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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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犯因果关系之判断

作者：李诗灿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2年第07期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陈某（女），37岁，是一名随夫到A地打工的妇女。2010年10月，其以前打工时的邻居、老乡苏某（女）夫妇要转到B地打工，苏某就要求将自己刚满2岁的孙子小杰寄养在陈某家中。陈某由于要照顾在当地上小学的儿子，自己无法外出打工，就同意了苏某的请求，双方口头约定了费用，并约定等年底一次结清。在1个多月后的12月初，小杰突然得病，经常腹泻不止且大小便不禁而把裤子弄脏，陈某便经常用竹枝抽打小孩的屁股和大腿，还用手指拧掐孩子的大腿甚至造成流血。夜间，小孩经常咳嗽不止，因影响到他人休息而遭指责，陈某便抽打孩子威胁其不准哭。那些天，她对孩子的病情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12月7日以后，小孩的食量骤减，几乎不愿进食，身体因发烧困乏而整天昏昏欲睡在床上。期间，陈某发现孩子四肢冰凉，除了向人讨教孩子发烧不止且全身发冷怎么办和12月8日早上叫人代买4包感冒冲剂来让孩子服用外，并没有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甚至对他人转告诊所医生要求将人带去看病的话，也不闻不问。12月9日早上，陈某弄醒孩子并给他喂稀饭，孩子不吃，也没有引起她重视，只是将孩子放回去睡觉，自己又去忙其它活了。当天上午11时许，陈某再次弄醒孩子给他喂稀饭，孩子只吃2勺子就不吃了。等到下午2时许，她要去抱小孩时，才发现小杰已经病死在床上。在此之前，孩子的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来询问孩子的情况，她总是有意地欺骗对方说，孩子身体健康，每顿能吃一碗，人长高长胖了。孩子的死亡，使她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只好打电话告诉孩子的爷爷奶奶。本案因此案发，经死者家属报案，陈某当天被抓获归案。

