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红外技术发展的一些回忆

〈纪念《红外技术》创刊20周年专文〉关于我国红外技术发展的一些回忆Ξ汤定元(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200083)摘要:　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我国红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

中国红外科学经历了调整时期,文革时期的曲折道路,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红外科学技术已是国家重点发展的科学技术之一。

红外科学由无到有,有小到大,现已具有一定规模并有了一批科研力量。

中图分类号:G 322.24;TN2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128891(2000)01200002206关键词:　红外技术;　硫化铅;　回忆《红外技术》杂志为纪念创刊20周年,邀我写篇文章。

这篇回忆录与我在《激光与红外》1998年第5期上写的《我国红外技术发展的回顾》,在内容上重复不多,可以互相补充。

1　50年代我国科学界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科学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随即于当年11月1日建立起中国科学院。

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上半年就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筹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掌管全国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1958年11月正式建立)。

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牵涉到的主要是知识界,向科学进军的势头有所减弱。

但到了1958年,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大跃进”群众运动,希望将我国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搞上去。

在科技界,真正是万马奔腾,一切有可能的科技力量都行动起来了。

全国不少省市建立起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在研究所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加班加点拼命地干。

“大跃进”原来带有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在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在进程中又采用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方法,我们单位里有一段时期,每天要工作到夜里12点,第二天早晨6时还要上早操。

这样的做法,不到一年的时间,物资消耗过度,工作人员也都精疲力尽,以致1959年我们单位就处于休息状态,研究工作很少进行。

1959年党内进行了“反右倾,鼓干劲”运动(党外人士不参加),其后,又掀起工作热潮。

但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并不久。

1960年国家经济情况变得更困难,中央提出了“劳逸结合”的方针。

不久党中央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1961年起才将“大跃进”中一些不合理做法的后果,逐渐纠正过来。

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进行的。

我是1951年下半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为物理所)从事新兴的半导体研究工作。

当年年底做了一个1952年的工作计划,当时政治运动很多,1952年一开始就是“三反、五反”,随后是思想改造运动。

原计划1952年的工作实际上是1953年初才开始的。

我选择做硫化铅红外探测器研究,主要是在当时的实验条件下,这是有可能进行的半导体研究工作,并不是知道它有多大的应用。

1955年我国从国外买到一锭纯锗,根据总体安排,我们停止了硫化铅的研究,转向重要的半导体材料—锗的研究。

1958年初,受到当时环境气氛的影响,我也希望做一些对国家直接有用的工作,于是根据我对红外技术的认识,写了一封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信中说明红外技术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并表明我们愿意承担红外探测器的研制任务。

信受到了领导重视,派一组人来和我座谈。

后来得知,当年刚组建的国防科委,确实向科学院提出了红外技术的研究任务。

科学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长第22卷　第1期2000年1月 红　外　技　术Infrared Technology Vol.22　No.1Jan.2000Ξ收稿日期:19992082242000年1月 汤定元:关于我国红外技术发展的一些回忆 第22卷　第1期春光机所承担。

“大跃进”期间,红外技术也是一个热门课题,可能只限于探测器的研制。

有人估计,当时国内研制硫化铅红外探测器的单位不少于30个。

1958年秋,台湾海峡局势一度紧张,发生过空战。

台湾方面使用了美国刚装备部队的响尾蛇导弹,有一枚导弹完好无损地落在福建省境内。

这枚导弹运到北京后,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解剖、分析和仿制,定名为“55号任务”。

我参加了这一任务,经过约两个月的工作,解剖和分析结束,年底有9个单位18位同志集中在物理所,从事硫化铅红外探测器的研制。

当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物理所各部分实验室基本处于休整状态,很少进行科研工作,只有我们这个实验室在紧张地工作,每天三班,工作12小时。

除春节休息一天外,其它假期一律照常工作,这样一直工作了5个月,做出了探测水平相当高的硫化铅红外探测器。

工作暂告一段落,写出了大约8万字的总结报告。

6月以后,外来工作的同志陆续回原单位去了,我被调去搞温差电研究工作,接待一位苏联专家,有3个月之久。

但“55号任务”实验室并没有撤消,我偶尔去看看。

由于人力关系,物理所本来想终止红外研究工作,听说是:原来参加“55号任务”的单位都希望物理所的红外研究能够继续下去,将意见反映上去。

根据上级的要求,物理所在1960年初建立了以红外探测器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第九研究室。

1960年中,半导体研究室从物理所独立出来,成立“半导体研究所”。

根据院领导的决定,我应当属于半导体研究所。

我于1960年秋离开物理所九室回到半导体所,在半导体所,我从事半导体光电和温差电研究,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力从事红外探测器及红外辐射测量的研究。

在“55号任务”期间,我们定制了一个Φ30cm的球面反射镜,用它装置了一个演示性的红外接收系统。

利用这个系统,曾与国防部有关单位合作,在北京南苑机场和天津杨村机场进行了两次飞机辐射的测量,取得了一些数据。

1959年底,中国科学院办了一个专向中央领导汇报的科研成果展览会。

我们又利用那个反射镜做成一个显示红外雷达原理的模型送去展览。

展览地点就在当时刚落成但尚未启用的自动化研究所大楼里。

它的走廊长一百多米,接收器放在走廊的一端,目标(人抽香烟)放在另一端,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及三军司令都曾参观过这个展览会。

