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视角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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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作者:马艳华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年第09期摘要: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碰撞、交融,高科技作为双刃剑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困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即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和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
他的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曙光,即跳出原来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圈子,以社会世界为媒介,使主体世界(读者、作者等)与自然世界(文本)有机结合加以探讨,从而衍生出种种不确定、多元化的意义理解,给人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翻译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7-0088-01一、技术文明与精神危机现代西方美学有两大主潮即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以及两种倾向即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
不论是社会性的,还是自然性得,其共同之处在于: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技术文明,而这种文明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毁灭人的强大异己力量。
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空虚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正是对理性持怀疑批判立场的现代人本主义得以顽强生长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哈贝马斯将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中有关成分吸收到自己的批判理论中,表现出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哲学思潮合流的趋向。
他抛弃了人文思潮和科学思潮的片面性,进而创立一种较全面系统的“交往行为理论”。
二、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是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完全适用了。
他决心要改造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于是提出“社会交往行为”理论。
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和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了建设一个和谐稳定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新目标以及新途径。
其要点是:第一,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交往与对话,以求建立起相互理解、信任的和谐的关。
结构和解构主义对比视角下翻译实质分析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翻译研究中常用的两种理论框架,它们对翻译实质的分析方法不同。
结构主义强调翻译的整体结构和系统性,而解构主义则关注翻译实践中的矛盾和不稳定性。
相反,解构主义则强调翻译实践中的矛盾和不稳定性。
解构主义认为,翻译实质的核心在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解构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的对等关系观点,认为翻译实质的核心在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翻译者需要通过违反和改变传统的对等关系来处理这些差异。
解构主义分析翻译实质时,更关注不稳定性和冲突的方面。
在实际翻译实践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互补。
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帮助翻译者建立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等关系,并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而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则可以提醒翻译者注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促使他们进行创新和突破。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视角可以一起运用,为翻译实质的分析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结构和解构主义对比视角下翻译实质分析1. 引言1.1 研究背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翻译领域中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理论流派。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和客观性,认为翻译是一种重新呈现源语言结构的过程。
而解构主义则挑战了结构主义的观点,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在当代翻译实践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对照下,翻译实质备受关注。
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对两种理论的分析,深入探讨翻译的本质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
通过比较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的复杂性,为翻译实践提供更深入的思考和指导。
因此,本文旨在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比视角出发,对翻译实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翻译中的多元性及影响因素。
通过对照不同理论观点,对翻译实践进行全面审视,进一步认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翻译领域的重要性和启示意义。
1.2 研究目的翻译实质分析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作用。
通过对比这两种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质,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翻译的本质及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研究的目的也包括探究翻译实质的多元性,并分析翻译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照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质,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翻译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通过本研究,希望能够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视角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翻译实质做出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一些可能的展望和方向。
2. 正文2.1 结构主义对照下的翻译实质分析结构主义是一种通过对文本结构和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来揭示其含义和规则的理论方法。
在翻译实践中,结构主义认为翻译的核心在于保持源语言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以确保意义的准确传达。
翻译者所要做的是在不改变语言结构的基础上将源语言的信息转移到目标语言中。
结构主义翻译实质分析的关键在于对语言结构的理解和维持,翻译者需要通过对比分析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结构差异,找到最适合的翻译方式。
透过交往行为理论看隐喻的英汉翻译1.引言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
