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亲亲相隐”
- 格式:pdf
- 大小:214.86 KB
- 文档页数:2
刑法中的“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这⼀基于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建⽴的“窝藏包庇罪”免责事由的制度已存在⼀千多年,然⽽在当代中国这项制度戛然⽽
⽌,是否是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已经丧失?
亲亲相隐的雏形初见于《论语?⼦路》中“叶公语孔⼦⽈:吾党有直躬者,其⽗攘⽺,⽽⼦证之。孔⼦⽈:吾党之直者,异於
是,⽗为⼦隐,⼦为⽗隐,直在其中矣。”⽽后,《孟⼦·尽⼼上》记载:“桃应问⽈:“舜为天⼦,皋陶为⼠,瞽瞍杀⼈,则如之
何?”孟⼦⽈:‘执之⽽已矣。”“然则舜不禁欤?”⽈:“夫舜恶得⽽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之如何?”⽈:“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
也。窃负⽽逃遵海滨⽽处,终⾝诉然,乐⽽忘天下。”因此也奠定了儒家学说中关于亲亲相隐的理论基调。
对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亲亲相隐的语境分析,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孔孟所在的春秋时期,周礼崩坏,因此作为
周礼的尊从者的孔孟更为强调礼的重要性。礼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体现,同时也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
体现。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与⼈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切⾏为的准则。简单说来就
是“君君、⾂⾂、⽗⽗、⼦⼦。”“礼”本质上是古代中国家本位的社会意识下产⽣的强调等级秩序,肯定家长特权的产物。因此,⽆
论是⼦为⽗隐,还是舜窃负⽗⽽逃,本质上都是家本位的古代在中国的社会意识的具体体现。
汉宣帝四年(公元前66年)诏:“⾃今⼦⾸匿⽗母,妻匿夫,孙匿⼤⽗母,皆勿坐。其⽗母匿⼦,夫匿妻,⼤⽗母匿孙,罪殊
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宣帝正式把亲亲相隐作为法律制度加以确⽴。儒家学说⾄汉武帝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
后,其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此确⽴下来。因此,汉代关于亲亲相隐的相关规定很⼤程度上受到了孔孟思想的影响,同时为了
迎合统治者⼤⼀统的需要,以⾎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做了适当的调整,“三纲五常”取代“礼”成为了儒家学派关于家本位的社会主
流意识的最新概括归纳。⾄此,⽗权在封建社会达到其发展的第⼀个⾼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个⾼峰期,⼤⼀统的繁盛社会,为律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另外,⾃唐太宗起主
张宽宥的刑法制度不仅使得在贞观年间只有29个死刑犯,⽽且使得律法的注释兴盛和完备起来,代表有《唐律疏议》。这时关于
亲亲相隐已有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同居,若⼤功以上亲及外祖⽗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
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功以下相隐,减凡⼈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此律。”⾄此,亲亲相
隐的制度性构建已经完成。
宋明理学的发展使得儒学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到进⼀步的加强。但宋元明清的亲亲相隐制度⼤体如唐,鲜少改动。
从亲亲相隐这⼀制度的建⽴与发展过程中,在各个时期其所存在的语境分析中,我们可知:亲亲相隐制度源于⾎缘关系,基
于伦理天性,体现了儒家⽂化,符合统治要求。这⼀制度我们先不加以评判,其存在逾千年,定有其合理价值。⾄民国时期“亲亲
相隐”仍旧在刑法中得以体现,但在建国后,这种已延续上千年的制度戛然⽽⽌。
近代以后,西⽅的意识形态开始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在戊戌变法后的“打倒孔家店”等⼀系列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进⾏批判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儒家传统的社会意识造成了巨⼤的冲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建⽴了
社会主义国家,⾄此,儒家的统治地位彻底⽡解,以儒学为依托的亲亲相隐制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依托。尤其是在西⽅法治思想
引⼊中国后,对传统的摈弃更是使亲亲相隐失去了存在的“市场”。
综上所述,“亲亲相隐”似乎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与必要性,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似乎使得其不再适应现代中国法治的要
