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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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笔记1、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滋生动荡。
2、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他们控制其本身。
3、最强者并非永远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
4、如果还存在着纯粹的传统社会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将比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要稳定的多。
5、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
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
6、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确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的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
7、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
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份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
8、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是城乡差距。
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因素的话）。
9、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10、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整体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政体则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
11、中产阶级参政程度高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动乱趋势。
12、从以地位论政治到以观点论政治的转变导致了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的诞生，1800年还只有美国才有政党，而到了1900年整个西方世界都有了政党。
政党的发展与现代政府的发展平行。
13、一切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如果人民可以直接建立一种政府制度，他们当然也就可以参与这一制度。
纵观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政治稳定是核心。
亨廷顿在书中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
亨廷顿不仅把政治制度化当作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视为政府存在的前提。
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
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
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
亨廷顿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
“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
如果这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恢复到惯常的保守状态中去”。
应当看到，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论是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的。
他虽然承认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都能促进政治稳定，但仍然认为两党制是符合长远趋势的，由此可见其立场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亨廷顿评价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也是很主观的，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就政治谈政治，脱离了经济基础。
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亨廷顿30多年前所提出的政治秩序论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从理论上讲，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跳出传统上从经济角度研究现代化的局限，重点研究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因素，从而把现代化建立在政治经济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其次，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论为政治现代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指标，使政治现代化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
亨廷顿提示了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稀缺性，从而在实质意义上而不一定是在形式上赋予了政治现代化新的衡量指数和标准。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提示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证明了各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多样化。
亨廷顿的著作给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是：1·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2·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对这一概念没有作明确讨论）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
3·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
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
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
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
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
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
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
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
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这一部分作者从几个维度展开论述：五十年代以来广大现代化中国家（基本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缺少秩序，和政治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差距；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社会势力、政治制度化的准则、公共利益的地位进行政治制度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考察；从社会现实分析社会参与、腐化暴力、城乡矛盾与现代化的关系，最后提出公民政体和执政官政体的分别以及有用的政治体系。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 ，不论何种政体，只要它有效地行使职能，维持稳定促进向现代化的平稳过渡，就是有效的政体。
广大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缺少政治共同体和有效有权威的统治方式，所以政治上是失败的。
社会集团的冲突、暴力、政变和腐化，缺少权威，社会在传统社会解体后没有有机地整合。
作者认为“社会的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发展缓慢” 导致了不稳定，美国的政治理念在这些现代化中国家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们没有天然的公共秩序。
秩序和权威的确立有待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这个共同体必须是一个多元利益的调和者，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复杂性异质性强的特点，又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先决作用。
涂尔干选择了有机团结，亨廷顿选择了政治整合。
简单的社会里，人与人直接发生关系；复杂的社会里，人与群发生关系。
过去需要道德来维系，现在需要义务来规范。
“对法律的共同认识”（义务）加上“一致利益”加上“制度化的结合”（类似于帕森斯的系统）构成了共同体。
复杂社会的一致性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强弱，无政治的共同体要么是空想，要么就是倒退。
而政治制度的前提，在于多元化——单一的社会势力的解体，带来了新的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的推力，带来了程序和组织。
“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 ，它的测量标准是：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
适应性是在环境和时间考验下的变量，相对于僵硬性，笔者理解为“与时俱进”，静态的环境和“习惯性”是它的大敌，一个组织抵抗环境的能力可用“时龄”（绝对时间）、代龄（侧重于领导层的新陈代谢、相对时间）以及组织功能三个向度衡量。
作者认为，存在高于宗旨，组织的活力是优先于组织行为模式延续性的，“唯变所适”。
那么干部轮换制的推行、英国工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宗旨的改变是适应环境改变的需要的，而苏联的解体也有实现工业化主要目标后未能转变党的功能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的原因，这基本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整体优先”的考虑。
复杂性既指等级上和功能上的分层，也指各类下层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相对于“简单性”——依赖于个人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的体制是不稳定的，法兰西三、四共和国的大权集中导致的困难出现时专权机构无可奈何，而没有其他机构敢于承担责任的例子说明了这点。
下级单位的分化是与整体相关还是依据功能，关系到制度化的程度，所以很多企业在横向、纵向一体化完成后走向多样化，也可理解“混合型国家”是稳定的。
自立性代表着政治程序的独立、中立，相对于“附属性”。
政治制度要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否则会被私利收买，不仅会导致腐化，还可能被轻易推翻。
社会在变革时会出现许多参政的新群体，会给已有程序造成巨大压力，发达的政治体系可以缓和这种冲击，复杂性就是自立性的保障，因为新势力在冲击政治核心的过程中就会被过滤干净，于是既保持了社会组织容纳力的稳定扩张，又保证了制度的完整。
凝聚性是一个组织的向心力，相对于“离散性”。
组织成员的激增会削弱这种向心力，复杂性保证了在成员忠诚基础上的系统稳定扩张。
这是我们熟悉的“系统论”的模式，但“为政在人”，不可或缺的是伦理内容即“公共利益”。
但“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
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 。
何谓公共利益？是一种理想的形而上的实在吗？还是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呢？还是自然而然的竞争的结果呢？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基本是制度、系统的具体利益。
“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
它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而创造和产生出来的” 。
制度化产生稳定，稳定就是利益，制度的利益着眼未来、“防患未然”，所以就不是某机构某官员的眼前利益，“凡是对总统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相应的职权扩张，对于整体利益大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