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浅议清末修律对我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影响近代法学教育是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修律、清末民初，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近代化转型。
尤其是在清末修律期间，新式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打到一个鼎盛时期。
标签：清末修律;近代法学教育就文化交流方面，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其对外国先进文化的引进，基本采用两种方法：请进来，走出去。
中国对外国文化的引进用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式：打进来，走出去。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我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比较悠久，上可以追溯到魏明帝的时候。
据《三国志.卫觊传》记载：明帝继位，觊奏曰：“请设置律博士，相传教授”。
魏明帝采纳其建议设置律博士，从那时开始，中国便有了正规的法学教育，但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
我国近现代法学教育是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修律，一直到清末民初才最终基本完成近现代转型。
本篇文章主要探讨清末修律对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的影響。
推动法学教育观念及教育教学方法的转变。
伴随着清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社会对新型法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并设立了学部，开启了教育管理机构的现代化。
在清朝很多年的时间里，法学教育由官方垄断，但在清末修律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法学教育官方垄断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办学模式呈多样化趋势。
法学教育多层次办学，根据社会的需要，设置不同层次的法学教育，满足了社会对不同法律人才的需求。
注重对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和介绍。
期间全方位的翻译西方法律著作，丰富了新式法学教育的教材，弥补了法学教材的不足。
同时这些译作在移入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又有一刀劈的词汇和术语几乎原封不动的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方法学在中国新式法学教育发展过程中得以传播，推动了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
翻译过来的法学著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学科的诞生和成长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和成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收稿日期】2009－08－06[摘要]晚清法科留学活动经历了从萌芽到迅速扩大的过程。
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法科留学生远赴欧美，研习“公法之学”。
20世纪初，赴日研习法政运动兴起，法科留学规模急剧扩大。
作为沟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桥梁，法科留学生在传播法治观念、投身法治实践、开展法学研究、致力法学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进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关键词]法科留学生，法制近代化，近代中国[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8－0018－06Abroad Law Stud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Law Modernization of ChinaAbstract:The activity of studying law abroa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cominginto being to flourishing profoundly.At the end of 19th century,the students went to the Europe and America to study law.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with the emerging of going to Japan for studying law,the number of law students increased rapidly.As the bridge of connec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aw culture,the students of studying law overseas ha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modern legal system transition.Key Words:The Student Studying Law Science Abroad,the Law M odernization of China,M odern China晚清法科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董节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总第583期Sum No．5832009年第18期No .18,2009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一百多年前，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法科留学生漂洋过海，或留学欧美，或东渡日本，研习“公法之学”。
晚清留学教育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作者：周钥明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0期周钥明（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青海西宁 810000）摘要：自1847年中国民间第一批学子留学美国到辛亥革命爆发，晚清知识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留学教育活动，主要是洋务时期的官派欧美留学教育以及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留学潮。
晚清的这两次留学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留学教育；近代化；影响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017-03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民富国强的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日益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
从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进入20世纪后清末新政，无一不是在学习西方。
在晚清七十余年的历史中，中国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发展和留学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晚清两大留学教育运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使中国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国家的强大，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这时许多国人并没有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甚至以“天朝上国”自居。
美国为了在中国宣传布道培养牧师，1847年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美国牧师布朗带领容闳、黄宽、黄胜3位学生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者，开启了中国留学教育之路。
（一）洋务期间的欧美留学教育留学先驱者容闳极力倡导留学教育，并为此而奔走呼号，但是，在学成回国后他的主张并没有被世人所接受，甚至他本人也受到国人歧视。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为了培养洋务事业所急需的外语、军事、科技等人才，容闳的留学主张被洋务派官员所采纳，他被曾国藩、李鸿章所看重而被找去当幕僚，并且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批准从1872年开始派留学生赴美学习，直到1875年由于顽固派官员的阻挠这批留学生于1881年被迫回国而中断。
晚清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意义摘要：一、引言二、晚清时期中国法治的困境三、西学东渐的背景及其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四、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贡献1.法律观念的更新2.法律制度的改革3.法律人才培养五、西学东渐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局限性六、总结正文：【引言】自19世纪末，西方文化在我国大规模传播，这一时期被称为“西学东渐”。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也逐渐传入我国，对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晚清时期中国法治的困境】晚清时期，我国法治处于混乱状态。
