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中国文化读后感（通用7篇）

中国文化 篇1

中华民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的民族，她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她是中华民族生息不竭的动力，更是中华民族奋进的源泉。

学习了《中华传统文化》后，我在为人处事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首先，我从传统文化中学会了“孝”。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的父母生育了我，给予了我生命，养育我，教育我。他们为了这个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辛辛苦苦，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记感恩父母，更不能嫌弃父母，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幸福。

其次，我从传统文化中学会了尊“师”。《程门立雪》让我深有感触。北宋时期，有个叫杨时的进士，他特别喜欢学习，到处寻师访友，曾在程颐门下学习。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相当高，但他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 一天，杨时同一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请求学问，却赶上老师正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待老师醒来。一会儿，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越下越大，杨

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的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程颐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到了老师的全部学问。我也要向杨时学习，诚心诚意向老师求教，谦虚谨慎，做尊师重道的好学生。 第三，我还学会了交朋友。传统文化告诉我交朋友要讲究诚实守信，善待他人，与人为善。同学之间有了困难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感受中华文化使我知“孝”， 感受中华文化使我尊“师”， 感受中华文化使我懂“友”。 感受中华文化使我还会明白很多、很多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我们炎黄子孙把中华传统文化铭记于心，永世相传。 中国文化读后感 篇2

《南怀瑾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是20xx年休假时，在福建姐夫家偶然翻到的。这本书是南怀瑾先生20xx年在太湖大学堂应邀就金融、企业、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做的三次重要讲座内容的辑录。对于文绉绉的文字，我是不太喜欢的，然而当翻开看才发现字里行间不乏幽默、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有时候短短一句话，就让我沉入思考。受益是良多的。

文化研究导论读后感

对于《文化研究导论》这本地位颇高的著作，我们能够从本书获得的东西很多，“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著作”，这个称号的确能够在全书的篇章述说中丝丝入扣，陆扬作为国内文化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以其深厚的西学学养将“文化研究”这个在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学科放置在后现代哲学架构和大众传媒等视阈中加以考量，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王毅由于其“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讲师”的身份，和其从师于当代文化研究名家——洪美恩，采用了大量传媒学和影视分析方面的方法，延伸文化研究的触角。

“如何清晰地显示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现状”应该说是全书论著的底意义，为了让这个目的彰显，著者并没有采用共时性的单向度分析方法，仅仅显示文化研究在当下的发展，或者用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视角加以审视，这种习以为常的考量测度虽然在学界已成风气，幸而没有刮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著者可能选用了一种“最苦”的法子，从历时性的不同视阈出发，较为全面的剖析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开端与发展，用观点承续或者向左的论述方法进行介绍，并同时安插著者自己的观点。无疑，这种论述方法其实又似于中国传统读书笔记，随读随抒，既有原作者的观点，也有反对者的意见，更有读书人自己的见解和倾向，既能普及知识，又不失思维发散，应该说，较好地把握了国人读书的习性。

从笛卡尔出发，顺着卢梭、康德、波德莱尔和柯布西耶等人，在第一章剖词释义之后，著者便用“现代性”作为线索，抓起了文化研

究中的一个现实问题——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草蛇灰线。之后的三个篇章算是作者对于“前伯明翰时期”的介绍。比如第二章，便是通过对西美尔、韦伯、鲍曼、吉登斯以及文化发展论的视角，考察了处于现代性中的“文化”——这一流离失所的观念集合体——在20世纪这个大语境中的多重解释，著者通过每个思想家对“文化”在社会学中的观点，试图阐明在20世纪这个巨变时代的视点差异，尽管西美尔、韦伯并非完全隶属于20世纪，但他们的观点却启迪着20世纪多数文化研究者的现代性思考。

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