对于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研究,德国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
该理论是在取舍抑扬不同哲学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
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学理解观2.1翻译学研究的新出路—交拄行为理论。
翻译学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解构主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传统的语义学范式的翻译,受到古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译者的悟性与灵感,讲求“神似”和“化境”,推祟所谓的神来之笔。
由于它过分地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掀起了翻译学研究的新高潮。
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尝试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代替直觉感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表达一切,使得翻译变成简单化的机械性操作,即用目标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把存储在源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中的思维内容编写进去。
显然这种工具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语言的规律作用,随之便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
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它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一元规定走向多元化局面,把翻译从语言逻名斯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它毕竟又一次将翻译推向非理性,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使释义变成了一种无限延宕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似乎变得不可能。
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观念的偏狭,进行有效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呢?笔者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为翻译学研究找到一条理性的新路。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马梦琪一、什么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
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即真理的声音,上帝之音。
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
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
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
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
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
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
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
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结构和解构主义对比视角下翻译实质分析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它们对于翻译实质的分析也有着不同的视角。
本文将从两种哲学思潮的视角分别分析翻译实质。
结构主义的视角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结构和规则组成的。
翻译实质也同样如此。
翻译实质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在文化、语境、历史等多个方面的结构和规则的转换。
在翻译中必须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从而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例如在翻译“我爱你”这个句子时,必须考虑到汉语和英语中的人称、时态等方面的结构对应关系,才能正确翻译出来。
解构主义的视角认为,任何文本都存在着多个意义层面,这些层面之间相互影响,互相构成。
翻译实质也同样如此,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对文本多个意义层面的重新构建和再现。
在翻译时必须考虑到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和转换,从而寻找到最合适的意义表达方式。
例如在翻译中国的名著《红楼梦》时,必须考虑到中文文化所包含的多个文化喻示和象征,在翻译成英文时就要找到对应的英文文化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于翻译实质的分析各有侧重。
在翻译实践中,需要综合这两种哲学思潮的视角,从结构和规则的对应关系中寻找到最合适的意义表达方式,并在多个意义层面之间进行灵活的切换和转换,实现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无缝连接和交流。
结构和解构主义对比视角下翻译实质分析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现代翻译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派别。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结构的重要性,认为翻译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结构转换的过程。
而解构主义则强调对语言结构的破解和批判,认为翻译是一个无法完全转换或还原的过程。
在翻译实质分析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结构主义对于翻译实质分析的主要贡献是强调语言结构的转换。
结构主义认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语言结构,并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语言结构。
结构主义将翻译看作是将一种语言的结构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结构的过程。
翻译者需要通过分析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结构,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进行相应的转换。
结构主义的翻译实质分析更加注重语言结构的相似性和对应关系,认为翻译的本质在于结构的转变。
浅析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如何规范言语行为,实现言语行为的合理化发展,哈贝马斯的的普遍语用学理论给出了答案。
本文分析了言语结构、有效性要求交往性资质等方面,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哈贝马斯对言语分析的另一个维度。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人物,也是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颇有造诣地对各个学科进行交叉分析研究,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解释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是一种以言语行为为基本单位的语言哲学研究,他试图用理性的力量规制言语行为,让每个人合理地运用语言,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生活更加美好。
一、言语的双重结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是以研究言语的实际功效或作用为出发点,以言语行为为基本单位,使语言建立在普遍规范的理性基础之上,达到“言以致用”的目的。
哈贝马斯指出,“我已经提议用普遍语用学来指称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
”这就是说,普遍语用学把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作为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单位,再此基础上,把理性具体深入到对言语的实际运用中,发挥言语的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普遍语用学的认为乃在于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
”。
那么,言语的双重结构是指什么?言语的双重结构是指语言的基本使用单位——句子,包含以言行事成分和陈述性成分这两重结构。
首先,以言行事,简言之,以言语的表达促成某件事情的完成。
