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述

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述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阴元昆执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期称下乡上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演变成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

聊城地区（初期称聊城专区）为解决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也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一、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兴起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很快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这个阶段，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中小学入学率明显增加，但由于中高等教育结构不尽合理，招生规模小，不能满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

同时，城镇经济基础比较差，吸纳社会就业能力不足，就业矛盾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弱小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更不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业战线亟需大批知识青年。

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把扩大农业投资比例和耕地面积，加强农业劳动力配备，增加农业生产放到重要位置。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探索起步，聊城地区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山区的开发建设，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占较大比重，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人数并不多。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并进行大调整，党中央号召压缩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2年，聊城地区成立相应机构，做出精简人员的规划。

不少城镇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陆续下乡、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6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委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

7月8日，中共聊城地委决定，成立地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地委劳动力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辛晓村任组长，副专员徐刚任副组长，杨林甫任办公室主任。

7月21日，中共聊城地委、聊城专员公署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人委〈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的通知》。

这次动员下乡的对象，以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在城镇未能升学就业的青年为主；社会闲散劳动力也要下乡；成户下乡的，每户必须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

在安置形式上，按照中央提出的“对下乡的青年，要两三个、七八个或十几个因地制宜，成组的安排下去，不宜过于分散”和省委的有关指示，从各县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1）成组插队，多数下乡知识青年采取这种形式安置；（2）分散插队，含投亲靠友和就地转向；（3）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到社办农林场。

至1964年底，全区动员安置包括知识青年在内的下乡、回乡人员共2300多名。

按照省委安置城市青年办公室的指示，1965年1月16日，地委劳动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1965年动员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任务分配的通知》，落实动员安置任务，临清、聊城是重点；安置省分配济南市下乡人员，由高唐、冠县、茌平、东阿等县落实。

根据省委、省人委的要求，9月8日，中共聊城地委、聊城专员公署决定，成立聊城专区劳动工资委员会，地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劳动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撤销。

各县机构不予变动。

在动员安置工作中，各级安置机构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本地的新人新事和农村的发展前景，编写宣传提纲，大力宣传“下乡为贵、劳动光荣”的思想，利用电影、戏剧、文化馆、广播站、黑板报、广播筒等工具大造舆论。

临清、聊城放映了电影《年青的一代》、《青山恋》，剧团演出了《朝阳沟》。

各地还邀请下乡插队积极分子回城为青年作报告，介绍农村的情况和发展前景；组织动员下乡对象到农村参观。

在动员过程中，一些青年当场报名下乡，表示：“下乡以后，一定要好好劳动，报答党和人民。

”1965年共动员安置下乡、回乡人员2156名，其中知识青年188名。

“文化大革命”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仍在进行。

为了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下乡，鼓励已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1966年6月24日，专区劳动工资委员会转发临清下乡青年史万成的事迹材料，指出“史万成为下乡青年树立了榜样”，要求各县组织好学习，进一步做好动员、安置和巩固工作。

但是，在动员安置工作中，有的基层干部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做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打击、歧视下乡人员的现象。

针对这些情况，1966年10月7日，专区劳动工资委员会转发聊城县委城市青年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奸污、诱婚、打击、排斥下乡青年若干事件的情况反映》，要求各县对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普遍检查，如发现问题，要根据党的政策，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1966年，共动员安置下乡、回乡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1764名，其中下乡单身青年20名，回乡青年4名。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和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聊城地区陷入动乱之中，1967年至1968年上半年，全区没有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二、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展（一）大批外地知识青年到聊城地区农村插队落户，部分本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

正如当时毛泽东指出的：“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

”1968年8月7日，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发出《对高初中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贯彻“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的重点放在农村，动员年满17岁、1966和1967年毕业的高中生与1966年毕业的初中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这时，各级已经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高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的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之后，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聊城地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对象包括：（1）年满16岁的1966、1967、1968年中学毕业生和1969年中学毕业生。

（2）年满16岁未能升入中学的1966至1969四届城镇高小毕业生，除分配少数人去工厂外，其余全部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

（3）无职业或无固定职业的城镇居民、社会青年；成户下乡的，每户必须具有自食其力的劳动力；单身插队的，应达到16周岁。

安置的形式，总的原则是以5人以上成组集体插队为主，安置人数的多少视生产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下乡的城镇居民主要安置到生产队插队落户，农村有老家的可回原籍。

1968年12月25日，聊城城镇的43名知识青年，怀着拜贫下中农为师的诚意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聊城县五里屯公社插队落户。

这一时期，济南、北京等地的一些知识青年也陆续来到聊城地区农村插队落户。

1970年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分配聊城地区接收安置济南市疏散人口6万人的任务。

为此，聊城地革委专门进行了安排部署。

3月26日后，陆续接收安置济南市下乡人员4079名，其中有知识青年1734名，在全区建立了211个知青小组。

原济南市委统战部长陈钟和济南市二中教师宋甲庚，率领16名男女知识青年徒步从济南来到莘县董杜庄。

知识青年进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三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教育，上的第一堂课是阶级斗争教育课，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思甜饭，开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认“四门”（贫下中农的门、烈军属的门、党团员的门、干部的门）、访“三老”（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

开展了四个方面的教育：（1）路线教育；（2）传统教育；（3）前途教育；（4）勤俭教育。

坚持天天读，举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

批判“下乡镀金论”、“读书做官论”、“劳动惩罚论”，解决是在农村干一阵子，还是农村干一辈子的问题。

对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到“五个一样”：政治上一样关心，生活上一样照顾，生产上一样安排，有了成绩一样表扬，有了缺点一样批评。

在生产安排上，知识青年固定生产单位，和社员同样评工记分，农活安排先易后难、先轻后重，生产队派专人领教。

在吃粮问题上，本着分配为主、补助为辅的原则，使他们的吃粮标准不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不足部分由统销粮补助到每月45斤的吃粮水平。

在建房问题上，发扬“干打垒”精神，因陋就简，就地取材。

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区一级分别建立了安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下设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社、队一级绝大多数建立了“再教育”（“五·七”）小组。

同时，发挥下放干部的作用，坚持与下乡知识青年“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当好知识青年的辅导员。

知识青年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望，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锻炼改造自己，涌现出了一些先进典型，如：茌平县武赵大队知识青年临危不惧，扑灭烈火，保护了集体财产；阳谷县知识青年王祖丽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炙，为贫下中农治病；莘县后耿大队知识青年打农药中毒，坚持不下一线。

1970年6月6日，中共聊城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的通知》，要求：（1）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对于知识青年，真正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

（2）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3）严厉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

（4）认真落实安置政策，对拨下去的安置经费，要精打细算、专款专用，绝不容许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

但是，在济南市革委、聊城地革委组织的联合慰问检查活动中，发现了不少问题：（1）有些单位和领导人对这项工作不重视，致使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2）城市招工造成下乡知识青年思想动荡，有些人返回城市，如莘县西田庄、百家港、占海大队的17名知识青年，走了14名。

（3）有人对下乡女知识青年进行诱婚、奸污。

（4）有的知青小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存在实际问题，如冠县李菜大队14名下乡知识青年只有1张铁锨；有的地方6个人住1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