美国女性文学诞生于美洲殖民地,学界通常认为美国女性文学始于1650年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 radstreet )的第一本诗集《新近在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The Tenth Muse Lately Sp rung Up I n America,1650)。
18世纪末,小说开始在英国流行。
在英国小说越过大洋来到美国的时候,习惯于从英国人那里寻求文学表达方式的美国人也进行了这种文学尝试。
早期的美国女性小说在语言、风格和内容上大多是模仿英国小说之作。
美国的民族文学在19世纪中叶达到第一个繁荣期。
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取得独立的美国人在争取文化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
从此,美国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
19世纪中叶也是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昌盛时期,女性小说成为极受欢迎的文学形式。
美国女性文学的迅猛发展与美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是几乎同步的。
由于不出家门就可以从事写作,因而写作成为许多才华横溢(经常也为生计所迫)的女性的出路。
她们在无法向男性那样走出家门参与公共事务、并且不得不扮演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品相比,19世纪女性文学更多地聚焦于家庭领域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刻画了具有高度道德感和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角色。
这些女性以自立自强的精神,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对于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则持怀疑态度,甚至医学也以“科学”为名,把对家庭生活不满的女性称为“神经衰弱”。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女性为家庭、孩子和社会献身。
由于大多数中产阶级妇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对自己的社会地位—61—文学研究 刘英峰/“疯女人”的精髓表现出深切的关注。
她们要求独立自主,向往自由,她们既很实际,又比较浪漫,既向往独立,又没有做好准备,既唤醒了自我的力量,又无力控制这种力量,最终难逃悲剧的结局。
《黄墙纸》的女主人公就是这些妇女的典型代表。
三、《黄墙纸》中“我”的命运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经验视角展开叙述,以妇女作为话语主体,讲述自己的经历,赋予了在实际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妇女以主体性特征。
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虚构人物,“我”是一个已婚的中产阶级少妇,因为刚生下一个小孩,受着抑郁症的折磨。
她的丈夫约翰是一名医生,他给她实施“休息疗法”,并为此租下了一幢“殖民时期别墅”(据她叙述这是一幢“祖传家产”并且“经常闹鬼”)。
整个夏季都住那儿,“我”被困在楼上的育婴室里,而且和自己孩子隔离。
就是在这个像一只“茧”似的房子里,“我”的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写作和思想这两种行为都在房间里得到充分的释放,发展。
导致“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并不是这栋房子而是墙上贴的黄色壁纸。
起初小说描写道:“整张纸已经被剥得乱七八糟,墙上还残留着一道道发黄的条纹。
纸张上的斑斑点点,颜色乏味而又迷乱,让人看了就烦躁不安”,是“令人作呕”、“糟糕的壁纸”。
“我”首次提到黄墙纸时说的这些复杂的象征给本来就郁闷的“我”增加了烦恼。
渐渐地,“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我从未见过一张毫无生气的纸上竟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还有另一种图案在墙纸的表层里依稀可见。
随着光线的变化,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在那些没有受到阳光的侵蚀,尚未褪色的墙纸后面———我能看见一个奇怪而不成形的影子,鬼魅般地隐匿在那愚蠢而又扎眼的图案后面。
“我”“不可思议地喜欢上了这个房子,尽管仍有墙纸的存在———也可能就是因为这墙纸的缘故吧”,一步一步,“我”无法控制地被纸上的图案吸引,而且设法一直追随到底。
“我”发现有个影子“像是个女人弯着腰到处爬”。
实际上,爬行的妇女是“我”的真实写照,它象征着女性不能自由地站立,不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被束缚在父权制下,卑微地无声无息地“爬行”着,总也逃不出父权制森严的围墙。
“我”想象自己也和那些妇女一样被困,然而通过撕掉墙纸而得到了解放。
小说最后的“我”成了真正的疯子,反锁在室内沿着四壁不停地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