具体说来,它是指言说者在对听者言说的句子中,暗藏着试图与听者建立某种关系的意愿,通过“言” 达到听者愿意理解或帮助言说者完成某件事情。
其次,言语的另一重结构,即陈述性成分,是以言行事的内容载体,它是指言说者对听者所说的句子中陈述的具体内容。
交往活动发生时,言语不可避免地把言说者和听者带入了与言语双重结构相对应的两种水平:主观际性的水平与陈述性内容的水平。
笔者用以下几个例子来说明言语的双重结构:(1)A对B说:“今天要下雨,请给我一把雨伞。
浅析翻译研究的言语行为理论视角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翻译研究;语言学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
同时,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
马林诺夫斯基、布龙菲尔德、华生等人早在一年代也曾提及言语行为。
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孤立起来考察,古希腊到世纪的西方哲学从中心论题可以宏观概括为主个阶段模式:本体论—认识论—语言。
柏拉图的本体论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本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学的。
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弗雷格、摩尔、罗素及维特根斯坦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的分析,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一是从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到蒯因和美国哲学家戴维森。
主要是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讨论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
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是传达可能为真或假的东西。
另一个方向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更多的是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他们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
塞尔认为:“把语言哲学中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加以改造而铸进关于一般人类行为的讨论这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行为语言学派开始考察说话时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图和目的,受话人的信念等语用因素。
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
年,约翰·奥斯汀应邀到哈佛大学作了《如何,以言行事》(howtodothinswithact)的讲座,他认为所有的语句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为显性施为句(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和隐性施为句(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
结构和解构主义对比视角下翻译实质分析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近代文化理论领域的两种重要思潮,它们对翻译实质的分析具
有不同的视角和方式。
本文将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个角度来对比分析翻译实质。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翻译实质主要是指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结构主义强
调系统和结构的重要性,认为语言和文化都是由一系列的符号、规则和关系所构成的系统。
在翻译过程中,结构主义认为翻译实质主要是通过对原文和目标文之间的符号和规则之间
的对应和转换来实现的。
翻译实质是通过对语义和结构的分析,以及对上下文和文化背景
的考虑来实现的。
在翻译实质的分析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有不同的关注重点。
结构主义更关注整
体和系统的关系,强调上下文和语言结构对翻译实质的影响。
解构主义则更关注个体和局
部的关系,强调文字和语义的多义性和辩证关系对翻译实质的影响。
翻译中的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视角作者:李娜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年第2期李娜(蚌埠学院外语系,安徽蚌埠 233030)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为基础的建构翻译学,以期通过对吕俊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批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建构翻译学的成果与不足的分析,使人们看到哈贝马斯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巨大指导作用,同时也看到此理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仍有许多工作要深入进行.关键词:普遍语用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2)01-0119-021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1966年,德里达对当时风靡欧陆的结构主义思潮提出质疑,次年德里达《语音与现象》、《论文自学》、《文字与差异》的出版,解构主义开始出现并在北美产生巨大影响(任淑坤,2004:55),使自柏拉图以来形成的理性中心受到历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在西方翻译理论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让位给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如目的论学派,解构学派等,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核心反思传统翻译研究(吕俊,2001:25).这种形势对我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翻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吕俊,2001:8).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得出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简单推论,但却把复杂的语言交际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解构主义把理解活动即人际交往活动看成完全不可能,从而导致一种相对主义或神秘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解构主义的风起云涌却使我国翻译学面临着一种窘境:解构主义破坏了原系统中的一元性与确定性规定,却没有给人带来新的理性观念,造成了翻译主体的无限自由与语言的无限衍义(吕俊,2002:88).针对这种情况,吕俊教授提出了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理论基础的建构主义翻译学.2 翻译——一种交往活动托马斯·默伽塞在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说,“普遍语用学的立论基础:…有话语中的一定的语用学特征,……还有交往资质,都允许普遍意义上的理性重建”(哈贝马斯,1989:12).普遍语用学确定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也被称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哈贝马斯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而其他的社会行为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为的衍生物.而语言作是理解的特殊媒介,所以具有明晰性的言语行为就成为普遍语用学研究的焦点.以奥斯丁、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哈贝马斯提出: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实行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这些要求包括:①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即:说者选择一个可理解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达到相互理解;②提供某种可理解的东西:说者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③使他自己可被理解:说话者须真诚地表达其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④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说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接受,从而使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成认同(哈贝马斯,1989:2-3).