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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翻译规范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
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决定了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语言的转换，还要文化背景的差异，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本文将探讨翻译规范的定义、分类及其研究途径，旨在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
一、翻译规范的定义与分类翻译规范是指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这些原则和标准可能涉及到语言、文化、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
根据其性质，翻译规范可分为以下几类：1、语言规范：涉及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词汇、语法和句法转换的规范。
这些规范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2、文化规范：涉及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的规范。
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尊重和保留原文中的文化元素，同时将其融入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中。
3、社会规范：涉及社会习惯和礼仪的规范。
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了解并遵循目标语言的社会习惯和礼仪，以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期望。
4、心理规范：涉及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的规范。
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分析和把握原文作者和目标读者的心理活动，以确保翻译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二、翻译规范的研究途径要研究翻译规范，我们可以采取以下途径：1、对比分析法：通过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词汇、语法、句法等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异与相似之处，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
2、语料库研究法：利用语料库资源，对大量的翻译实例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翻译规范和技巧。
3、实证研究法：通过实验和调查等手段，对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社会因素等进行分析，揭示翻译规范的实际情况和应用效果。
4、跨学科研究法：将翻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深入探讨翻译规范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
三、翻译规范的应用与评估翻译规范的应用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包括准备阶段、翻译阶段和审校阶段。
在每个阶段中，翻译规范都发挥着指导作用，帮助我们做出合理的决策。
同时，我们也需要对翻译规范的应用进行评估。
评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准确性评估：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是否避免了歧义和误解？2、流畅性评估：译文是否通顺、易读？是否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3、文化适应性评估：译文是否适应该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是否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元素？4、社会认可度评估：译文是否符合目标语言社会的价值观和习惯？是否得到了目标读者的认可？总之，了解并遵循翻译规范是提高翻译质量的关键。
![[当代西方翻译等值理论回顾]当代西方主流的理论](https://img.taocdn.com/s1/m/025622c2cfc789eb162dc83a.png)
[当代西方翻译等值理论回顾]当代西方主流的理论翻译的等值（equivalence,有人翻译成对等）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标准，“是现代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在西方，从18世纪英国文艺理论家泰特勒在其著作《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等值原则”，到费道罗夫再次关注该理论并于1953年在《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作用相符、语言与文本相符”的等值理论，等值理论逐渐受到西方翻译理论家的重视，各理论家也纷纷提出自己对等值的看法，如雅各布森的差异值理论、奈达的动态等值理论等，都大大地发展了等值理论并进而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以下笔者将分4个派别来详述各派对于等值理论的探讨。
一语言学派中对等值理论的探讨较有影响的主要是雅各布森和卡特福德1 雅各布森的等值理论主要有两点：（1）提出“在语际翻译的层面上，一般在符号单元之间没有完全对等。
”此处的符号单元实质上就是单词或词组。
即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字与字，词与词是不可能完全对等的。
如英语中“cup”一词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是“杯子”，但事实上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的解释，cup指“a small round container with a handle,that you use to dri nk tea, coffee etc.”而汉语中的“杯子”一词显然不止包含cup，还应包含glass、vessel等容器。
因此，即使是最常用的词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对等。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语言是不可译的，“种种信息可以对外来的符号单元或信息做出充分解释。
”即可以用目的语的完整信息来解释源语的信息，以达到意义上的等值。
（2）根据雅各布森的观点，还提出“差异等值”的理论。
“意义和对等的问题主要在于语言结构和语言用语中的差异，而不在于强调一种语言能否表述以另一种口头语写成的信息……即跨语言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一定的语法和辞汇形式。
”这段话表明，首先雅各布森承认语言的可译性，同时跳出了直译和意译的束缚，提出了差异等值。
浅谈规定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摘要】翻译研究方法是指从事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可操作性规则或模式。
本文想介绍描述性研究与规定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以客观描述为主，尽量不予以价值判断。
而规定性研究则以价值判断为主。
【关键词】翻译；规定性翻译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一、规定性翻译研究概述“规定”一词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中的定义，“是定下规则或给出明确指令”。
“描述”一词的定义是“与批判、评价、理论、规范、规定、情绪化、先验、分析等词相对。
”因此我们可想而知规定与描述是一对彼此对立，相伴相生的概念。
中国传统的译论遵循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样的翻译标准道路在发展。
[[1]]那么规定性翻译研究在《翻译学词典》中的定义如下：“规范性的翻译研究途径，或者说，那些制定标准、规定在特定文化下该如何译为佳的翻译研究。
”而在国内的定义是“规范性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
”[[2]]规定性翻译研究有以下特征：1、以原语或源文本为中心，它主要的目的是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实践及评估设定普遍标准。
