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指导性案例
- 格式:docx
- 大小:15.46 KB
- 文档页数:5
不当得利纠纷指导案例
不当得利纠纷指的是一方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利益,而另一方因此受到了损害,从而引发了纠纷。
以下是十个不当得利纠纷的案例:1. 员工利用职务之便向供应商泄露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使得供应商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竞争对手的业务受损。
2. 一方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使得对方在交易过程中受到了经济损失。
3. 一家公司通过虚报销售额的方式获取了更多的贷款额度,从而导致其债务违约,对债权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4. 雇主利用工人的低工资和不完善的劳动法规,剥削工人的劳动价值,使工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5. 一方在股票交易中通过内幕消息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而其他投资者因为不知情而遭受了经济损失。
6. 一方通过偷窃他人的知识产权,将其它产品仿冒为自己的产品,从而获得了不当的市场份额。
7. 一方在招标过程中行贿评审委员会成员,使得自己的公司获得了合同,而其他竞争对手因为不公平待遇而遭受了经济损失。
8. 一方在房地产交易中通过伪造交易文件,使得自己能够以低于市
场价的价格购买房产,而卖方因此受到了经济损失。
9. 一家公司通过行贿政府官员,获得了不正当的税收减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10. 一方在合作项目中恶意隐瞒自己的技术优势,从而导致对方在项目中受到了经济损失。
以上案例展示了不当得利纠纷在不同领域中的发生情况,同时也展示了不当得利行为对其他方的损害。
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加强对不当得利行为的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案情:原告吴某诉称,原、被告素不相识,也无私人业务关系。
2004年3月10日,原告在办理汇款至C单位3万元购货款时,因疏忽将该款误存入被告江某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卡帐上。
原告发现后,即与被告联系,要求其将3万元返还原告,但被告至今不予退还。
原告认为,被告明知其建行龙卡上的3万元是他人误存,不属自己的合法财产却予占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其行为属不当得利,依法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原告。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3万元。
原告吴某举证如下:1、建设银行龙卡存款单,证明原告将3万元存入被告的龙卡(卡号43674215xxxxxx08)帐上的事实。
2、原告和C单位签订的订货合同(合同中有C单位R的名称、开户银行、帐号等内容)。
被告江某辩称:原告是A单位的财务人员,我是B单位的供销员。
我们A、B两个单位有十多年的业务关系,A单位尚欠我单位4万多元货款,原告汇款给我是支付货款的,是履行职务的行为。
我已将3万元汇款交到厂财务了,以前A 单位也往我的信用卡上多次汇款,都是支付货款的。
被告未举证。
分歧:观点一:原告吴某与C单位的订货合同中有供方单位名称、开户银行、帐号等汇款信息,原告吴某诉称为履行与该单位的合同,将3万元货款误汇入被告江某的信用卡中,与常理相悖;且原、被告素不相识,也无私人业务关系,原告吴某不可能获得被告江某的信用卡帐户信息,更不会无故将数额较大的货款汇入被告江某的信用卡中,故原告吴某将款汇入被告江某帐户必另有其经济利益,可另行解决,但被告江某获得原告吴某的汇款不属于不当得利,故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诉讼请求。
观点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原告吴某提供了其将3万元存入被告江某的龙卡存款单和与C单位签订的订货合同,对其主张的被告江某不当得利的事实,已经尽到了举证的责任。
而被告江某抗辩的“原告系A单位的财务人员,我们A、B两个单位有十多年的业务关系,A单位尚欠我们4万多元货款,原告汇款给我是还欠款的,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我已将3万元汇款交到厂财务”等理由,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应认定原告吴某主张的不当得利成立,判决由被告江某返还原告吴某3万元。
不当得利典型案例
不当得利典型案例一:
蔡李佛是一位投资者,他在某家银行开立了一张储蓄卡,并且定
期存款。
然而,银行的民营高管利用了他的信任,对其无证担保进行
了放贷,实际上,蔡李佛并不想参与这种放贷。
后来,蔡李佛发现自
己的帐户被扣减了不少的金额,甚至有可能随着贷款利率增加,他将
因此陷入财务困境,因为蔡李佛并未授权该银行或任何人担保任何贷款,所以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当得利。
蔡李佛遂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赔偿损失,禁止进一步使用其账户,及限制他的经济责任,
他希望在法律上得到赔偿,因为他没有明确同意或准许被担保的贷款。
不当得利典型案例二:
李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他向某家地产公司投资时,对公司的
管理和财务数据缺乏专业的认知,因此,这家公司的CEO动用了他的
信任,利用不合理的条款向他收款并向他索取更多的投资。
后来,发
现这家公司很快就会陷入财务困境,偿还投资者的投资利息非常困难,甚至可能会放弃偿还债务的计划。
李先生认为,自己之前的投资行为
是在不当得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他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其他公
司的投资者和股东赔偿自己的投资损失,以及禁止这家公司进行未经
许可的借款行为。
最高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案例审判研究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8第3辑总第75辑。
规则要述01 . 作为代理人参与过诉讼,不得再提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作为代理人参与他人诉讼但未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02 . 仅凭房款收据孤证,不足以证明购房人已支付全款案外人以其系商品房购房人提出执行异议,但仅凭被执行人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的房款收据,不能证明已付全款。
03 . 案外人认为仲裁调解书错误,不能提执行异议之诉认为仲裁调解书有错误,不能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解决,应依司法解释规定,向负责执行的中级法院申请不予执行。
04 . 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尚未终结,一方不得再另诉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特别程序尚未执行终结,一方当事人不得针对同一法律关系,提起诉讼要求对抵押物优先受偿。
05 . 案外人误汇款至被执行人冻结账户,变成普通债权案外人将其所有的款项误划至被执行人账户后被法院冻结扣划的,案外人由此享有的不得当利请求权属普通债权。
06 .立案阶段,原则上应仅就原告诉请标的额形式审查法院立案阶段原则上应仅就原告诉请标的额进行形式审查,其诉请标的额有无依据、应否支持,属实体审理范畴。