后经法医检验鉴定，死者小杰的身上多处长满脓疮，其致命死亡原因为重度小叶性肺炎，因水肿、坏死致死。

【判决结果】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内容 提要：因果关系 问题 ，一直是刑法 理论 研究 中一个争论多多的问题。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哲学 因果关系理论和前苏联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 影响 ，宥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在原因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中，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本文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借鉴英美法国家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并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点建议，最后，对同样存在许多争议的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或者从这个新的思考角度，可以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 刑法因果关系 不作为犯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国家，自十九世纪提出因果关系理论至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且随着刑法理论的向前 发展 ，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极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而英美法国家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则将因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 法律 因果关系。所谓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是客观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为与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纯 自然 的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与法律规定也无关。而所谓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价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实原因中，能够被法律认为应让行为人对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1］我国的刑法理论，秉承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的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论述上，而造成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种种理解，从而使学说观点长期争论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混乱不堪。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 规律 的联系。［2］也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3］还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4］种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关系。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一种联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联系着的。（二）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给予法律上的评价，自然力或者动物力纵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以刑法来处罚它们。（三）人的行为是有主观罪过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没有主观罪过，人就不能对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自然不能认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在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时，应考虑各种事实的条件，但只要被确定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为，则必然有主观上的罪过。除了上述的几种观点，我们能否从其它的角度来观察刑法的因果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要从其它的角度来看刑法因果关系，应该先考察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以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要解决的问题。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二是判断存在的因果关系对犯罪构成要件有无重要性的问题。［5］刑法的因果关系有两个机能，一是定罪的判断机能，即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要为谁定罪，也即判断犯罪的主体。二是量刑的机能，即在各个犯罪主体之间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机能和上面的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具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定罪和量刑是不能割裂的，而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这种事实的联系（包括事实的因果关系）如果被刑法认定具有刑法的意义，即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否则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如行为人是未满14周岁的儿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也就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可言。这里不是说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内容，因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便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因果关系。［6］在量刑上，刑法因果为犯罪主体确定刑事责任，是刑事责任的依据。如行为人甲以杀人的故意持刀伤害某乙，乙受伤住院，适逢医生丙与乙旧有仇隙，乃故意不为救助，致乙死亡．在此案中，甲和丙的行为自然构成犯罪，但是应该如何定罪和量刑还要依靠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指导。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由于刑法将人的行为作为规范的规制的对象，因此人的行为与结果（外界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场合，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被肯定，亦即将结果归因于行为，因此将结果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行为作为评价对象而进入了刑法的世界（刑法评价对象的确定机能）。也就是说，关于刑法的因果关系是从外界的变动出发，就刑法的评价对象的人的行为予以发现之际，帮助人的思维方式。［７］事实的因果关系，已如前述，是一种客观的， 自然 的联系。而刑法的因果关系，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先从刑法的目的谈起，因为即言因果关系有刑法的意义，以及其有重要的机能，自然不能脱离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可以笼统的说总有保护 社会 生活利益的 内容 。而刑法的机能或者任务，也都有保护社会的含义。主法益论者，认为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法益的保护，因此当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时，刑法自然会介入社会个人的生活，论行为人与法益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行为人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二条规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 经济 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若有对上述保护对象的侵害，刑法就会有所反应。但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有人的行为亦有自然力以及动物力，对后者，因其非人力所能预料，难以控制，故而不具可罚性；而前者，也要区分而对待，在客观的事实中，人的行为是危害结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的意义上，则并非这种事实的原因就是刑法上的原因。如行为人并无主观的罪过，则纵使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对之定罪量刑。所以，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的因果关系。比如在间接正犯的场合，如行为人驱使动物伤害他人。这里，在客观事实上，他人被伤害的结果，是因为动物的袭击，而这危害结果与动物的袭击之间有事实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不认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为刑法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与动物的袭击和他人的伤害结果，有一定的事实联系，又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罪过，因此，行为人的驱使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依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出发，被判定为有刑法的因果关系的存在，行为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这种基本表现为 哲学 上外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8］应该承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事实联系（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为判断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不是事实联系，也不是事实因果关系本身。事实因果关系仅仅是事实联系中的一种，事实联系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包括一定的条件。刑法因果关系与刑法的目的、任务及机能密切相关，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事实的联系及事实的因果关系则是客观的一种联系。在客观的事实中，人的行为都可以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结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上，刑法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因果关系。人的行为有的有主观上的罪过，有的则没有主观罪过，前者，自然有刑法的意义，而后者，则不具有刑法的意义。出于保护的目的，刑法一旦查明有社会生活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则必依一定的标准，在造成危害结果的诸多事实联系中寻出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对行为者加以刑事责任。从这种意义上看，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判断或评判。所谓判断，是指一定之认识主体基于其特定的目的或需要，依据已认识的客观材料运用抽象的思维 方法 对事物或现象所作的一种确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而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中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评判。在现实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然后根据危害结果和各种事实，查明案件，理清各种事实联系，从中判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对此危害结果负责，应怎样负责即是一个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在这过程中，判断的主体是立法者，执行者则是司法者，对象是行为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事实之因果关系则是一种认识，因其具有客观性而不容主观的判断。但是刑法因果关系并非纯主观的，它是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的。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是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的，而其本身就是一种事实联系。大陆法系早期的条件说，即认一切行为在论理上可以成为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9］就是以事实联系为因果关系的基础，甚至就以不具有刑法意义的事实联系为刑法因果关系。而后来的原因说，则于事实联系中择一定之原因为刑法上的原因，自然考虑事实的因果关系。再到后来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则更体现刑法的因果关系 理论 是一种判断的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条件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由其行为发生该结果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相当性”判断是一个关键的 问题 。［10］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还有分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和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主观说认为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以行为人之主观为主，即行为人能否认识行为与危害结果之相当性；而客观说则以社会一般人的经验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相当性；折衷说则结合两者，以平衡社会及个人权利，不致强求个人，也不使社会之生活利益受损害。而所谓相当性，也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立法者及司法者立于社会一般人的经验以及个人的特殊情况所为的一种对行为的评判。日本刑法学者野村稔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也就是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看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将它作为定型的判断，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层面予以论述。至此，相当因果关系就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这样的刑法评价发生关联。［11］疫学的因果关系，也是表明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评判，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由于产业、食品、药品等公害犯罪中，往往难以确定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发展 ，由于没有被 科学 的 自然 法则完全解明，就否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大多数公害犯罪就不能认定，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12］因为难以查明事实的联系，但又不能违背刑法的目的，所以还是依一定的经验，认产业、食品、药品等公害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与出现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此种 理论 已为某些国家司法实践所采纳，［13］而甚至在英美国家，有案例采取严格责任理论，某些对于特定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动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称为严格责任犯罪。［14］将严格责任犯罪区别于一般意外事件，而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纵使没有主观的罪过，也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目的性非常明确和明显。刑法的因果关系，与刑法的目的、任务、机能相关，故自有其主观判断性。刑法因果关系是受刑法目的规制的。一定的行为是否与危害结果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必须依照立法者、司法者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以一定的客观事实联系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为基础。如故意杀人罪，医生故意注射毒药而令病人死亡，构成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又如医生以杀人的故意，对病人在其求救时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前者，刑法因果关系以行为人的作为和危害结果为判断的基础，而后者，则以行为人的不作为、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作为义务为判断的基础，在这里，行为人的不作为和病人之死亡结果是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的，而仅仅是因为作为义务的存在而具有一种事实的联系，但也由此而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但是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物质前提，只要某一行为在逻辑上与危害结果存在这种必要条件联系，无论作用大小，距离远近，都应作为事实原因而纳入刑法因果关系的候选对象中，而不能在此区分原因与条件，从而将部分必要条件排除在此范围之外。［15］甚至还要考虑存在一定的事实联系，以避免判断不合理。对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因果关系的区别，早有学者提出，如有学者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先验范畴的因果律不同，与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因果法则不同，而与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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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