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翻译实践及评估的标准主要来自原文。
比如西塞罗、圣哲罗姆、泰特勒，他们都坚持以原语为中心的原则，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中，更是每一条都以源文本为标准：要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风格笔调与原作性质相同、与原作同样流畅。
[[3]]中国传统的译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都是在追求与原作的某种程度、或某一方面的“等”或“似”。
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以源语文本为导向。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仅把翻译视作语言文字间的转换，忽视“文化这个大语境”，即使提到了文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
[[4]]换而言之，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译者往往通过译语和源语两种语言的系统来对比和探讨翻译技巧和翻译艺术。
第三个特征是“源自‘纯粹的臆想’”或者其它更‘基础的学科’框架下所做出的理论及描述性研究成果。
翻译理论研究之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翻译
科学派
中文翻译科学派是当代西方中文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关注翻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该流派强调翻译是一种科学的活动，需要通过系统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研究和实践。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吴立言、邱立本、孙振威、韦沛然等。
他们在研究中文翻译理论方面，采取了基于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方法，强调翻译必须建立在对原文和译文语言本质的准确理解基础上。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重点包括翻译的原则、策略、方法和技巧等方面。
他们认为翻译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忠实原文、准确传达信息、灵活运用语言等。
此外，他们还注重研究翻译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如句法结构分析、语义转换、文化背景的考虑等。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文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翻译教学和实践也具有指导作用。
同时，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还促进了中西方翻译理论交流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总之，中文翻译科学派是当代西方中文翻译理论的一支重要流派，以科学性和规范性为特点。
他们的研究对中文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1）语言学派的转向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一外国翻译史和翻译名家西方翻译史可大致归纳为四种主要的翻译研究方法:①语义学翻译法(philological approach)②语言学翻译法(linguistic approach)③交际学翻译法(communication approach)④社会符号学翻译法(socio-semiotic approach)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源于美国翻译理论家，《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创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语言学翻译法:着眼的基本问题是原文的字面意义(the literal character of the source text)篇章的主题结构和风格(the thematic structur and style of the discouse).这种方法强调直译。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翻译家兼演说家西塞罗:翻译不应拘泥与原文的词语而注重原文的思想,坚持不可逐字死译而要符合译文的语言规则与特性)。
18世纪中叶,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泰特勒在《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三原则：①译文应完整的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the original work。
②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③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自然——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语言学翻译法:现代语言文学发展的产物,它主张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以实现等值（equivalence)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特catford,法国的穆南和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等人。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
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
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
图里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将某一特定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恰当的、正确的行为原则”（Toury，1980，p. 51）；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体现某一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制约。
翻译过程是译者在这些规范制约下进行选择的过程。
这些规范可以分为三类：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
预期规范决定译者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
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如是全部还是部分翻译原文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及大写应用等（Toury，1995，pp. 58-61）。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social-cultural specificity）和不稳定性【作者简介】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用翻译。
60（instability）（Toury，1995，p. 62）。
社会文化独特性是指一种规范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行业或跨越不同文化而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
不稳定性即变化，并非因其内在的缺陷造成，是由规范的本质所决定；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有时却很缓慢。
一个社会可能有三种形式的规范共存，即居于中心地位的指导翻译行为的主流（mainstream）规范、以前规范的残余即过时的（dated）规范和尚未占主导地位的超前（avant-garde）规范（Toury，1995，p. 64）。
翻译规范通常并不能直接观察得到，而是通过是受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的产品即译作来得到。
图里提出了两种方法重新构建这些翻译规范：篇章内（textual）和篇章外（extra textual）。
篇章内是指借助译作本身，这是最主要的方法；篇章外是指借助一些理论性的或批评性的阐述以及参与或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人如译者、编辑、出版商的评论等（Toury，1995，p. 65）。