总结起来就是:语言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规范性要求.翻译是交往活动的一种,因为它涉及到原作者(原文)、译者和读者的交往关系.伽达默尔在《古典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一文中写道:Hermeneus (诠释)的任务是把陌生的或难以理解的表达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的前提是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以及对被表达事物本义的理解.所以译者须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一个陌生的语言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的转换(许钧,2003:291-292).由此可见,翻译看作是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只是它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读者和译者的特殊交往活动而已.因此,翻译这种特殊的交往活动也要满足上文提到的语言可理解性和三个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改造了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侯向群,2003:97)提出,通过语言的中介,译者将他自己界分了出来:①从他作为观察者的态度出发而将自己客观化化的环境中,②从他作为参与者的态度出发而对其遵从或背离的环境中,3)从语言自身的中介中.”这样,哈贝马斯将现实世界划分为外在自然、社会、内在自然、语言,并提出一种交往模型.根据这个模型,语言可以被设想为相互关联的三种世界的媒介物,即成功的言语行为应存在下列三重关系:(1)话语与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其内在世界的关系.(哈贝马斯,1989:69)所以作为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或者言语行为的集合,翻译也涉及到三个世界(自然、社会、主体内在世界)和三个交往层面:主-客关系,以人类的客观知识为基础;主-主关系,交往个体与其他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主-主-客关系,任何个体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都是经过社会群体主体的认识与理解实现的,也就是说要经过社会主体在广泛交流与交往中形成的一套准则与规范的检验(吕俊,2002:91).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作为一种交往活动,只要满足了交往活动的普遍有效性,关照到与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交往层面,是完全可以实现主体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交往目的的.根据吕俊的分析很容易看到,持结构主义观点的人只是看到了翻译的第一交往层面活动的求真、求确、求一致的标准(吕俊,2002:90),因此强调译本与原文本的绝对符合,如果不能实现其绝对的符合,就得认为是不可译的.他们否认交往的能动作用,也忽略了翻译这种交往活动的第二层面.而对话关系不能只限于第三层面,否则会使翻译活动只限于译者与作者之间,导致主体能动性的任意发挥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正是解构主义者的缺点所在,他们看到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但却没有任何约束,他们只看到了第三世界即人的主观世界的作用,却没有认识到人的认识必须回到社会中接受社会规范的检验才是有效的.因此,解构主义在打破结构主义的教条、僵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容易造成语言的无限衍义.3 翻译标准的重建依据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有效性前提,吕俊提出了满足语言表达本身的可理解性以外的三条翻译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这三个新标准分别与前文提到的三个世界及三个交往层面相对应:翻译活动以第一个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为前提;主体个体的知识从第二世界中获得,同时,主个体之间的对话所生成的意义要回到社会世界中检验;译者应该真诚,并尊重原文本的框架结构及其定向含义.(吕俊,2002:92).这些翻译标准以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为基础,具有很大的建设性,但具体实践当中仍需深一步的探讨,如:如何将主、个体之间的对话生成的含义放到社会实践中检验,如何把握译者对原文本的图式框架的尊重,如何控制主体间交往能动性的度等问题.4 总结总之,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及交往行为理论在分析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建构翻译学理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为哲学、语言哲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有些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这已足够说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显示出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巨大潜力.参考文献:〔1〕许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尤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l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4〕侯向群.理解的重释——建构主义的翻译学之理解观[J].外语学刊,2003(4).〔5〕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01(6).〔6〕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外语学刊,2002(1).〔7〕吕俊.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一种交往理论的翻译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8〕唐述宗.是不可译性还是不可知论[J].中国翻译,2002(1).〔9〕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后殖民理论【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摘要:翻译伦理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差异,从而证明了“语言学实验室”里的翻译研究关于“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信念,认为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拥有某一共同的遗产,如文化、语言、历史、意识形态、遗传或种族背景等等,同时认为:(1)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群体内成员”应该被清除、放逐或剥夺其投票及其他权力;(2)所有外国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害的,理应抵制;(3)任何种族、人种、文化或语言的混合或杂合都是不纯洁的,理应清除摘要: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流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把翻译当作一种语言行为或文本行为。
后殖民翻译理论戳穿了语言乌托邦的神话。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关键词: 后殖民翻译理论“暴力政治” 翻译伦理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
后殖民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
作者的身份建构——对解构主义作者消亡的重新思考杨琴【摘要】近年来,翻译理论界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语言中心论受到了解构主义的残酷打击.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是创造者,作者已经死亡,"作者之死"剥夺了作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话语权,消解了其权威性,赋予了译者更大的理解和阐释自由,但它也同样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任意发挥和意义的无限衍异.本文拟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让作者死而复生,以促使翻译研究有序地发展.【期刊名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0(030)007【总页数】2页(P97-98)【关键词】作者;解构主义;主体间性【作者】杨琴【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广东,广州,51137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翻译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总是涉及到以两种语言承载的主客体: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主客体关系中,涉及到了人的要素:作者、赞助者、译者、读者。
