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课程论文题目简述《庄子》其书及其真伪问题的相关讨论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专业15专门史姓名沈小金学号2015111274任课教师冯玉荣等2016年2月18日简述《庄子》其书及其真伪问题的相关讨论（15专门史沈小金2015111274）摘要：《庄子》其书及其真伪问题，历来学术界讨论激烈。
唐代以前，人们对其作者是庄子深信不疑。
而到了宋代，人们开始对这一问题提出怀疑，降及明清乃至近代，真伪之分浪潮更甚。
本文试图简单介绍《庄子》其书的流传和卷篇，以及学界对内、外、杂之分及其真伪问题的相关讨论。
关键词：《庄子》其书；流传和卷篇；真伪问题；相关讨论一、生平史料在说《庄子》其书之前，我们不得不说说庄子。
关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生平事迹的原始记载不多，而疑点不少。
自古以来有不少考辨，近代以来尤多。
庄子的生平史料，有自己陈述的，也有后人记载的。
自己陈述的生平史料主要在《庄子》的《外物》、《山木》、《秋水》、《列御寇》和《徐无鬼》诸篇之中。
在《外物》、《山木》中有庄周家贫的史料；在《山木》中有庄周访魏王的史料；在《秋水》、《列御寇》中有威王派人请庄周为相的史料；在《徐无鬼》、《秋水》中有庄周与惠施为友的史料，在许多篇中又有与惠施辩论的史料。
这些零散的史料是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对庄周生平及思想的研究。
历史上为庄周写传记、年表的人也有一些，主要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庄申韩列传》、刘向《别录》（司马贞《史记索引》引文）、马叙伦《庄子年表》（民国间徘印《天马山房丛书》本）、丁儒侯《庄子传》（《国学校友会集刊》第二朗）、王文奇《庄子事迹考》（《河南政治月刊》第五卷第四期）、关锋《庄子时代大事记》（1961年中华书局排印《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附录本）、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些后人撰写的著作都可作研究庄子生平史料的参考。
关于庄子的生活时代和故里，这里需要做个补充说明。
庄子的生卒年不详，大体时代却可以确定又有许多考证。
20世纪60年代任继愈先生的《庄子探源》①一文中归纳了五种说法：第一：公元前396--前286年（马叙伦）；第二：公元前355--前275年（吕振羽）；第三：公元前328--前286年（范文澜）；第四：公元前365--前290年（杨国荣）；第五：公元前375-前295年（闻一多）等说法。
①实际上远不止这些，熊铁基老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庄学史》①中补充说到，突如梁启超的《先秦学术年表》判定约在公元前375--前300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通表》判定约为公元前前365--前290年。
20世纪90年代崔大华先生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论，不同说法有不同依据，但以《庄子》为线索判定更为充实可信，“但这也只是确定一个大体年代范围，更具体的庄子生卒年月则是无法考定的了。
这也许使我们感到遗憾，但毕竟更科学。
”②这个说法应当是正确的。
而其故里，司马迁在写《老庄申韩列传》时，对老子、申子、韩非都有“国籍”的记载，惟独庄子只是“蒙人也”，不知属何国？这就引起了后代学者的各种讨论。
古代以“蒙”命名的地方有很多，关于“蒙人也”的“蒙”在何处，当今学者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在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是今安徽蒙城。
汉代学者认为“蒙”乃战国时宋国地域，宋代便始有朱熹庄子为楚人的说法。
在此我很赞同熊铁基老先生在《中国庄学史》中认为庄子是楚人的观点。
一方面他认为庄子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在蒙城及其附近，另一方面认为《庄子》内容与楚地、楚人、楚文化有密切关系。
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二、《庄子》其书：流传和卷篇《庄子》一书，凭借其独特的魅力，长期在历史上发生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读它，解它，探求其义理，发微指要，乃至借题发挥。
因此，这本书原来究竟是怎样的，是一个不可不了解的问题。
”③《庄子》流传千年，虽有版本、校勘等诸多问题，然而其基本框架以及基本思想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庄子》书最早比较明确全面介绍的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其在《老庄申韩列传》中这样记载到：“庄子者，蒙人也。
名周。
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窥，然其本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光泽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④从这里可见，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亲自见过《庄子》一书，但只说著书“十余万言”，没有说明篇数，更没有内篇、外篇和杂篇之分。
《庄子》一书，在汉朝流传的是五十二篇，已经有司马彪、孟氏的注本。
①熊铁基主编：《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熊铁基主编：《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熊铁基主编：《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
”班固自注：“名周，宋人。
”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称：“《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
”日本武内义雄《庄子考》说，五十二篇是由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而成。
《庄子》一书，到晋朝时，其流传有较大的变化。