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法律体系陈旧、法律观念滞后，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国内政治动荡、战乱频仍，使得法治建设严重滞后。
在这个困境中，西学东渐为我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西学东渐的背景及其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西学东渐的背景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西方国家的法治制度和文化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和研究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而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贡献】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法律观念的更新：西方的法律观念传入我国，使得我国的法律观念得到更新和完善。
例如，西方的自然法观念、人权观念等，为我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2.法律制度的改革：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国开始了法律制度的改革。
例如，清末的法制改革，参照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一系列近代化的法律规范。
3.法律人才培养：西学东渐促使我国开始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
许多知识分子赴欧美留学，学习西方的法律知识，回国后成为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西学东渐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局限性】尽管西学东渐对我国法治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西方的法律制度并非完全适用于我国，盲目照搬会导致“水土不服”。
晚清法律改革中的外国人晚清法律改革中的外国人摘要晚清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环节。
修订法律馆在近十年间先后聘请了几位外国法学家作为修律顾问，他们实际参与立法，在具体的法律起草和修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法律改革外国人作者简介：池建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4-003-02晚清法律改革在中国法制史里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
皆如所谓，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①立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通常情况下，外国人的作用有限，而在晚清中国，以冈田朝太郎为代表的外国人实际参与各项立法，起草法律草案，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刑律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极为重视的法律，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刑律是影响普通民众最广泛的法律，也是历代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最有效工具。
从《法经》到后来的《九章律》、《开皇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些系统完备的刑事律典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刑事法部分。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武力一次次地冲击着日益衰微的清王朝封建统治。
领事裁判权等司法权的出现深刻警示着中国传统法律变革的紧迫性。
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运用西方国家所谓的法治文明去改变中国，成为各界人士思考探索的焦点。
封建刑罚的残酷性日益成为西方国家批评的对象，并且直接阻碍了领事裁判权的收回，因此对《大清律例》进行修改，以致颁行一部新的刑事法典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知之甚少，急需增加了解。
留日法政学生与近代法学体系的构建[摘要]清朝末年，留学热潮盛况空前，特别是留学日本更是达到顶峰。
而其中又以习法政者居多。
随着清末法制改革的展开，这部分留日法政学生也随之回国，并参与其中。
他们中许多被委以重任，在法制改革的各个领域大显身手。
以往学界对他们在立宪，以及司法改革等领域研究颇多，而对于其在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构建方面较少涉猎。
文章探讨了这一内容。
[关键词]清末；留日法政学生；法学体系；法制史清朝末年，留学热潮盛况空前。
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近代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
可以说，没有“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决不至有今日”。
诸如“设学校、译西籍”等新事业。
都“非留学外国者不能问津”。
这一切，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从欧美、日本模仿而来”。
而仔细考究近代中国留学史，又不难发现，自1896年到清朝灭亡这一阶段，又以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为主流。
他们中部分人参与中国近代的法制建设，在中国近代的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也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的初期，“留日出身者支配整个法学界为时较早而且久”。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法制史最有影响的事情，即清末法制改革。
在这次改革中，由于“各项法规多取则于日本”，效法日本变革法律制度已成必然。
由于清末的法律教育基本上是随着各地法政学堂的广泛举办才得以完全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法政学堂主导力量的留日法政学生也在构建清末的法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法律新词汇的传播及法学各学科的创建两方面。
一、传播法律新词汇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创建都需要语言文字作为载体，近代法学体系的创建也同样需要相应的近代法律语言词汇。
正如李贵连教授所言，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中外法律的差异，以及深沉的民族心理”，中国古代的法律语言严重地阻碍了西方法律、法学的导入。
成为创建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严重障碍。
因此，要构建中国近代的法学体系。
必须创立一套与西方法学“相衔接的、适用近代社会的法言法语”。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经历了许多阶段和变革的复杂过程。
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和西方先进法律的引入，中国近代法律制度逐渐形成，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晚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侵略，清朝政府逐渐认识到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解决国家的问题。
于是，清朝政府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法国的民法和刑法制度。
这些留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奠基人，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带回国内，并开始推动进行法律改革。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近代法律制度迎来了重大的发展。
1904年，清朝政府根据日本法律制度，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法学院，旨在培养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才。
此举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
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和《大清刑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法和刑法典。
同时，1909年，《大清民律》和《大清刑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政府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发起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包括新民法的制定和宪法的颁布。