求。是这样吗?诚然,亲亲相隐在现代中国法治中存在困境,但是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依旧没有丧失。
亲亲相隐在现代中国法治中仍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原因有三:第⼀,亲亲相隐仍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由于中国社会的同质
化程度⾼,千年以来形成的家庭单位的稳定性并没有在时代的变⾰中湮灭,⽽是以⼀种极顽强的姿态存在着,在中国社会同质化
的未来依旧会存在着,这也是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基础。第⼆,亲亲相隐所反映的家庭本位的伦理,在现代中
国法治中依旧有着中重要的法律价值。这其中不仅包含着“公正”“秩序”等现代法律价值,其中还包含的⾎缘亲情以及⼈伦等伦理学
和⼈权价值。陈兴良教授早就指出:“如果对于亲属犯罪予以庇护者⼀律定罪处罚,恐怕不太符合当前社会的伦理道德。因此,对
于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在总体上我们虽然应予否定,但对于刑罚适⽤中的伦理因素不能不加以考虑。”第三,亲亲相隐符合刑法
的谦抑性原则,⼜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论。关于刑法谦抑性的含义,即严格控制刑法之恶的扩张,并使其保持在⼀个恰当的经
纬度内。帕托累最优理论,即以最⼩的投⼊获得最⼤的产出,这也是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之⼀,同时也是刑法谦抑性理论的本质。
⾸先,对亲属间的容忍⾏为进⾏追究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本该由伦理学调整的社会范
围被刑法扩⼤调整也不符合帕托累最优理论。其次,以刑法来惩罚亲属间的容忍⾏为不符合伦理学的要求同时也不符合对“秩
序”“公正”等法律价值的追求。⽽根据期待可能性的相关理论,当我们不能期待⾏为⼈实施合法⾏为时,⾏为⼈因此⽽实施的违法
⾏为便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法不强⼈所难”,因此,亲亲相隐不仅是道德权利同时也是法律权利。因为在中国法治背景下,不能
要求亲属之间不窝藏隐匿犯罪⾏为,也不能要求⼈违背其之所以为⼈的本性去“⼤义灭亲”。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期待可能性
理论为亲亲相隐在现代中国法治中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亲亲相隐这⼀已存在千年的制度,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因此,限制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引⼊亲亲相隐制
度对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有着重要的作⽤。亲亲相隐制度所代表的“德治”将为现代中国法治注⼊古⽼⼜崭新的⽣命⼒。
“中国的法治之必须注意利⽤中国的本⼟资源,注重中国法律⽂化的传统与实际。”
参考⽂献
1. 李拥军《“亲亲相隐”与“⼤义灭亲”的博弈:亲属豁免权的中国⾯相》载于《中国法学》2014年第六期
2. 张明楷《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梳理》载于《法学研究》2009年第⼀期
3. 吴俊明《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载于《法学杂志》2017年第五期
4. 郭桂春《语境分析的⽅法论意义》载于《⼭西⼤学学报》2000年第三期5. 刘斌《“亲亲相隐”与“⼤义灭亲”》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9⽉上
6. 钱叶六《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刑事法律中之重构》载于《法学评论》2006年第五期
7. 王芹,李国卿《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载于《前沿》2006年第⼆期
8. 彭凤莲《亲亲相隐刑事政策思想法律化的现代思考》载于《法学杂志》2013年第⼀期
9. 刘⽔静《重析西⽅⽂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载于《学
海》2013年第六期
10.梅⽂娟《亲亲相隐原则与我国包庇罪的⽴法完
善OntheprincipleofMutualConcealmentofOffensesamongtheKinandPerfectingtheCriminalLegislationofHarboringCrimeinOurry》
载于《公民与法》2011年第⼆期
11.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三期
12.朱苏⼒《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资源》载于《中外法学》1995年第五期
13.陈兴良《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以罪责的变动为线索的考察》发表于《中国法学》2008年第五期
14.⾦观涛《中国近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和中国政治⽂化的演变(第⼀卷)》(与刘青峰(⾦观涛妻⼦)合著),⾹港中
⽂⼤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袁三标、王海传、苏明华:《核⼼价值观视阈下的国家治理逻辑》,载《求实》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