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论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一、我国的仲裁法律体系在相关领域的现状

争端解决机制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而前进的。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往往适合特定的历史阶段。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效率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仲裁成为了现在解决国际商事争端比较热门的手段。然而仲裁的体系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司法支持，在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尤其明显。

我国仲裁的法律体系主要由《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构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我国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基于互惠原则受理决定外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故此，1958年的《纽约公约》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法律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的时候做出了两项保留，即：“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互惠保留”是我国政府仅承认和执行《纽约公约》缔约国领土内做出的仲裁裁决。“商事保留”明确了可仲裁事项范围为契约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

由于起步较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所建立的仲裁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规范过于简单，同时一些相关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可操作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但从这两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些相关的定义，特别是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阐述。同时在裁决承认和执行的程序上相关立法没有跟上，对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执行申请的答辩期限以及申请人对反答辩期限，申请执行期限。缺乏法律依据。

二、我国仲裁法在相关领域的改进

(一)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定义

首先要指出两个概念，裁决的国籍和裁决的商事性。前者明确区分了外国仲裁裁决和国内仲裁裁决的标准，而后者明确了仲裁的可裁决范围，将其限定在商事的范围之内。就我国相关立法来看。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仲裁法》都对我国认定的仲裁裁决的国籍缺乏明确的规定。而对于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往往是承认和执行某一外国仲裁裁决时所遇见的第一个问题。

1987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的通知》(下文简称：高院通知)中规定：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做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如公约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有不同规定的，按该公约的规定办理。对于在非缔约国领土内做出的仲裁裁决，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按《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办理。这条对于“互惠保留”的解释可以看作是对仲裁裁决国籍认定的规定，但具体的标准还是难以体现。笔者认为，在此方面我们可以采取非国内标准，明确非我国仲裁机构所做出的仲裁裁决均视为外国仲裁裁决。这样一来既和高院的规定吻合。又排除了当事人国籍可能带来的对仲裁裁决国际的干扰，起到了明晰的作用。

其次，明确商事的定义是对仲裁的可裁决范围的限定。同时也是我们拒绝执行一些仲裁裁决时可能遇到的理由。在《高院通知》中规定：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声明，我国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的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该项规定对于可仲裁的事项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列举，也明确了商事的定义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对于一些特殊的商事行为，例如：证券，破产等的可仲裁性缺乏规定。

笔者认为仲裁裁决的商事性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将一些特殊的商事行为纳入范围之中。首先，仲裁既然是双方当事人在合议下采取的争端解决方式，那么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该尊重这一双方当事人的合议。其次，在仲裁过程当中，仲裁庭的组成往往是双方当事人指派或仲裁机构的指派。在特殊的商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或仲裁机构完全可以指派了解某一该商业行为的业内人事担当仲裁员的角色。由于具备了处理争端所必备的专业知识，这种具有“特殊专长”的仲裁庭将保证争端被公正合理的解决。从某种程度上甚至他们比法院更适合审理此类特殊商事争端。

(二)体现仲裁协议的重要性。将协议的无效细化

我国《仲裁法》着重强调了仲裁协议的重要性，体现了“无协议，无仲裁”的精神。因此在我国境内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国际商事仲裁必须具有法律上完整的仲裁协议。《仲裁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三大要素：明确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与之相对应，《仲裁法》第十七条罗列了无效的仲裁协议的三种情况：(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笔者认为第十七条的规定过于宽泛，缺乏一些明确的释义。

1、明确确定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

笔者认为，对于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标准应当采取当事人国籍所属国或住所所属国法。首先，如果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其本国法如已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代表了当事人在其本国能从事民事行为，并对其行为负责，在此情况下所签订的仲裁协议完全有效。虽然我国可能是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地，但要求以我国的《民法通则》来衡量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是否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疑是要求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就以某一外国的民法来衡量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显然有违合理性。其次，按照当事人国籍所属国

和住所所属国的法律来衡量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健全，符合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即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同时引入追认制度，最大程度上保证仲裁协议有效性。例如在未成年人签订仲裁协议后得到其监护人的追认，或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中被代理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追认仲裁协议效力，我们都应该认定仲裁协议有效。

2、细化意思表示不真实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

《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将胁迫作为仲裁协议无效的一种情况。但是这样的规范明显过于狭隘，毕竟胁迫只是可能导致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一种情况。我国《民法通则》中将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作为导致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三种情况，可以借鉴。而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只有在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且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时当事人的行为才会被认定为无效，这一点同样值得《仲裁法》借鉴。

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意愿和合同的稳定性，可以引入仲裁协议可撤销的概念。即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如果仲裁协议的一方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受到了另一方的欺诈或胁迫时。该行为并非直接认定为无效，而是相关当事人拥有对其行为的撤销权。如果该仲裁协议确实符合其利益，当事人也确实想保留该协议并使之产生法律效力，该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有效。

综上所述，《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应当扩充为：一方采取胁迫、欺诈或乘人之危的手段。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并危害国家利益时仲裁协议归于无效：当该协议并不影响我国国家利益时。遭受胁迫、欺诈或乘人之危的一方有权撤销仲裁协议。

3、减少对仲裁机构的争议

作为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明确指明的仲裁机构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在对待一份仲裁机构约定不够明确的仲裁协议时，应该在受理争议和受理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时区分对待。既然《仲裁法》将仲裁机构作为有效仲裁协议的实质要件，那么就应当不予受理此类仲裁机构约定模糊的争议。但是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往往呈递给我国司法机关的是某一外国仲裁机构已经做出的对某一争议的裁决。此时仲裁裁决做出机构无疑已经默认了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出于对外国仲裁机构的尊重和国家法律体系的尊重，我国的司法机关应当默认此项仲裁裁决的有效性。

(三)公共利益的讨论

法律的根本目的之一是维护一国公共利益。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违反公共利益往往是一个国家拒绝某一外国仲裁裁决在本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强硬理由。但是与前文所讨论的几种情况所不同的是，此种情形中，当地法院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关于这一领域，《纽约公约》中缺乏实质性的规定，各国规定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在将违反公共利益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后，缺乏进一步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我们应该采取狭义的标准。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公平原则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于被申请执行法院对某一外国仲裁裁决是不进行实体审核的，因此程序的正当性被提到了较高的高度。对正当程序的违反可以看作是违反了《纽约公约》中“公共政策”的概念，在这方面，德国著名案例“Cordes GmbH

v．Kvarnado Timer AB”中关于以正当程序的违反作为质疑违反国家利益已经有了先例。该案件中双方就仲裁庭的组成达成的约定是：双方应各共同指定一名仲裁员。如果就此事项不能达成一致，则每方当事人各指派一名仲裁员。如果一方未能指派，应另外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德国木材进口协会(German Timber Importers Association)代为指派。而在争议发生后瑞典卖家Kvarnado Timer AB，未能指派仲裁员，在此情况下德国的Cordes GmbH按照仲裁协议的规定要求德国木材进口协会代为指派了一名仲裁员。当仲裁裁决出台后，德国公司要求瑞典的法院执行裁决时，瑞典公司以仲裁程序不正当为由提出抗辩。而斯维亚上诉法院认为，卖方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未能选派仲裁员，因此仲裁的正当程序并没有被违反，其裁决也就不违反瑞典的公共利益。在此案件中虽然抗辩的理由没有得到认可，但是上诉院的意见明确表明了仲裁程序的正当性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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