规则详解01.作为代理人参与过诉讼,不得再提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作为代理人参与他人诉讼但未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标签: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诉讼代理人案情简介:2014年,王某与康某结婚,王某将与其他继承人共有、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遗产房过户给康某。
2015年,王某与康某离婚。
2016年,生效判决认定诉争房屋由各继承人共有。
在该诉讼中,康某作为王某代理人参与诉讼。
2017年,康某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法院认为:①依《民事诉讼法》第5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92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符合以下条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未参加诉讼;生效法律文书全部或部分内容错误且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第三人自知道其民事权益受损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当得利案例中明确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实践,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利、他方受损、获利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
在这些要件中,积极事实(如获利)的举证责任通常由原告承担,而消极事实(即获利没有合法依据)则由被告来证明其存在合法依据。
具体到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一起涉及不当得利纠纷的案例,其中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因无合法依据获得的不当利益。
该案件中,原告为药厂,被告雷某为原告聘任的药厂提取车间主任。
原告向被告转账用于购买公司所需材料和支付分厂员工工资等,但被告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对外支付的费用是代原告垫付的合理费用,因此被判决返还剩余款项。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不当得利诉讼可以主张的权利应包括原物及其孳息的返还。
如果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总的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对不当得利案件的处理强调了依法裁判和保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性,确保了民事交往中的公平正义。
民法典的10大亮点相关案例1. 婚姻家庭领域: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离婚抚养费的案件。
根据《民法典》规定,离婚后子女抚养费应由父母双方承担,且应当根据子女实际需要和父母经济能力的情况确定。
最终,法院判决男方支付女方每月子女抚养费2000元。
2. 债权债务领域:2020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追偿期的案件。
根据新《民法典》的规定,债权追偿时效期限从原来的30年缩短为20年。
最终,法院裁定该案主张权利被告方已超过20年的请求不予支持。
3. 不当得利领域:2017年,湖南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不当得利引发的纠纷案件。
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错误行为而获得的利益。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方返还原告方不当得利金额40万元。
4. 合同领域:2021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合同纠纷引发的案件。
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自由订立合同,但应遵循公平诚信原则。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方支付原告方违约金和违约金利息。
5. 继承领域:2018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继承纠纷引发的案件。
根据新《民法典》规定,家庭继承权由配偶、子女、父母等直系亲属享有。
最终,法院判决将被告方继承的财产分配给合法继承人。
6. 知识产权领域:2020年,江苏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商标侵权的案件。
根据新《民法典》规定,对于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已注册的商标,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方支付原告方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共计60万元。
7. 侵权责任领域: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侵权引发的纠纷案件。
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方支付原告方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25万元。
8. 救助与赡养领域:2021年,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救助赡养问题引发的案件。
根据新《民法典》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救助并给予赡养。
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一些当事人或相关人员从中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这些案例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法治原则,不仅影响了法院的信誉和形象,也严重违背了审判人员的职业道德。
以下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案例一:某法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某地法院一名法官在审理一起案件时,收受了被告人的贿赂。
由于该法官担任重要职务,他可以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
被告人为了获得有利判决,向法官行贿。
最高人民法院在听闻此案后,派遣专员进行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法官的收贿证据。
该法官随后被撤销职务,并依法追究了责任。
案例二:法院工作人员非法获取当事人信息牟利某地法院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掌握的当事人信息,非法获取了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并将其转卖给其他利益相关人。
这些信息的泄露引起了很多人的广泛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迅速介入调查,查清了这起非法牟利的案件,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