传统的翻译理论在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作者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译者必须“隐身”于作者,翻译中任何带有译者个人色彩的痕迹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作者神圣不可侵犯,译者成了被动接受者。
作者与译者的关系被形容为“舌人”、“媒婆”、“译匠”、“翻译机器”、“画家”、“一仆二主”等。
近年来,这种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语言中心受到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意义不确定论的冲击。
解构主义以摧毁逻格斯中心主义为目标,它否定意义的终极性,他们将原文作为不确定之物,否定文本的意图、主题、中心本身。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是创造者,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这样伴随着作者的消失而迎来了译者的诞生,使译者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翻译不仅可以按译者的理解去翻译.而且还可以改写,作者消失以后,译者可以对原作进行无限地阐释。
虽然解构主义的这些思想对于提高译者的创造性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应当认识到解构主义思想在翻译实践中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加重视作者的作用,如果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不确定论放松警惕,则可能会把译者的翻译过程引向绝路。
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建构的意义
徐玮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07(000)00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语文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三个阶段的研究.鉴于翻译研究的混乱局面,我们试图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普遍语用学引入翻译研究,作为翻译学建构的哲学基础,以期为翻译学建构提供合理的理论框架.
【总页数】2页(P132-133)
【作者】徐玮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外语系,江苏,南京,21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
【相关文献】
1.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
2.翻译中的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视角
3.交往性医患关系的缺失及其建构——基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分析
4.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
5.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建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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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
1966年,德里达对当时风靡欧陆的结构主义思潮提出质疑,次年德里达《语音与现象》
、《论文自学》、《文字与差异》的出版,解构主义开始出现并在北美产生巨大影响(任淑坤,2004:55),使自柏拉图以来形成的理性中心受到历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在西方翻译理论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让位给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如目的论学派,解构学派等,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核心反思传统翻译研究(吕俊,2001:25).这种形势对我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翻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吕俊,2001:8).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得出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简单推论,但却把复杂的语言交际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解构主义把理解活动即人际交往活动看成完全不可能,从而导致一种相对主义或神秘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解构主义的风起云涌却使我国翻译学面临着一种窘境:解构主义破坏了原系统中的一元性与确定性规定,却没有给人带来新的理性观念,造成了翻译主体的无限自由与语言的无限衍义(吕俊,2002:88).针对这种情况,吕俊教授提出了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理论基础的建构主义翻译学.2
翻译———一种交往活动
托马斯·默伽塞在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说,“普遍语用学的立论基础:…有话语中的一定的语用学特征,……还有交往资质,都允许普遍意义上的理性重建”(哈贝马斯,1989:12).普遍语用学确定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也被称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哈贝马斯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而其他的社会行为是
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为的衍生物.而语言作是理解的特殊媒介,所以具有明晰性的言语行为就成为普遍语用学研究的焦点.以奥斯丁、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哈贝马斯提出: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实行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这些要求包括:①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即:说者选择一个可理解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达到相互理解;②提供某种可理解的东西:说者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③使他自己可被理解:说话者须真诚地表达其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④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说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接受,从而使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成认同(哈贝马斯,1989:2-3).总结起来就是:语言的可理解性、
真实性、真诚性、规范性要求.翻译是交往活动的一种,因为它涉及到原作者(原文)、译者和读者的交往关系.伽达默尔在《古典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一文中写道:Hermeneus
(诠释)的任务是把陌生的或
难以理解的表达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的前提是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以及对被表达事物本义的理解.所以译者须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一个陌生的语言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的转换(许钧,2003:291-292).由此可见,翻译看作是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只是它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读者和译者的特殊交往活动而已.因此,翻译这种特殊的交往活动也要满足上文提到的语言可理解性和三个有效性要求.
