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研究综述

第２２卷第４期２０２０年８月安顺学院学报JOURNALOFANSHUNUNIVERSITYVol􀆰２２　No􀆰４Aug􀆰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５作者简介:姜大为(１９９４~),男,土家族,湖北建始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研究综述

姜大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摘　要:近年来特色村寨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实意义、成效、现状与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了集中讨论和总结,对其发展的对策及建议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这些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研究内容相对重叠,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战略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理论提炼较为欠缺等.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K８７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５０７(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９７􀆼０５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成于一定历史和地域条件下,其传统建筑、风俗习惯、产业结构等方面都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生计特点及文化特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得到飞速发展,大部分民族地区根据自身条件,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旅游业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大量民族古村落得以恢复和重建.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学者们也开始围绕试点工作分别从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现状与问题、建议与对策等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一、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工作的意义对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保护,将助力于传承民族文化.张显伟指出那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以及地方特色的民族村寨在近年来的现代化、城镇化影响下被人为破坏严重,再加上自然侵蚀,对这些作为优秀民族文化载体,蕴含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建筑风格、劳动智慧的特色村寨进行保护与建设,就是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提供有利的空间与环境[１].推动开展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对于乡村建设的作用重大.姜爱在对湖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研究中指出,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政策在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特色产业、增加农户收入过程中,将极大带动村落建设以及村落和谐社会的创建,推动村落发展[２].民族文化一直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以抢救、挖掘、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而启动的特色村寨建设项目,是推动村落发展的又一途径.顾博在对黑龙江省民族特色村寨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中指出,推动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挖掘村寨特色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强各个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心,完善文化产业结构,保证文化传承,也是村寨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３].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的实践成效在近十年时间发展历程中,特色村寨在政府扶持、市场引导、村民参与下得到了良好发展,在促进村寨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学术界对于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研究中,较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试点工作以来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取得的成果研究.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是特色村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是进一步推动村寨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特色村寨在进行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村寨发展模式.段超根据村寨经营与管理主导的主体不同,总结了诸如云南弥勒可邑村的村委会主导、村民参与模式,云南鹤庆新华村、湖北车溪村的企业主导、社区参与模式,重庆黔江区新建村的政府主导、社区参与模式[４].李军、罗永常基于“固本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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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理论视角,他们指出打破村寨原有的行政划分与孤立布局的情况,以己为本,以邻为边,共享资源,推动构建民族特色小镇建设模式[５].王伯承从村寨发展侧重方向提出贵州省村寨发展的几种模式:一是根据地方环境、资源特点形成的特色产业模式,二是提倡文化遗产原状保护的生态博物馆模式,三是旅游模式,包括村民平等参与和按劳分配的“分工制”、政府在开发过程中起着决策和管理作用的“政府主导”模式、将现代化的商业经营组织和传统的民族手工艺生产结合起来的“公司＋农户”模式[６].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是国家推动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近十年以来特色村寨建设中,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得以良好保存和深入挖掘,在我国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胡曼、周真刚在对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指出,通过大力推进民族地区文化进校园、发展民风民俗陈列馆、开展传统节日庆典等形式,村寨民族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和保护[７].村寨文化传承以及经济得以发展,是进行推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相关政策的两条主线,缺一不可.近年来,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推动经济发展,充分挖掘资源优势创办了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产业.黄淑萍在对福建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研究中指出,福建省首批十一个试点特色村寨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地理环境特点,积极培育发展村寨自身优势产业,类似于福安穆云舍族乡溪塔村发展葡萄产业,有效促进了村民农业产量增加以及收入提高,一部分村寨发展已成规模[８].生态环境的整治是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实施特色村寨工作的十年时间里,村寨自然生态得到了良好保护,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段超在研究中指出特色村寨在发展实践中环境整治取得了良好效果,如湖北民族地区通过实施“五改三建”成效显著,重庆部分民族地区在对巴渝新居示范点进行改建或改造中,村民日常生活的环境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云南和海南地区村寨(社区)通过环境卫生的自我管理和维护,在村寨环境保护上都取得了极大成效[４].特色民居是一个民族建筑特色和审美选择的集中反映,是每个特色村寨传统文化在外显物质上的集中展现,近年来特色民居的修复与重建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量传统建筑得以保存或修复.王岚在关于四川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研究中指出,四川省在根据不同民族情况及地区特点,以“穿衣戴帽”的方式对传统民居内部和外部进行差别化的设计,在建筑外部充分展现当地的传统元素,内部设计则以环保、舒适、方便为基本原则,取得了良好效果[９].