通过该案的调查,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信息的安全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以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信息安全。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结果为特定企业提供利益在某个高度关注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特定企业提供了不当得利。
此案涉及巨额资金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能遵循法定程序和审判原则,对特定企业进行了特殊照顾,导致司法公正受到质疑。
该案最终经过舆论的监督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案件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公开道歉和整改。
以上案例只是其中的几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不当得利问题还存在着其他细微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加强了反腐败和执法监督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和规范,以减少不当得利的发生。
例如,加强对法官和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强个人财产申报和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涉案资产管理制度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和高效的司法服务。
不当得利纠纷指导案例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复杂性和争议性,因此需要对相关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指导。
以下将通过具体案例,对不当得利纠纷进行详细解读和指导,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此类案件。
案例一,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某种商品,并约定双方在合同期间内享有独家经营权。
然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公司违反了约定,私自向其他公司出售了同类商品,导致乙公司的利益受损。
乙公司因此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承担不当得利责任。
针对此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甲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了合同约定,实施了不当得利行为,侵害了乙公司的合法权益。
因此,甲公司应当承担不当得利责任,赔偿乙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合同的约定内容,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甲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违约行为是否导致了乙公司的损失,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证据收集。
其次,需要审查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合同法》和《不当得利行为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明确不当得利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赔偿责任等具体内容。
最后,需要进行合理的协商和调解,尽量避免诉讼的发生,减少纠纷的扩大和影响。
如果无法达成和解,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总之,对于不当得利纠纷案件,需要充分理解相关法律规定,深入分析具体案情,合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当得利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希望以上案例分析和指导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更好地处理不当得利纠纷案件。
案例分析:基本案情总结原告A某、B某诉称:被申请人C某、D某收取申请人的4万元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原判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将被申请人无招工资质、亦无招工单位委托的欺骗行为的责任强加给申请人,属于对违法行为的保护。
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在错误裁决时也没有依法告知申请人救济方式。
被告C某、D某辩称:C某将B某的钱给了D某,D某又给了甲人才信息咨询公司,该公司给A某进行了面试,并签订协议。
申请人也详细了解了就业单位的情况,不存在欺骗的情形,安排的单位是X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B某给C某4万元,让给其儿子A某找工作。
A某体检后签订《培训安置协议书》,然后到X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班,A某未经培训,呆了两天就回来了。
让人看后方知《培训安置协议》是骗局,随后找C某退钱无果。
原判决认定B某与C某的行为存在非法故意,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双方的口头协议无效,王莉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原判决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且A某、B某所述事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申请再审不能成立。
为安排工作而给付租金行为性质的认定为安排工作而给付租金的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双方的口头协议无效。
以合法形式拖置非法目的,指的是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和目的上是非法的。
在这种行为中,当事人故意表现出来的形式或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并不是其真正目的,也不是其直实意思表示,而只是希塑通过这种形式和行为来掩盖并达到其非法目的。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这种行为就其外表看来是合法的。
2、合同行为只是一种表象,其被掩盖的是一种非法的隐匿行为。
3、当事人主观上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知道其所隐匿的行为与外表行为不一致,也就是说当事人所要达到的非法目的是故意的,而不是过失造成的非法结果。
不当得利案例分析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行为。
在法律实践中,不当得利案例广泛存在,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侵权、无因管理等。
以下是一则典型的不当得利案例分析。
案例背景:张三与李四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三将位于市中心的一套公寓租给李四,租期为一年,每月租金为5000元。
合同到期后,李四没有续租,但因工作繁忙,忘记将房屋钥匙归还给张三。
张三在外地出差,未能及时收回房屋。
李四在未通知张三的情况下,将房屋转租给王五,每月收取租金6000元,持续了三个月。
