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贰臣洪承畴

满清崛起，明朝衰亡，在这风云变幻、改朝换代的大棋局中，置身历史夹缝的洪承畴，虽不能左右时局，但他所扮演的，也非马前卒之类的角色，而是一枚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重要棋子——“车”。

他的改换门庭，就某种程度而言，推进并加速了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

明朝是如何与历史“合谋”，造就了这么一位千古贰臣？为明效命，剿灭义军无论大奸之人还是大忠之人，就个人天赋、才略而言，都优于常人，洪承畴也不例外。

时至今日，在他的故乡福建南安英都镇，仍流传着一则他因卖豆腐干而崭露才华的故事。

洪氏先祖原姓陈，宋末元初在泉州府南安县落户，因入赘洪家而改姓。

洪承畴出身贫寒，儿时不得不辍学，靠放牛、打柴、帮母亲卖豆腐干度日。

镇上有所名叫水沟馆的乡学，学生们喜欢吃豆腐干，他常到那儿去卖。

一次，洪承畴发现前来买豆腐干的几名学生愁眉不展，一问，原来是老师布置的对子作业对不出下联。

洪承畴灵机一动，说只要多买几块豆腐干，就可帮他们解决。

于是，学生们多买豆腐干，洪承畴帮他们对对子，一连几天如此，开馆办学的洪启胤不禁怀疑起来。

孩子们有多大能耐，洪老师心知肚明，稍加盘问，幕后人物洪承畴就“浮出水面”了。

第二天，洪承畴又来兜售豆腐干，洪启胤命学生将他叫来，指着一方砚台道：“砚台长长，能赋诗文百篇。

”洪承畴稍加沉吟，当即对道：“豆腐方方，犹似玉印一章。

”洪启胤见他聪颖过人，可堪造就，就免收学费招到门下。

洪承畴重续学业，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也就更加刻苦用功。

不久，他写了篇论苏秦“合纵抗秦”的文章，洪启胤阅后大加赞赏，当即批道：“家驹千里，国石万钧。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3岁的洪承畴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自此步入官场，开始了43年的宦海生涯。

据《南安县志·人物志》所载，洪承畴“身不满七尺，恂恂儒雅”，看似相貌平平，内里则精明强干。

尽管才华出众，为官清正，因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后台，他从京师到地方一干就是12年，也没多大起色。

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洪承畴调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主管督粮道，情形才所有改观。

这种改观，并非官场生态环境的改善，或是洪承畴找到了什么“靠山”，而是积聚已久的社会矛盾以农民起义的方式突然爆发，为洪承畴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与机遇。

天启七年，以陕西澄县农民杀官抗粮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就此拉开帷幕。

也正是这一年，昏庸无能的明熹宗朱由校服“仙药”而亡，18岁的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

陕西全省饥荒，饥民、饥军“结聚抢掠”，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暴乱因灾荒、饥饿而起，作为“职司钱谷”的洪承畴，自然比他人更加清楚其中情况。

可新上任的崇祯皇帝对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等人提出的“蠲免赋税、赈济灾民”置之不理，对催科加派及“裁陕西驿费以供兵用”的建议却立即采纳。

这种目光短浅、贪财自私、喜怒无常的个性，使洪承畴认识到，要想获得新皇信任，除了迎合别无他途。

于是，在主管陕西钱粮之时，他“不得不严为催科”，饥民雪上加霜，只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

而洪承畴不仅没受到处罚，反而获得“才略过人，在陕大得军民心”的好评，引起朝廷关注，博得崇祯好感。

本无地方军务之责的他，被委以“监军”之权。

洪承畴就此开始了他东奔西驰、南征北讨的军事生涯。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认为应以招抚为主，洪承畴也表示赞同。