晋朝为《庄子》作注的人有向秀、郭象、李颐等。
据陆德明记载，各种注本的卷数多不相同。
向秀《注》为二十卷二十六篇，郭象《注》为三十三卷三十二篇，李颐《集解》为三十卷三十篇，在这些不同的卷本中以郭象的三十三卷本流传的最为广泛。
宋以后注本更多，但皆为十卷三十二篇，即宗郭象注本。
《庄子》其书的考证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一是其从古本到今本的问题，一是内、外、杂之分及真伪问题。
隋唐以后长期流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庄子》，基本上是郭象所编的本子。
三、内、外、杂篇之分及真伪问题《庄子》之成书年代及分篇等问题，历来都是一个海内外学者竞相讨论的话题。
由熊铁基先生主编的《中国庄学史》①对古代乃至近代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比较详细的概括，本文以之为基础，作一简单叙述。
《庄子》一书的真伪问题，从晋朝已经开始了，那时争论的中心是三十三篇以外的十九篇问题。
在宋朝，一般人认为郭象注《庄子》的内七篇是庄周著，而对外、杂篇提出种种怀疑。
提出怀疑的人主要有苏拭、黄震等人。
其中尤其苏拭提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是伪书之后，影响特别之大，后来几乎所有认为《庄子》中有伪书的人，都同意苏拭的看法。
明代的宋濂、郑湲、朱得之、沈一贯、焦竑、谭元春等人进一步证明外、杂篇不是庄子的著作。
清代的工夫之、林云铭、姚际恒、吴世尚、胡文英、姚鼐、宣颖、章学诚、马其昶；近代的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刘汝霖、叶国庆、马叙伦等，都分别提出外、杂有伪。
有的说外、杂篇是庄子门人弟子的记录；有的说外、杂篇出于《准南子》之后，是道家一派人物的总集。
有的认为外、杂篇中有部分的伪书；有的认为外、杂篇都是伪书。
认为外、杂篇是伪书或有伪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以内、外对比，以内为真，而外、杂文字浅陋，不是庄子著；杂篇中的《盗跖》、《渔父》、《让王》、《说剑》有毁孔内容，所以是伪书；外、杂文义与内篇文义重复，所以外、杂是伪书；马总辑诸子语为《意林》采《庄子》①书，但无《让王》以下四篇语言；外、杂中提到一些与庄周时代不同的文字和事件。
诸如“仁义”对举，“封侯”、“宰相”为战国时所无有或汉代名词。
书中提到孟子时为“昔者”，提到公孙龙等。
以及《胠箧》中有“成子弑君，子孙享国十二世”已到汉代。
到了近代，20世纪80年代初张恒寿先生出版的《庄子新探》，对《庄子》之成书年代及分篇等问题作了一次总结性地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后来又有不少学者就有关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如刘笑敢先生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所作的“文献疏证”；崔大华先生《庄学研究》中的“《庄子》考论”，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类问题。
张恒寿先生认为内篇有掺杂章节，他说：“《人间世》的主要章节非庄子作品”，①而外、杂篇有很多是“庄子派较早的作品”。
②刘笑敢先生在这一观点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外杂篇中疑问较大的诸篇文章都可能是先秦之作”。
③崔大华先生也肯定《庄子》是先秦庄子学派著述汇集：“总之，通过对《庄子》内篇与外、杂篇概念、词语的联系和变化的考察，可以看出，它们间源与流、先与后的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确切的，《庄子》一书就是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集。
”④根据诸位前辈的高论，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内、外、杂篇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先秦《庄子》的内容，不过《庄子》一书并非完全出于庄子本人，包括其后学或者说庄子派的学说，并且其中还夹杂一些后来写入的内容。
“后来33篇大体定型的《庄子》，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影响，这是真的，无所谓伪的问题。
”关于后来传世的33篇本是如何定型的呢？内、外、杂篇之分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近代以来对这一问题也进行过一些探讨，比如傅斯年认为：“内、外之分起于郭象。
”（傅斯年：《谁是齐物论的作者》）；比如张恒寿先生在唐兰《老聃的姓名与时代考》基础上认为：“淮南王刘安是整理编纂《庄子》书的开始者。
”又如崔大华先生在其《庄学研究》中认为：“《庄子》的篇目划分经历两个阶段：先有将全书作内、外篇的划分，这是汉代刘向所为；然后有由外篇中分出杂篇的划分，这是在魏晋时期由司马彪开始、郭象完成的。
”刘向分篇之说是比较有根据的，因为刘向父子有整理图书的历史。
刘向每整理一书，就“条其篇章，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那么，像《庄子》这样“诸①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②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页。
③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④子”中的重要图书是不会没有书录的，道家类今传世的书录有列于老、庄之前的《管子书录》和列于老庄之后的《列子书录》，当然不会没有老、庄的书录。
而刘向在作书录之时，校勘和编次是和当时共事之人共同协商的，同时《说苑叙录》中有过他们在作录时“以类相从，条别篇目”的记载。
所以，对于篇目较多的，是有内、外之分的。
又如《史记·孟荀列传》说“作《孟子》七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孟子》十一篇”，这些都是刘向“以类相从”的结果。
熊先生在《中国庄学史》中这样认为：“刘向选定《庄子》为52篇，并有内、外之分，可能性是很大的。
至于“杂篇”的划分，也许刘向‘以类相从’时已有此意，也许是司马彪、郭象等人的划分，郭象删掉原来的52篇的十分之三，重新编次可能性是极大的。
”①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