分析:1. 张三与李四之间的租赁合同到期后,李四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返还房屋。
然而,李四没有归还房屋钥匙,导致张三无法及时收回房屋,这是李四的违约行为。
2. 李四在未征得张三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屋转租给王五,并且收取了高于原租金的租金,这是不当得利的行为。
因为李四没有合法根据,却因此获得了额外的租金收入。
3. 王五作为次承租人,如果其在租赁房屋时并不知道李四无权转租,那么王五可以主张善意取得。
但如果王五知情或应当知情李四无权转租,那么王五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张三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者,有权要求李四返还不当得利,即李四转租所得的超出原租金部分的收益。
同时,张三还可以要求李四赔偿因未能及时收回房屋而造成的损失。
5. 在此类案例中,法院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不当得利的数额,并判决不当得利者返还不当得利。
如果不当得利者拒绝返还,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结论:不当得利案例中,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是否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
在本案例中,李四没有合法根据转租房屋并收取高于原租金的收益,构成了不当得利。
张三作为房屋所有者,有权要求李四返还不当得利,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此类案例提醒我们在进行财产交易时,应当遵守法律规定,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最高人民法院69件指导案例(全部)分类整理民商事指导案例24篇指导案例1号: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关键词:民事居间合同二手房买卖违约裁判要点: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
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指导案例7号:牡丹江市宏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牡丹江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继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关键词:民事诉讼抗诉申请撤诉终结审查裁判要点:人民法院接到民事抗诉书后,经审查发现案件纠纷已经解决,当事人申请撤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应当依法作出对抗诉案终结审查的裁定;如果已裁定再审,应当依法作出终结再审诉讼的裁定。
指导案例8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关键词:民事公司解散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公司僵局裁判要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之一。
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
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对于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关键词:民事公司清算义务连带清偿责任裁判要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应当依法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履行清算义务,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
不当得利被驳回案例案例一,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某项服务,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然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甲公司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却收取了乙公司的费用。
乙公司因此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费用,并要求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这一案例,法院认定甲公司获取的费用是不当得利,因为其并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法院判决甲公司返还乙公司的费用,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案例二,某人因违法行为获得了不当得利,被他人发现并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所得利益。
经过审理,法院认定该人的行为构成了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侵权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返还不当得利。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当得利被驳回的案例通常会涉及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根据具体的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当事人是否获取了不当得利,并做出相应的裁决。
对于当事人来说,要避免不当得利被驳回的情况,首先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不得以违法或违约的方式获取利益。
其次,在涉及合同或交易时,应当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避免产生争议。
同时,如果发现他人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返还不当得利。
总的来说,不当得利被驳回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法院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具体案情来做出裁决。
当事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避免以不当的方式获取利益,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希望以上分析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民法典: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案例不当得利: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善意得利人返还义务免除】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
【恶意得利人返还义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
【第三人返还义务】得利人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
无因管理:【受益人享有管理利益时的法律适用】管理人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规定的情形,但是受益人享有管理利益的,受益人应当在其获得的利益范围内向管理人承担前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