作者：席正祥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4期

【摘要】不作为犯罪是指负有特定义务的人能履行但没有履行该义务，而使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遭到损害，并且该损害与不作为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不作为犯罪的概念我们可知负有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因此研究作为义务的来源就成为探讨不作为犯罪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见危不救；作为义务1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

11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是我国大多数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但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不局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也可以包括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必须经过刑法的确认，否则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这种义务必须和一定的刑事后果相联系，如果这种义务不履行并不引起相应的刑事后果，则这种义务即使有刑法明确规定，也不能认定为不作为犯罪的根据［1］。

12职务上或业务上要求的作为义务。这里需要着重理解的是何为“职务”和“业务”的要求。笔者认为，职务和业务的要求不宜做宽泛理解，这里应该理解为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果理解为一切与行业有关的规章制度要求的义务，则有苛责相关职业者之嫌。此外，要注意对时限的把握，即只有在执行职务或者履行义务的时间段内才成立相关的不作为犯罪，不能将休息时间囊括在内。

13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上能够设立一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通说认为能产生作为义务的法律行为一般是指合同行为。由于合同属于民法这一私法范畴里的概念，因此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国家公权力机关不介入，所以一般来说，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仅能产生经济性赔偿责任，刑法通常不插手合同纠纷，但是一旦违约行为危害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则就触犯了刑法，经济性责任就会上升为刑事责任，合同约定的义务就成了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这种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就成立不作为犯罪的行为。

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不作为犯罪，指的是公职人员或责任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没有执行或者未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的认定和定性，需要考虑到其在因果关系上的作用。因果关系，是指由一个事物引起的另一个事物的必然联系和关系。在不作为犯罪中，因果关系的存在是判断其刑事责任的重要标准之一。

首先，不作为犯罪必须要具备因果关系，即在某种情况下，公职人员或者责任人员的不作为行为和后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公职人员或者责任人员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出现了某种严重后果，那么这个不作为行为就构成了因果关系。

其次，因果关系要考虑使用合理的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判断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合理预见和近因原则。合理预见指的是对行为后果的预见，即在合理的情形下，对特定行为的后果应该进行预见。如果公职人员或者责任人员未能对某种情形进行预见，并据此采取必要的措施，致使后果发生，那么就应该认定其存在因果关系。近因原则指的是在多个因素中，应优先考虑具有最直接、决定性和重要的联系的因素。如果公职人员或者责任人员的行为是致使后果发生的最直接、决定性和重要的因素，那么就应该认定其存在因果关系。

最后，因果关系还要考虑是否存在免责事由。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公职人员或者责任人员未能按照其职责进行行动，但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后果的发生，那么这个不作为行为就不构成因果关系。例如，如果一名医生明知患者有危险，但是由于患者家属自愿不接受治疗，而导致患者最终死亡，那么医生就不应该承担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因果关系是判断不作为犯罪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之一，需要遵循合理预见和近因原则，并考虑是否存在免责事由。只有在因果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公职人员或责任人员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