但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义军受抚，解散为民，却无以为生。

而崇祯帝又不愿赈济，为了生存，农民军只有再次揭竿而起。

足智多谋的洪承畴很快总结出一条作战原则——“以抚愚之”，“计善后擒”，“必尽灭乃止”，也就是招抚引诱，抚剿并用，斩尽杀绝。

《明史》《国榷》等史书留下了洪承畴多次杀降的记录。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洪承畴替代杨鹤擢升陕西三边总督。

不到两年时间，洪承畴便剿灭了不沾泥、可天飞等多股农民武装，基本平息了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

受到崇祯信任，洪承畴继续高升，总督五省军备。

他拼死效命，生擒势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接着又有蝎子块、张妙手等率众归附，农民起义暂时陷入低潮。

高迎祥被害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继续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洪承畴寻找战机，利用李自成由川返陕之机，追剿截杀。

李自成被赶得东奔西窜，损失惨重。

但他始终不受招抚，最后仅剩18骑残部逃出重围，遁入陕西、四川、湖广交界的深山老林中。

洪承畴以为大功告成，在上报朝廷的疏奏中写道：“秦中各股大贼，节次剿降将尽，可以渐见廓清”，“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臣已督催各镇将官兵急图围剿，计必擒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之间”。

若如洪承畴所言，明朝官兵只要乘胜追剿，李自成总归难逃一劫，那么，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必将改写。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清军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入关，纵横河北，逼近北京。

明军迎击，两军战于密云，结果明军大败，京师顿时一片恐慌。

崇祯帝一边加强戒备，一边调集各路兵马勤王。

洪承畴奉命离开西北，率十多万人马出潼关，驰援京师。

明军主力撤离西北，李自成大难不死，得到喘息机会，搜集残部，伺机以待。

松山一战，成清廷俘虏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洪承畴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

能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洪承畴必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过人之处。

走马上任后，他吸取过去教训，针对明军不听号令约束，不能随机应变，防备虚弱不堪等弊病，大力整顿军务。

然而，洪承畴此番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因为饥饿揭竿而起、仅为活命的农民武装，而是剽悍凶猛、目标明确的女真后金势力。

明清双方，都在积聚力量，预备着关键性的一搏。

洪承畴以文臣治军，曾潜心揣摩戚继光的兵书，并增补《车制论》等章节，对兵机、车战颇有研究，又长期征剿农民起义军，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可谓二者兼备。

但与皇太极相比，毕竟略逊一筹。

皇太极是一员帅才，少有的开国元勋，拥有主动灵活的优势，新兴的清朝更是充满勃勃生机。

而洪承畴不过是一名供人驱使的将才，明朝衰朽而暮气，他不得不时时面临多方掣肘、指挥不灵的情形，除了消极防御，一时难有大的作为。

洪承畴的前任，辽东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或蒙冤被杀，或兵败自尽，或凌迟而死，结局都不怎么美妙。

这对新上任的他来说，心头或多或少会笼罩一层阴影。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清军攻打锦州，松锦之战爆发。

而其中的松山之战，更是一场直接影响明清双方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性战役。

对此，双方首脑十分清楚，几乎投入了所有“本钱”。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末，洪承畴率部抵达松山，抢占乳峰山西侧，环松山城布局扎营。

因崇祯、兵部催迫，来不及从容部署，所带军粮有限，洪承畴只得主动进攻，与清军速战速决。

双方交战多次，明军略占上风，但始终无法冲破清军防线。

明军数量不占优势，且大多由关内调来，对东北的气候、地理不甚熟悉，论实力远逊满清铁骑。

当然，如果战术得当，官兵死命效力，并非不能获胜。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皇太极顾不得病体缠身，亲率三千骑兵，日夜兼程，从沈阳赶往松山指挥作战。

他一到，双方的僵持局面顿时打破。

据计六奇《明季北略·洪承畴降清》所记，皇太极“登山观兵，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

’营北八十里有北山，延亘数十里，四王登其巅，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疏，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