【管理人适当管理义务】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应当采取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
中断管理对受益人不利的,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
【管理人通知义务】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能够通知受益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受益人。
管理的事务不需要紧急处理的,应当等待受益人的指示。
【管理人报告和交付义务】管理结束后,管理人应当向受益人报告管理事务的情况。
管理人管理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及时转交给受益人。
【受益人追认的法律效果】管理人管理事务经受益人事后追认的,从管理事务开始时起,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但是管理人另有意思表示的除外。
小案例:案情:2005年3月15日,靳华东经朋友唐辉介绍,在河南省内乡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贷款1万元,贷款期限为一年。
同年10月,靳华东到广东省某地打工。
贷款到期后,唐辉于2006年5月将靳华东所贷借款本金1万元及利息475.12元全部还清。
2008年4月25日,唐辉在多次向靳华东追要借款本息无果的情况下,将靳华东诉至法院,要求靳华东偿还自己垫支的借款本金及利息。
最高院案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之分配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一般认为,不当得利成立须符合四项要件,即:一方获利,另一方受损,获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方的获利“ 没有法律根据” 。
前三项要件的适用相对简单,而“没有法律根据” 略显复杂,特别是在支撑该要件的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在我国理论和实务中均有争议。
不少人认为,直接支撑“没有法律根据”的是否定事实,而“否定事实无法证明” ,要求债权人证明并不可行,由对方当事人证明肯定事实才是恰当的。
实体法从否定(消极)的角度规定权利构成要件的情形并不少见,与不当得利相似,对于否定事实的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我国法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明显分歧。
【参见:郑金玉:“论否定事实的诉讼证明”,载《法学》2018年第5期】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的樊迎朝对不当得利要件的成就负有举证责任。
樊迎朝主张史三八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并导致自己在案涉房产购房款上受有损失,应先对史三八“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进行合理说明。
但最高法院认为,樊迎朝已证明涉案房产为其向洛溪地产购买,而在该房产被认定为属史三八所有的情况下,樊迎朝有理由请求史三八向其支付购房款。
对此,史三八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樊迎朝支付了购房款,方可构成有效抗辩,否则,樊迎朝关于史三八未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产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即为成立。
即:在樊迎朝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但未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史三八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如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对价,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正是樊迎朝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案例名称:樊迎朝与史三八不当得利纠纷案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最高法民再34号合议庭成员:张勇健、张颖新、江显和裁判日期:二O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樊迎朝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史三八樊迎朝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购房款及利息等。
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截止2017年3月)已经发布16批指导性案例共87例,其中刑事指导性案例14例,现汇总整理如下:1。
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关键词刑事受贿罪“合办"公司受贿低价购房受贿承诺谋利受贿数额计算掩饰受贿退赃裁判要点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基本案情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
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
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
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不当得利举证责任案例不当得利常在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在路边捡到钱或者超市里多收了找回的零钱,除此之外,不当得利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种体现方式。
不当得利是建立在一方利益受损,另一方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两者存在着因果关系。
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因为不当得利责任而产生的纠纷问题,下面是律师365网的小编为您提供的与不当得利有关的案例:不当得利常在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在路边捡到钱或者超市里多收了找回的零钱,除此之外,不当得利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种体现方式。
不当得利是建立在一方利益受损,另一方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两者存在着因果关系。
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因为不当得利责任而产生的纠纷问题,下面是网的小编为您提供的与不当得利有关的案例:▲一、案情介绍骆某在某银行存款79万余元(凭密码取款)。
2000年10月30日,周某从该账户中取款2次,合计9.5万元。
之后,骆某又在该账户存、取款数次。
周某取款时,在取款凭条的印鉴一栏中,同时签名为骆某、周某,并在凭条上注明了存折密码。
骆某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存折如何会在周某手中表示“不清楚”,并称曾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拒不归还,要求被告返还9.5万元。