三、民族特色村寨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过近十年时间的努力,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各民族村寨在充分结合自身优势的情况下,总结出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凸显出了许多阻碍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困境.特色产业是推动村寨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且在近十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培育当地特色产业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李忠斌指出在产业发展中,部分特色村寨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大多是围绕村寨文化生态旅游,以其他产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非常稀少,这将会使特色村寨在可持续发展上构成威胁[１０].特色村寨文化保护失真、滞后等问题突出,严重阻碍了其文化的有效传承.盘小梅和汪鲸从社区概念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保护与发展工作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以调试的误区,村寨在整体规划上侧重于对其建筑外貌等外显文化传统的展示,而缺少对以传统技艺、家训族规、礼俗等为主要形式的家园遗产的保护意识,影响了文化主体参与文化传承的积极性,最终可能因为村寨自身传统礼仪、习俗等形式的文化流失而出现“文化空心村”现象;同时特色村寨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缺乏民族气息与民族元素,导致民族文化的延续及展示的空间不足[１１].黄淑萍指出特色村寨试点工作以来,虽然少数民族居民生活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但村寨在进行经济建设中与其文化传承联系较少,受“优先发展经济”的影响,以及村民对于自身文化保护意识较弱等问题致使村寨传统文化的保护严重滞后,保护层次低,活态传承效果差[８].在进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提倡意识先行、规划先行,是体现村寨发展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方面,但目前部分村寨在进行自身建设过程中缺乏规划与科学管理问题突出.龙晔生、田敏莉在对湖北咸丰官坝村的村寨保护成效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村寨在制定自身发展规划中缺乏科学性以及合理性,规划内容过于空泛,缺少具体建设指导[１２].􀅰８９􀅰安顺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彭晓烈在以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对村寨建筑文化保护研究中,就指出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与科学管理致使很多特色村寨出现“再衰败”与“异化”现象[１３].建设成本高,后续资金支持不足,成为大多数民族村寨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王岚在对四川省村寨研究中就指出现村寨建设普遍存在:一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量大、面广,且大多地处偏远地区,建设投资大,补助资金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二是资金无法配套;三是自然环境恶劣,建设成本大[９].近几年来,随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断深入,其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李杰、苏丹丹从村寨生态资本视角提出现阶段存在如生态资本价值意识薄弱、生态投资主体单一、生态资本运营失灵、过度开发导致生态过载、生态资源产权主体模糊等方面的生态困境[１４].同时进行民族村寨开发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对村寨发展产生制约.李忠斌[１０]和文晓国[１５]等在研究中指出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存在利益失衡的状态,突出表现为:一方面在利益分配中特色村寨整体处在弱势地位,开发主体或资本方利用自身的强势,赚取高收益的同时未能使得世代居住在村寨的村民获得平等分享发展成效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村寨内部的村民之间其利益分配不平衡,矛盾较大,村寨居民收入差别明显,没有完全实现村寨整体发展与带动整体脱贫的目标.文晓国还特别指出规划村寨与周边村寨处于同一文化生态系统中,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紧密,是整体发展的子系统,但邻近村寨经济发展和利益分享中却存在失衡问题,例如政府补贴政策失衡以及发展红利分享失衡.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路径与对策伴随着村寨在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以及面临各种困境,学者们从实际出发,以不同的视角对村寨的建设路径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的科学性及正当化需要通过确立法律来保证.杜承秀在对现行村寨的保护立法的梳理以及缺陷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针对村寨建设施以立法,保证行政法治[１６].杨春娥、李吉和两位学者在对恩施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立法工作及其存在的缺陷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制定村寨单行条例、进一步补充政府规章等方式完善村寨保护立法工作,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１７].杨春娥根据新时代下村寨立法保护现状,从村寨保护真实性、完整性、可持续性、延续性等方面提出村寨保护立法的基本原则[１８].保持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应加强对作为村寨特质的传统文化的保护.李忠斌针对村寨民族文化保护与使用上存在的短期行为和掠夺性,他从在社区加强文化互动、强化民族文化教育、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合理规划开发、对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四个方面给出建议[１９].宋荣凯、李忠斌从培育工匠精神的视角出发,分别从村寨保护主体政府、文化传承主体村民、开发主体企业三个方面来探究特色村寨文化保护的路径,他们认为首先政府在工作中应为村民提供良好的文化利益环境,引导作为开发主体的企业做好特色村寨的合理规划以及为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培育工匠环境;其次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村民要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应秉承工匠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以及推进文化载体的创新;最后作为文化开发主体要追求汇聚独特的匠心精神,创新文化资源转化路径[２０].生态环境是村寨以及文化生存的“土壤”,因此生态建设对于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至关重要.龙晔生、文怡两位学者在对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研究中认为应加强村寨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现有发展基础上首先应转变观念,政府要加强宣传,增强村民生态文明意识,其次是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以及其他特色产业中加强整改影响生态环境以及人居环境的产业,最后是推动建造沼气池、使用清洁能源等生活习惯的改变[２１].培育各具特色的村寨产业是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重要举措,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田敏以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提出通过强化区域合作、发挥文化及生态博物馆功能等形式,因地制宜地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业,融合民族旅游与村寨建设[２２].李忠斌在总结民族特色村寨以往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指出要坚持产业导向,优化协同机制,强调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要打破行政壁垒,强化整体意识,形成高效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民委民族工作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优势,积极推动搭建各工作机构协同联动平台,整合各类资源,形成“上下贯通、一体高效、左右逢源”的工作机制[１０].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国家相关政策战略相结合,创新发展路径.李军、万木英认为特色村寨建设既要实现在脱贫攻坚战中少数民族群众的真正脱贫,同时推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应走特色村寨建设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发展路􀅰９９􀅰安顺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