哈贝马斯改造了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侯向群,2003:97)提出,通过语言的中介,译者将他自己界分了出来:①从他作为观察者的态度出发而将自己客观化化的环
翻译中的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
———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视角
李
娜
(蚌埠学院
外语系,安徽蚌埠
233030)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为基础的建构翻译学,以期通过对吕俊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批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建构翻译学的成果与不足的分析,使人们看到哈贝马斯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巨大指导作用,同时也看到此理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仍有许多工作要深入进行.
关键词:普遍语用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2)01-0119-02
基金项目:本文系蚌埠学院2010年度院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的话语权力与话语策略研究”(2010SK24)的成果
Vol.28No.1
Jan.2012
第28卷第1期(下)
2012年1月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119--
境中,②从他作为参与者的态度出发而对其遵从或背离的环境中,3)从语言自身的中介中.”这样,哈贝马斯将现实世界划分为外在自然、社会、内在自然、语言,并提出一种交往模型.
根据这个模型,语言可以被设想为相互关联的三种世界的媒介物,即成功的言语行为应存在下列三重关系:(1)
现实领域交往模式:基本态度有效性要求语言的一般性功能关于外在自然的“那个”世界认识式客观性态度真实性事实之呈式
关于社会的“我们的”世界相互作用式遵从性态度正确性合法人际关系之建立关于内在自然的“我”的世界表达式表达性态度真诚性言说者主体性之揭示语言可领会性
话语与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其内在世界的关系.(哈贝马斯,1989:69)
所以作为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或者言语行为的集合,翻译也涉及到三个世界(自然、社会、主体内在世界)和三个交往层面:主-客关系,以人类的客观知识为基础;主-主关系,交往个体与其他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主-主-客关系,任何个体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都是经过社会群体主体的认识与理解实现的,也就是说要经过社会主体在广泛交流与交往中形成的一套准则与规范的检验(吕俊,2002:91).
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作为一种交往活动,只要满足了交往活动的普遍有效性,关照到与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交往层面,是完全可以实现主体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交往目的的.根据吕俊的分析很容易看到,持结构主义观点的人只是看到了翻译的第一交往层面活动的求真、求确、求一致的标准(吕俊,2002:90),因此强调译本与原文本的绝对符合,如果不能实现其绝对的符合,就得认为是不可译的.他们否认交往的能动作用,也忽略了翻译这种交往活动的第二层面.而对话关系不能只限于第三层面,否则会使翻译活动只限于译者与作者之间,导致主体能动性的任意发挥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正是解构主义者的缺点所在,他们看到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但却没有任何约束,他们只看到了第三世界即人的主观世界的作用,却没有认识到人的认识必须回到社会中接受社会规范的检验才是有效的.因此,解构主义在打破结构主义的教条、僵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容易造成语言的无限衍义.
3翻译标准的重建
依据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有效性前提,吕俊提出了满足语言表达本身的可理解性以外的三条翻译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这三个新标准分别与前文提到的三个世界及三个交往层面相对应:翻译活动以第一个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为前提;主体个体的知识从第二世界中获得,同时,
主个体之间的对话所生成的意义要回到社会世界中检验;译者应该真诚,并尊重原文本的框架结构及其定向含义.(吕俊,2002:92).这些翻译标准以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为基础,具有很大的建设性,但具体实践当中仍需深一步的探讨,如:如何将主、个体之间的对话生成的含义放到社会实践中检验,如何把握译者对原文本的图式框架的尊重,如何控制主体间交往能动性的度等问题.
4总结
总之,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及交往行为理论在分析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建构翻译学理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为哲学、语言哲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有些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这已足够说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显示出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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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尤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l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4〕侯向群.理解的重释——
—建构主义的翻译学之理解观[J].
外语学刊,2003(4).
〔5〕吕俊.结构、解构、建构——
—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01(6).
〔6〕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外语学刊,2002(1).
〔7〕吕俊.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
—一种交往理论的翻译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
〔8〕唐述宗.是不可译性还是不可知论[J].中国翻译,2002(1).〔9〕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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