被告辩称,当时是原告把存折和密码交给他,才从原告存折账户中取出9.5万元,且该款是原告用于偿付所欠借款。
▲二、审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该款的所有权应属原告。
被告占有该款应当具有合法依据,其主张取款系原告偿付欠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因此,被告占有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骆某9.5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从取款凭条上注明存折密码及取款过程可以推断出,被告从原告的存折中取款是经过原告同意的,是原告交付了存折并告知了密码。
因此,事实上存在原告给付被告款项的行为。
但鉴于被告主张原告的交付存折和密码的行为是归还先前所欠借款,即给付目的在于消灭原债务,而非产生新的债权,故原告应当就给付义务不存在或给付错误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原告未能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
不当得利案例:不当得利行为与返还义务的案例分析案例一:不当得利行为与返还义务的案例分析事件背景:2010年,某电子产品公司A与其供应商B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A向B购买电子产品。
合同中明确规定,A需要在合同生效后提前支付全款。
然而,在合同生效后一周,B意外发现合同中货款金额错误地漏写为底稿金额,比实际金额多了10万元。
B决定暂时保持沉默,看看A会有什么反应。
具体细节:1. 2010年1月1日:购销合同正式签订,合同约定B向A供应电子产品,货款金额为100万元。
2. 2010年1月8日:B发现合同中错误地将货款金额写成110万元。
3. 2010年1月9日:B联系A,询问是否有意更改合同金额。
4. 2010年1月10日:A回复B并表示合同金额无误,请求B按照合同付款。
5. 2010年1月20日:B最终决定将10万元多收的款项暂时转入自己的私人账户。
6. 2010年2月1日:B将其余款项90万元按合同约定转入A指定的公司账户。
法律分析:在这个案例中,B实际上获得了一个不当得利,即错误支付的10万元。
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当得利行为应当返还。
同时,B 作为供应商在发现合同金额错误时仍继续向A交付货物的行为也会涉及违约责任的问题。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B作为乙方,在发现合同金额错误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协商修改合同金额。
在B选择保持沉默并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其默认了错误金额的约定。
因此,B会因向A交付110万元而产生了违约责任。
律师点评:该案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不当得利行为的返还义务,二是供应商在违约情况下的赔偿责任。
对于不当得利行为的返还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B无论错误得利是否有过错,都应返还A多收的10万元。
此类情况下,虽然A对错误金额也存在一定的过失,但B作为供应商应当具备保持诚信和善意的义务,及时通知A并协商解决,而不是暂时转入私人账户。
对于供应商的违约责任,B在发现错误后继续履行合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案情介绍]2011年10月24日衡阳中院开庭审理了原告郑某与何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郑某与何某于2008年12月经人介绍认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同居在一起,同居期间何某多次以不同理由向郑某索要人民币共计一万余元。
此后被告何某以感情破裂为由要求与原告分手。
原告郑某诉至法院以被告何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原告返还该款。
被告何某以原告自愿赠与且该款由二人以共同消费为由拒绝返还。
[案情分析]上述判决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但我们要考虑的到在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如上述案件真么简单明了。
第一,应当返还财物范围如何确定,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符合该解释的,已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实践生活中,已给付的彩礼如上述案件中被告何某陈述已经用于购置双方共同生活的物品,或者已在男女双方的共同生活中消耗。
因此,笔者法院在处理涉及彩礼返还的案件时,就应当返还的范围而言,要根据已给付的彩礼的使用情况,是否在男女双方共同生活中发生了必要的消耗,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等具体事实综合把握。
在处理方式上也应当灵活运用,特别是彩礼已转化为共同生活的财产时,可将彩礼的返还与分割共同财产一并考虑,对双方当事人更为公平。
第二,就返还财物的范围来说,在许多案件中更为复杂,如一方为对方购买的金额不大的礼品如手机、衣物等是否在返还范围中,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国外的立法就很有借鉴意义。
如葡萄牙法律规定:“如果同居前,男女一方向对方索要房产、车辆等价值较大的财物,解除同居关系可以要求返还,对于小额物品则作为赠与处理。
”我们在审判实践中也可以作为借鉴。
第三,就举证责任来说,当一方在庭审中主张对方所赠与的财物用于二人共同生活中,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原则,对一方当事人就有失偏颇,家庭生活的琐碎,要一方完全举出证据证实财物流向是在是强人所难,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案件的输赢,那么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就急待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指导性案例
一、案件信息
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昌市XXXX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XX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西省xxxxx有限公司
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案号:XXXXX
裁判日期:2017.12.27
合议庭法官:审判长:王XXX;审判员:周XX;审判员:汪X
二、最高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市政公司是否负有返还刘XX600万元不当得利的义务。
该争议焦点项下,涉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市政公司与刘XX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其二,市政公司是否因此负有返还刘XX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
分析如下:(一)市政公司与刘XX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基本沿袭了该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
根据发生原因的
不同,可以将不当得利划分为基于给付而生的不当得利,和基于给付之外的事由而生的不当得利两种基本类型。