据说这个红外雷达是整个展览会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两三个展品之一。

每次中央高级领导来,都是院党委书记张劲夫亲自讲解。

有一天,一位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钱学森陪同,向他介绍了红外雷达的用途,如果要解决某一个问题,红外雷达必须做到某一水平。

那位领导接着就说:那么我们就做这样水平的红外雷达吧。

这就是1960年初开始的“59号任务”。

由物理所牵头,物理所、电子所、电工所、长春光机所和昆明物理所等5个单位组织力量,共同承担。

这个任务保密特别严格。

但到了1960年下半年,中央下了“劳逸结合”的通知后,这个任务也就不了了之。

2　红外专业研究所建立前后从1961年起,全国各部门都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安排工作。

在科学院内,这项工作尤其重要。

在“大跃进”期间,很多省市都建立了一些新研究所,大都是研究新兴学科的,这些研究所是否够条件,值得考虑,必须进行适当调整。

对于物理类研究所,科学院数理学部采取果断措施,归并、撤消了几个,保留下来的研究所,也限定它的研究范围。

上海技物所和长春物理所都被认可是研究半导体的研究所。

但这两个研究所到1964年又有进一步的调整,前者转向红外研究,后者转向发光学研究。

昆明物理所也是被保留下来的一个研究所,数理学部建议它从事红外技术的研究,到了1964年又有进一步的“充实提高”。

因此昆明物理研究所是全国第一个确定的红外技术专业性研究所。

Vol.22　No.1 红　外　技　术 Jan.　2000现代红外技术可以说是起始于1940年前后。

当时的法西斯德国研制了硫化铅红外探测器,并利用这一探测器研制和生产了一些军用装备,并进行了有限的使用。

法西斯德国投降后,美国接收了这些成果,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了十多年。

对于我们这些只能从公开的科技期刊上了解国外科技动态的人来说,在50年代之所以不知道红外技术的存在,就是由于这个长期封闭而造成的。

直到1959年9月,才以《美国无线电工程学报》(Proc.IRE)和《美国光学学报》(J OSA)的专刊形式,公布了美国当时的红外技术的部分内容。

待我们看到这些杂志后,才发现这时的红外技术已经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它主要应用在军事技术方面,但也可能有很广泛的非军事方面的应用。

由于当时全国经济情况的困难,1960年下半年起,科研工作下马风很流行,连1958年开始的硫化铅红外探测器的研制工作也纷纷下马。

由于我参加过“55号任务”,又从美国杂志上认识到红外技术的重要性,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让领导知道这一情况。

因此在1960年12月30日写了一封信,请所党委寄给国防科委聂荣臻主任,信中要求重视红外技术的研究工作,不要让它中断。

不久,聂总派国防科委光学组的于参谋来找我谈,意思是说:目前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允许建立新机构。

如果我有什么想法,可以做个计划,要一些人和经费,在原单位加强力量。

当时我的编制在半导体所,而红外研究主要在物理所,不能解决依托哪一个所的问题,这件事只好放了下来,但我思想里却始终存在一个疙瘩。

1961年国家科委为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作准备。

经物理所所长施汝为的介绍,我向主持科委日常工作的韩光副主任汇报了红外技术的重要性及国外的发展概况。

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九局局长赵石英,他们要我为专门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的《内参》写一篇介绍红外技术的短文章。

他们已经对红外技术开始重视了。

自那以后,还和他们接触过几次。

有一次,赵石英告诉我: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所作了一次红外研究力量的调查,竟没有一个副教授以上的人在红外方面工作,连讲师也没有。

鉴于红外技术在国外的发展,这一调查结果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1962年4月,我又去物理所兼任九室室主任。

那一年我着重抓实验的基本测试及工艺设备的建设,由于得到所里的重点支持及年青人的齐心努力,进展较快。

1963年初,院工作会议期间,九室作为新建实验室的典型供会议参加者参观。

1963年初,上级领导要九室恢复“59号任务”,这时我才第一次去物理所5楼该任务实验室接收这一项工作,并没有移交人。

从实验室的状态看,看不出该项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显然必须从头做起。

据我估计,“59号任务”应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要恢复“59号任务”决不是我们物理所九室承担得了的,我们最多只能参与红外探测器的研制。

因此我就想到原先参加这一任务的其余4个研究所,但当时各所都在调整,各忙各的事。

中关村的电子所与电工所对此事不再有兴趣,不愿出人。

我就想到了长春光机所,他们在1958年就承担了红外技术的任务,其实我认为这一任务最好由他们所主持。

1963年初夏我去了长春,这是我第一次去长春光机所。

先参观他们的实验室,然后谈起“59号任务”,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们在红外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主要在红外光谱仪方面,包括整机和它所用的透光材料和探测器,还建立了辐射定标实验室和半导体红外探测器实验室,这两个实验室面积都很大,内容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