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前景

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前景

内容提要：作者对俄罗斯改革的全过程进行了总结。俄罗斯的改革同中东欧相比，尤其同中国相比是不成功的。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普京时期经济虽有较大增长，但也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而是由于石油涨价和出口优势等某些特殊因素带来的。俄罗斯改革主要的教训在于，政治精英们在西方的建议下选择了错误的“休克疗法”。他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都绝对不能适应历史转折的召唤。许多东西表明，保留社会主义的过去的优点是有利的。

关键词：政治精英、休克疗法、工业金融寡头

苏联几乎与中国同时进行改革，然而，它的教训与中国具有本质差别。为了估计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需要总结一下戈尔巴乔夫，以及后来叶利钦和普京时期的改革的教训。 很遗憾，我国历史上的后苏联时期没有使人们的期望得到证明。学者、政治家和评论家们力图从源头上探讨并且回答为什么俄罗斯社会改革的道路遭受如此痛苦?中东欧渡过它却迅速和顺利得多。而形成更加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

苏联的改革一开始是谨慎的、一步一步的，但在现代世界发展中却引起剧烈的变动。通常认为，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的那一年是我国历史上过渡时期的开始。然而，只是从1987年才开始十分明显地出现重大转折，“改革”这一概念才持久地进入日常生活。在此之前，只是为转变观念和政策积累必要的前提。要移动，尤其是要推翻苏联体制这样的一块巨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经验和政治魄力。革新不得不慢慢地吸进新鲜空气，用时间来熔化冻冰。

戈尔巴乔夫当权后，曾试图用行政的方法使经济现代化，加速它的增长，但是，他很快相信，必须用另外的方法。按照他的设想，必须激起群众的能力，使他们成为改革的积极参加者。所以，他大力提倡公开性、政治自由，允许思想的多元化，开始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改革意味着社会思想和实践的革命性转变，即伴随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所发生的转变。在不同程度观点落后和打算停顿的保守派和形形色色的改革派(从极端激进派到温和的民主派)之间划出了界限。党和国家机关的对立、行政体系的惰性表现非常强烈。为了标明反对改革的势力，当时使用了一个婉转的语言——“阻碍机制”。这个机制曾经乱作一团。于是，当事情还没有停下来，且越来越少控制时，戈尔巴乔夫得以借机从保守派那里夺得一个又一个阵地。

市场化改革的观念是在观点和方法激烈交锋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观念的接受在拖延着、，而那时的经济形势却在急剧恶化。各共和国的分立主义倾向在增长，消费晶市场又濒临崩溃。1991年8月成为一个转折时刻——一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未成功的小政变加速了苏联的瓦解及其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辞职。 今天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即为什么改革遭受挫败，而中途突然中断。无疑，历史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必匆忙得出结论。我认为，几个政治上的决策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对于苏联联邦制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并且准备迟缓，当其改革的部分联合后、适时进行共产党改革时，没有保证改革进程的可控性；

第二，要谨慎和渐进的时候，不应当过分迁就社会意识的惯性，以及一部分人群对激进和革命性转变的倾向；

第三，忽视了本国改革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1920年代货币改革的经验，以及市场与非市场的、计划行政管理经济部门长期共存的可能性；

第四，无需用过去的沉重的经济遗产或群众不习惯于巨大变革来解释不成功的原因。无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发生，然而，我们不幸的根源，在我看来首先在于我们的政治精英站不住脚。他们或者是曾经居于优势地位的教条主义保守派，或者是新的民主改革派，他们都是在行政命令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都绝对不能适应历史转折的召唤。

诚然，在一个巨大而艰难的社会改革事业中，错误和失算是不可避免的。允许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在改革年代从左边或从右边摔倒所犯的错误，例如，值得一提的是，某些民主反对派领袖在(1989---1991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认为没有各加盟共和国的负担，俄罗斯会更好地冲向民主和市场。戈尔巴乔夫的缓慢和过分谨慎的改革，旨在使现有制度现代化，而不是它的根本改革，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因为经济状况明显恶化，从而需要做点什么。社会舆论期望那些摆脱了中央监管的新领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按照市场原则采取快速的决定性的步骤。如果说在粉碎政变和展示激进市场化改革后，给这一改革增加了些民主力量胜利的喜悦，那么，就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休克疗法”的选择。突然的、剧烈的措施不能更好地适应叶利钦及其周围大多数人养成的特性。影响这一选择的是西方的建议，在那里，自由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俄罗斯激进民主派轻信了它的治疗属性。一部分政治精英和居民很快对匆忙通过的经济政策方针感到失望，因为它引起奔驰的通货膨胀、大多数人急剧的贫困化、生产下降和无原则的社会分化，造成社会分裂、国会与总统的对立。1993年秋天，由于坦克炮轰国会和解散国会，由于通过全民公决在有权威的统治者主持下制定的宪法，以及政权性质的改变，这一过程结束。所实行的方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和修正它的缺陷，而是在原始形态上复辟资本主义。