对于前者而言,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就给付行为发生当时进行判断。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市政公司系基于与辛XX合伙投标进贤产业园排水工程,于2014年5月12日收到自路桥公司处按照辛XX的指示转入的600万元投标保证金。
其系出于对和辛XX形成合伙关系的信赖和基于合伙事务的执行而取得利益,但因该合伙关系为辛XX所虚构,系辛XX犯合同诈骗罪的一个环节,实际并不存在,故市政公司取得该600万元利益不具有合法原因。
就刘XX 而言,其于2014年5月5日、6日向路桥公司共计转入2000万元,以及与辛XX作为合伙体,要求路桥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向市政公司转入600万元,均系受辛XX虚构市政公司为发包单位的进贤G320绕城公路工程所欺诈而缴纳的工程保证金,上述2000万元,嗣后仅被返还1120万元,其财产总额减少了880万元,其中的600万元损失,即系因路桥公司按照辛XX的指示转入市政公司而发生。
就市政公司取得600万元利益和刘XX受到600万元损失的原因来看,前者是基于辛XX虚构的合伙投标进贤产业园排水工程,后者是基于辛XX 虚构的进贤G320绕城公路工程,似乎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同一原因事实,但整体而言,前述两个虚构行为系辛XX同一合同诈骗犯罪活动的不同环节而已,基于公平理念和社会一般观念,应当认定两者之间具有实质上的牵连关系,足以成立因果关系。
故,基于上述构成要件层面的分析,市政公司和刘XX之间成立不当得利。
(二)市政公司是否因此负有返还刘XX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
虽市政公司无法律根据取得600万元利益,致刘XX受到600万元损失,二者之间构成不当得利,但因市政公司在取得600万元的次日,即按照辛XX的指示将该600万元转出至辛XX掌控的博世强公司,就市政公司而言,其所获利益已不存在,是否仍应负有向刘XX返还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还应在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层面,尤其在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返还义务范围上予以检视。
就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返还义务范围而言,现行法律中,除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有“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有“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外,并未针对受益人应当返还的不当利益的范围设置具体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亦仅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
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未规定在原物毁损、灭失或者因其他法律或者事实上的原因返还不能的情况下,应当返还的不当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法律未规定的事项,均当然地构成法律漏洞。
所谓法律漏洞,是指违反立法计划导致法律规范的不完整性。
是否构成法律漏洞应视此种未规定的事项是否违反了法律规范的目的,以及是否立法者出于立法技术等方面的考虑而有意不设置条文而定。
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如一旦构成不当得利即不问过错一概由受益人负全部返还义务,既欠缺法律依据,混淆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这两个本属不同层面的问题,也违反了不当得利调节财产价值不当移动的规范意旨和价值指向。
故,现行法律未就原物毁损、灭失或者因其他法律或者事实上的原因返还不能时,受益人应当返还的不当利益的范围作出规定,已对法律适用造成困扰,构成法律漏洞。
具体而言,法律漏洞可以区分为开放的漏洞和隐蔽的漏洞,前者指针对某一事项欠缺法律规定,后者指虽有法律规定,但依据该规定的目的,不应适用于某一事项。
在法律适用中,不同性质的法律漏洞,主要通过类推适用、目的论的限缩等不同方法加以填补。
本案所涉事项系因法律未作规定而构成的开放的漏洞,应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来填补。
即,对法律未规定的事项,参照、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法律规定,加以适用。
本案中,市政公司本身亦为辛XX合同诈骗犯罪活动的对象,其系基于对与辛XX合伙投标进贤产业园排水工程的信赖而收取并转出600万元。
现无证据证明,市政公司对该合伙项目属辛XX虚构知情,亦无证据证明其对辛XX采取虚构市政公司为发包单位的进贤G320绕城公路工程,虚构与路桥公司、刘XX之间的内部承包、合伙关系,指示路桥公司向市政公司缴纳进贤G320绕城工程保证金600万元的方式诈骗刘XX的情形知情,其在对该600万元款项的收取、占有以及嗣后的转出上,主观上均为善意。
市政公司作为善意受益人,在其收取的600万元已于次日转出、所获利益不存在的情况下,其对受损人刘XX所负返还义务的范围问题,在法律性质和基本权利义务结构上,与占有关系中占有人和权利人,尤其占有物毁损、灭失之际,权利人可向善意占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具有相似性,甚至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竞合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
”上述规定,与该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关于“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百四十三条关于“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
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占有人与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则。
上述规则的体系解释表明,法律对占有关系进行调整时,无论占有人使用占有物时权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占有物毁损、灭失时权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抑或权利人对占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均区分占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分别对善意占有人和恶意占有人赋予不同的权利义务、课以不同的责任方式和责任范围。
如,占有物毁损、灭失场合下,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善意占有人仅负有返还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义务。
同样地,不当得利关系中,亦应区分受益人的善意与否,确定不同的返还义务范围,如受益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没有现存利益的,不再负有不当利益的返还义务;如受益人主观上为恶意,即使没有现存利益,也不能免除其返还所受不当利益的义务。
事实上,这一结论,在比较法解释的层面上,亦能获得充分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本案中,市政公司作为善意受益人,因其在收到600万元的次日即将该款项转出,所受利益已不存在,不应向刘XX负有返还义务。
二审判决关于市政公司无论过错与否均需返还600万元及其利息的认定,适用法律已有不当;在此之外还依据路桥公司对刘XX作出的“月息2分”的承诺来计算市政公司未返还款项的利息,认定事实更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