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故事_文化故事

历史小故事_文化故事《大学》是一部怎样的经典?《大学》简介《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是一部关于如何学习修身、为政之道的书。

《四书章句集注》载，“《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

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这是相对“小学”而言的。

周代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

《大戴礼记》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大戴礼记·保傅篇》)朱熹《大学章句序》记载：“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入小学，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即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是为政之学。

故朱熹《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大人之学也。

”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三礼目录》)《礼记》进一步点明其“化民易俗”的教学目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礼记·学记》)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人道孰为大”问题时，曾经表示“政为大”。

依据这一原则，大学之道便是为政之道。

孔子说“政者正也”。

正，正己正人。

所以，“大学”的本意更应该是指由修正自身为起点的为政之学。

正己属于个人的修治，正人则是公众事务的治理。

大学之道，可以说起点是修己安人，而后扩大范围，方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以此为核心，《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

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中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个是“修身”的必然效果。

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

它明确肯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宋明理学把“理”或“知”看作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大学》的撰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

《大学》由《礼记》中的一篇，到从《礼记》中抽出来而独立成书，进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成“四书”，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

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

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中“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行阐释，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北宋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大学》独立成书之始。

宋代程颢、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因此大力提倡，特别重视《大学》，曾分别将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编，使之独立成篇。

在二程的基础上，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做成章句，注释阐发己意。

并将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并以《大学》为四书之首，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刊刻成《四书章句集注》。

虽然《大学》文字浅近，但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末尾特别强调“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并引用别人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

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所以，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特别突出其重要性，其中的奥妙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大学章句序》中所言：“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

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

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

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

”(《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途径，是“为学纲目”。

朱熹在将《大学》抽出独立成书的过程中，认为《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进行编排，分为“经”“传”两部分。

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与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

经过其重新编排，便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版本。

《大学》历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王守仁的《大学问》，清陈确的《大学辨》，清李[图片]的《大学传注》等。

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

历史小故事(二)孟子为何被尊为“亚圣”?他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什么?孟子名轲，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

一说当时属鲁)人。

孟子的先世是鲁国公族“三桓”中的孟孙氏，到孟子时代，孟孙氏已经衰落下来。

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女织，家境比较贫寒。

孟子是在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

据《列女传》和《韩诗外传》，孟子年幼时，他家居住在坟地不远处，孟子做游戏时便学习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对孟子影响不好，就搬了家。

这回他们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便再次搬家。

这次是搬到学校旁边，孟子便从此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又传，孟子小时候不爱读书，贪玩好耍，孟母质问他，他却说是去找丢失的东西。

孟母很生气，就用刀把正织着的布割断，并趁机教育孟子说：“要你读书，就是希望你成名。

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割裂织布机上的布一样。

学习不努力是不行的。

”这就是“断机教子”的故事。

孟子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

孟子通晓五经，尤其长于《诗》《书》《春秋》。

他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却属于子思学派。

他的思想与孔子、子思一脉相承，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又形成了“思孟学派”。

作为孔子的崇拜者，孟子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

经过青年时期的刻苦学习和钻研，孟子在后来便开业授徒了。

孟子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中年以后，他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但终不见用。

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后的二十几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

孟子的弟子虽不及孔门弟子的数量多，但仅就《孟子》一书所记，可考者也有十几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当时，学士们游说诸侯的风气盛行，为了宣传儒家的学说，孟子学成后，也“以儒道游于诸侯”，企图凭借诸侯国君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

据学者考察，孟子先后到过魏、齐、宋、鲁、滕等国，但都“与所如者不合”，虽然他也每每受到诸侯国君的优遇，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最后只得回到邹地，与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一书。

作为战国时期的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

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础，对光大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孟子的宣扬，战国时的儒学才成为诸子之学中的“显学”。

正因如此，后世的学者十分推崇孟子，汉朝的学者把《孟子》一书视为辅翼经书的“传”，并设立博士官进行研习;唐朝的韩愈提出道统说，他把孟子看成儒家道统的嫡传;五代时期的后蜀主孟昶刊刻石经，《孟子》亦为其一;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更多地谈论心性等问题，由此出现了孟子地位的“升格运动”：北宋神宗时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回、曾子、子思一起配享孔庙;南宋的朱熹则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孟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元朝，元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朝景泰年间与孔子同去臣爵，尊为亚圣孟子。

这样孟子成了孔子以后被后儒尊崇的又一位“圣人”。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

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势力最大，所以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孟子·滕文公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

”(《孟子·尽心下》)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

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保护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扞卫孔子之道。

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自己“礼”的思想，他又较多地谈到“仁”，用以解释“礼”，或者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

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于健全“礼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他的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学说。

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得天下”“王天下”。

孟子以此学说游说诸侯，但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决定了他也与孔子那样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虽然不得意于诸侯，但他却有坚定的信念，认定“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孟子·滕文公下》)，并以此着书立说，教授生徒。

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在于“制民之产”。

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资基础，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应当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才能谈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才能有序。

所以当政者应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使每家各有“私田”百亩，中间有百亩“公田”，由八家共耕，以使“耕者助而不税”。

为此，孟子不但重视农业，主张“不违农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而且主张“省刑罚，薄税敛”，藏富于民，“取于民有制”。

为了实现“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的主张。

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