激烈和激进的执行政策的方式、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忽视基本道德准则、经常性的欺骗，以及掩饰毫无借口的行为，甚至掩饰有产者权力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成熟的民主和社会方向的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很遗憾，即使在叶利钦时代结束以后俄罗斯依然处于十字路口：今后走什么路?民主的前景仍然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最后也没弄明白经济改革的垮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过去改革的总结是令人失望的。

随着普京的执政，出现了希望，全力以赴使自由主义让位于更加实用的和社会导向的经济改革方针。似乎应当清醒起来了，跟随其后的是稳定的经济增长。然而，经过他总统任职前四年之后，距恢复改革前生产和居民生活水平仍然相距甚远。

看样子，普京总统很想以更加雄心壮志的速度发展经济。他坚持最近五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有明显的加速增长。如果不去认真修正经济政策的方针，这是否现实呢?看来，过去五年的总结是相当深刻的。事实上，从1999—2003年，GDP增长了35%，这个数字高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同期的指标。工业生产增长44%，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试图更大的增长，即增长60%。农业经济也不例外，在其中，逐年的和其他的有利条件的汇合保证了产品增加25%。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在60%以上，这就弥补了由于1998年8月金融货币危机引起的收入的下降。

尽管列举了上述积极的成果，但是，2003年GDP总量仍然低于改革前的1990年水平的20%，而工业产值低35%，基本建设投资低65%。所以，年增长速度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基数低。如果把10---15年期间预测的经济成果与同期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成果相比，那么，政府对根本加速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看来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在俄罗斯增长速度超过欧盟国家三倍的条件下，到2010年人均GDP水平方面的绝对差距实际上仍然不会缩小。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估计，俄罗斯不能指望到2010年达到欧盟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

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近年来引起乐观主义的指标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改革带来的经济健康化发展，而是由于一系列有利的、同时又是暂时的因素在起作用。促进增长的因素有：第一，由于卢布贬值3／4，从而刺激了出口，减少了1／2的进口，这就可能加重企业闲置设备的负荷，并且用它们的产品填补国内市场形成的空缺。需求转向国内商品，因为进口品的价格过分上涨。第二，1999年底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急剧上升(大约上升至原来的—3倍)增加了出口收入，最终导致国民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最后，1998年危机后，实际工资下降1／3，而自然垄断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企业开始把一部分增长的利润转向投资。初始的经济增长保证了2002—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一切因素，经过国内市场的扩大，共同促进了生产的增长。30%以上的经济部门——为国内市场工作的机械制造业，以及生产消费品的其他部门保证了工业生产增长大约45%。

然而，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弱的。卢布对美元实际汇率的提高将会失去出口优势，并且可能增加进口，而进口品价格与国内价格的差别会日益缩小。如果再考虑到由于天然气、石油产品、电力、货物运输等价格上升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那么，就毫不奇怪，企业盈利会缩小，并且会反映在投资增长速度上。一句话，经济增长还没有足够的持久性保证。它绝没有扭转社会恶化的进程，其表现是：寿命和人口数量的下降，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吸毒和心理疾患的蔓延，大量贫困和儿童流浪现象的存在。

俄罗斯市场化改革没有获得成功有着多种解释。改革的设计师们断言，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错误归咎于我们过去的沉重遗产和俄罗斯现实的特殊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这种观点的反对者指出了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组织者的作用。此外，根据他们的意见，选择“休克疗法”，而没有选择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随着有效的市场基础设施的建立和人们观念的改革向市场过渡的方法，这是错误的。应当从这个教训出发来制定未来的政策。

为了保证稳定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保证其质量特征，必须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投

资，依靠居民和工业最终需求增长，以及国家普遍的社会环境健康化来扩大国内市场。

投资问题是关键，因为国民经济的固定基金在都已遭受耗损，而且在激进改革时期从来没有更新过。根据官方统计，在2002年工业固定基金的损耗程度是52%，而根据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估计是70%左右。在电力和燃料工业中，这一数据是60--70%，很可能还要更多。

近年来正着手大量拆除装备和许多建筑，但是，缺乏替代它们所必要的资金。在俄罗斯只保留着无可争辩的很低份额的积累，仅占GDP的18%，而其中一半又逃往国外。并且沉淀于近海区。在西方发达国家，固定资本的积累份额大大超过30—50%。甚至存人俄罗斯银行的居民储蓄和企业的数额巨大的货币，也不用于生产能力的发展和更新，因为借贷资金一去不返，其风险很大。长期的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少得可怜，只有5%。大量支付外债使经济的投资能力下降，2002年的外债大约是160亿美元，2003年达到顶峰，为170多亿美元。此外，资本外逃还在继续，虽然数量少于以往各年。根据专家现有材料，在改革时期资金外流的数量在150—200亿美元之间。外逃资本总量大概在2000亿美元以上。

还存在着其他障碍，如为了保证在找到资金来源的条件下在短期内以现代技术水平替换已经耗损的设备所需要的机械制造能力显得不足。因此，根据专家估计，2000--2010年每年电站退役的生产能力可增至1000万千瓦，而自己的涡轮机生产在改革时期却下降至原来的1／5，即200万千瓦(2002年)。所以，必须动员自己的外汇资源，其中包括增长的外逃资金，以及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大规模进口设备。但是，解决这一任务目前仍然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