图里研究翻译规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系统陈述可能的翻译法则，从而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Chesterman，1997，p. 71；Toury，1995，p. 16）。
图里提出了两条示范法则：不断标准化法则（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和干涉法则（the law of interference）（Toury，1995，pp. 267-279）。
不断标准化法则指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的文本要素（texteme）通常转化为目的语（或目的文化）中的文本要素（repertoreme）；干涉法则是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现象通常会转移到目的语文本中。
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仍然试图确立翻译活动中的某种“对等”（equivalence）联系，忽略了翻译被操纵的实质，以及翻译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Hermans，1996，pp. 25-26）；“抑制了语言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Niranjana，1992，p. 60）等，图里后来对此进行了修订，将规范与权力关系也纳入研究范围（Toury，1999，pp. 16-17），从而巩固并扩大了他的翻译规范理论的根基。
2. 赫门斯的翻译规范研究赫门斯从社会交往角度确立了规范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
他首先明确了规范的概念，认为规范指的是“行为的规律性、以及可以解释这种规律性的隐含机制”（Hermans，1999，p. 80）。
这种隐含机制是心理和社会实体，其目的是为了协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规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与社会中其他人持续、和谐共处所需要的交流合作，规范可能来自习俗，也可能由权威人士发布；具有约束力，用来指导、控制或者改变具备决策能力的社会代理人的行为，违反规范意味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Hermans，1996，pp. 30-32）。
把规范的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就是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是由对交易过程感兴趣的各社会代理人（social agents）共同参与的一种交易行为，作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译者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一定规范制约的，译者与其他代理人协调共处以共同实现交易行为。
这种交易行为是在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发生的，这种权力结构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关系，也包括象征性的权力关系。
社会代理人一方面受权力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权力维护自己或集体的利益（Hermans，1999，pp. 80-85）。
为了在这种社会权力结构下顺利实现交易行为，译者必须做出抉择和取舍，而在这些具体现象背后对译者进行指导并最终实现译者“决策过程”的，是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政治、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等诸多规范。
因此，赫曼斯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翻译过程，而是整个翻译活动；他并不关心译者的“黑匣子”究竟是如何操作的，而是译者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他的规范研究的重点是参与翻译过程的各个社会代理人，而不是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
赫门斯根据规范理论，提出了研究翻译规范的四种方法：（1）那些公认为出色的译作以及在翻译方法上引起争议的译文；（2）研究为什么会有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以及译作引起的反响；（3）研究目的语文化对翻译作品的态度；研究翻译中的准则、规则。
此外，赫门斯还认为翻译中的规范多种多样，规范需要变化，只有变化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条件。
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解决当前具体的“合作问题”，还取决于参与各方的相对地位和品质，以及社会的价值和利益。
只有按照社会61的主流规范进行翻译，翻译结果才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并有望成为新的翻译范本；反之，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的翻译就会被视为不正确的翻译。
赫门斯的翻译规范研究也是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进行的描写性研究，通过将翻译活动置身于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之下考察翻译活动中隐含的规范。
赫门斯不仅注重译者的“取”，更注重译者的“舍”，他认为在这取舍之间同样隐藏着翻译规范。
赫门斯认为研究规范的目的应该是发现规范对选择哪些作品翻译、如何翻译、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以及特定时期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方面有何影响，而不是进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对等关系的研究。
3.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研究赫尔辛基大学的切斯特曼致力于把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一些理论和看法纳入一个宏观的框架之下。
他借用了“meme”的概念来阐释自己的规范理论。
“meme”一词来源于社会生理学，由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用以描述文化现象的进化。
切斯特曼将Dawkins 的“meme”概念引入到翻译中。
他认为翻译中的“memes”指的是翻译理论和观念，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翻译，不同的meme在不同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所有的翻译memes构成一个庞杂的meme 库（meme pool），当某一种meme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演变成为一种规范（Chesternman，1997，pp. 64-70）。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包括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伦理规范（ethical norms）和技术规范（technical norms）。
其中社会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伦理规范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努力表现“明晰、真实、信任与理解”的价值观念（values of clarity, truth, trust and understanding）（Chesterman，1997，pp. 175-186）；在技术规范中，切斯特曼重复了以上四种价值观念，并将技术规范分为两类：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又称产品规范（product 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又称过程规范或生产规范（process norms/production norms））。
期待规范是指目的语社区对译文的期待，如对有关语法性、可接受性、风格等的期待。
读者的期待部分地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盛行的翻译传统的制约，部分地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类似文本类型形式的制约，也受到经济、意识形态因素、同一文化及不同文化间权力关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