’”皇太极觑出破绽：13万大军全部集中在松山与乳峰山之间的狭窄地带，忽略了与后方塔山、杏山之间的联系，首尾全无照应。

皇太极采取围点打援、断其粮道的计策，指挥清军仅用一天时间，挖出三条从锦州西面朝南直通大海的壕沟，切断明军松山与杏山、塔山之间的联系与粮草通道。

在皇太极尚未赶赴松山督战前，大同监军张斗曾建议洪承畴在长岭山驻扎一军，以防清军抄后。

洪承畴刚愎自用地回道：“我率军打仗十二年之久，你一介书生，懂得什么！”清军开挖壕沟之时，洪承畴并不知晓，等到发觉，又未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尽管如此，明军锐气尚存，有部将“请以精锐决战，而出奇夹击”，洪承畴不予采纳，又一次错失良机。

清军掘壕设障、隔绝松山成功，明军后路被截，饷道被断，屯粮被夺，所存军粮不足三天。

形势万分危急，洪承畴认为只要万众齐心，抱死一战，便可解围。

而这时，军心已经涣散，众将斗志动摇，多数人不想决战，坚持回到宁远，充足粮饷，然后再战。

作为援锦最高指挥，目标没有实现，洪承畴不敢撤兵，只得坚守松山。

无奈之际，他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留下，其余六位总兵率军分两路突围。

皇太极预料明军必逃，处处埋兵设伏。

可怜明军13万人马，除1万多随洪承畴留守松山，少部逃回宁远外，其余全部遇难。

洪承畴坚守松山半年，副将夏承德降清。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松山失守，洪承畴被俘，曹变蛟、王廷臣及所部官兵3000多人被害。

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八日，清军进攻塔山，第二天就攻入城内，明军7000多人被歼。

三天后，杏山城墙被清军红衣大炮摧毁，明守军被迫投降。

至此，明朝关外四个军事重镇全部丢失，东北大地，仅剩宁远至山海关的一隅之地。

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以明军精锐全失，清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明、清之间的军事力量由此发生逆转，明朝再也无力与清军一决雌雄。

各种版本的“劝降说”招降、重用汉官汉将，是后金一贯的策略。

比如明朝普通将领李永芳、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一旦降清，就受到重用，而他们也格外替清朝统治者卖命，冲锋陷阵，出谋划策，为占领东北立下大功。

而要入主中原，更需文韬武略、安邦治国的大臣。

鉴于洪承畴的地位及影响，如何使他归顺清朝，便成为皇太极结束松锦之战后的头等大事。

可招降洪承畴，并非一般武将那么容易。

从松山押解到沈阳，洪承畴“感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言不休”，抱定尽忠殉国的必死信念。

清廷先派满将劝说，他总是怒目而视，一言不发。

满将失去耐性，举刀欲杀，洪承畴“延颈承刃，始终不屈”。

皇太极再命文臣劝勉，他仍是“一言不答”。

此时的洪承畴，唯愿一死了之，既报崇祯知遇之恩，又可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

然而，洪承畴面临的却是自己无法掌控、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生不容易死更难。

一位信奉孔孟之道的饱学之士，何以抛却信义投降异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稍加梳理，不外民间、官方两种说法。

民间最为流行的是“太后诱降说”。

皇太极为使洪承畴真心降服，不惜动用“血本”，派遣貌美如花、机敏过人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诱惑。

此后，庄妃因儿子顺治帝福临尊她为皇太后，故称“太后诱降”。

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太后诱降说”事实不确，但它代表了反清人士及明朝遗民的观点与情绪，意在贬低洪承畴与庄妃。

顺治时期，太后庄妃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风流成性她在入关前色诱洪承畴，也就不在话下了。

“太后诱降说”对洪承畴的“杀伤力”极大，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以传统道德而论，好色、滥情是最令人不齿的污点。

如此一来，洪承畴不仅背叛了民族大义，即使个人品性、道德人格也极其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