1911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制定了《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这些法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法律保障。
然而，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动荡和战争的年代，法律制度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和推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律制度再次面临了重大的变革。
1949年，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刑法总则》，实施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此后，中国国家的发展和变革，伴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法律制度取得了新的进展。
浅论晚清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吴 娜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摘 要：中华法系几千年的君权与专制思想终于在晚晴时期内外交困的政治格局之下无以为继，法律移植成为晚清法律变革的必然方式。
法律作为一国社会状况的反映，由于中国封建法律传统的强烈抵制，晚清时期的法律移植最终只能“浅尝辄止”。
由此引发的关于如何解决法律移植的“本土化”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晚清法律移植；法律本土化；法律近代化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４３７９－（２０１５）１５－０１３６－０２作者简介：吴娜（１９９０－），女，甘肃民勤人，甘肃政法法学院，法学硕士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从传统旧制到现代法制的一种运动”。
这一运动是从法律观念、法律价值体系和法律行为几个方面来展开，以使得法律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法律近代化从时代角度上来讲，发生在晚清时期，在当时的形势要求之下，中国的传统封建旧法体制经历了一场近代化的洗礼。
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是指中国法律打破中华法系的传统格局，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制接轨的一个过程与运动。
一、法律移植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必然途径在晚清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想要通过对封建旧法体制大刀阔斧改革的方式完成法律的变革，显然是不可能的。
西方法律、政治思想的不断渗透和不少仁人志士的肺腑呐喊已经让学习西方先进法律成为此次法律变革的必然途径。
（一）法律移植对于法律近代化而言的合理性“法律移植”作为法律近代化的方式之一，学界对其含义的界定可以概括为：特定国家或者地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则、制度，或者体例、内容的吸收和引进。
这些解释都体现了一个核心内容，即“都是指对他国（地区）法律的植入和吸纳”①。
追及法律移植发生的原因，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剖。
一方面在于，法律发展的共通性为法律移植提供了可能性。
法律作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工具，归根结底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晚清法科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作者：董节英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9期[摘要]晚清法科留学活动经历了从萌芽到迅速扩大的过程。
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法科留学生远赴欧美，研习“公法之学”。
20世纪初，赴日研习法政运动兴起，法科留学规模急剧扩大。
作为沟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桥梁，法科留学生在传播法治观念、投身法治实践、开展法学研究、致力法学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进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关键词]法科留学生，法制近代化，近代中国[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8—0018—06一百多年前，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法科留学生漂洋过海，或留学欧美，或东渡日本，研习“公法之学”。
作为近代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一群先知先觉者，法科留学生最早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法学观念和法律知识，受到了系统的法学专业训练。
他们胸怀救国之志，以游学西方的经历和学贯中西的背景，承担起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任，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一页。
一、晚清的法科留学活动中国近代的法科留学活动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息息相关。
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后，伴随着留美、留欧、留日的中国近代留学高潮，法科留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迅速扩大的发展过程。
1.法科留学的萌起鸦片战争后，在传教士或教会的资助下，开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一带，陆续出现了私人游学现象。
1847年，容闳和黄宽、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成为近代留美的第一批留学生。
1850—1854年容闳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归国后，容闳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并曾将派森的《契约论》翻译成中文，具有一定的法学造诣。
但他并没有在法律方面继续发展，而是怀抱教育救国之志，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大力推动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事业。
在他的奔走呼号下，结合洋务运动的需要，经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奏请，清政府决定自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10～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声光化电算法及制器等“西人长技”。
1872年8月30名第一批留美幼童由沪乘船赴美。
接着清政府又于1873、1874、1875年连续三年每年派赴30名学生赴美留学，形成近代留学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出于办洋务企业的需要，这120名幼童全部分布在工程、矿冶、造船、通讯等专业领域，未有专门学习政治法律的。
留美幼童扬帆赴美开了先河，之后，19世纪80年代又迎来了留学欧洲的高潮。
不少人开始自费往欧洲各国游历、观光，介绍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
中国近代著名法律家、外交家、修律大臣伍廷芳即是其中一位。
伍廷芳(1842—1922年)，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新加坡，3岁时随父定居广州芳村。
在外国传教士及亲戚的帮助下，伍廷芳14岁时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毕业后即在港担任高等审判厅的译员。
1869年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
1874年伍廷芳赴英国留学，在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
1876年毕业后获得英国大律师证书，深受英人注目。
伍廷芳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法学训练的留学生。
继伍廷芳之后，另一位广东人何启(1859—1941年)也于1879年进入林肯法律学院学习，获大律师资格。
就在伍廷芳和何启自费留英习法的前后，清政府官费派遣留学欧洲的计划也开始付诸实施。
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清政府决定从各方面基础较好的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优秀青年赴欧留学。
1877年福建船政学堂派出由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以及郑清濂、罗臻禄、严宗光(严复)等28名学员与艺徒组成的留学生团赴法国与英国学习。
按照安排，这些人主要是学习制造和驾驶，只有“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俱入政治学堂，专习交涉律例等事”。
据考证，马建忠和陈季同二人当时注册在“巴黎私立政法学校”，马建忠于1878年获得“文科和理科学士学位”，第二年又获得“法律学士学位”。
陈季同在李凤苞被任命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后，作为李凤苞的翻译，随同到柏林赴任。
在这批留欧人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宗光(严复)。
严复当年留学的使命是赴英学习驾驶，在以“屡列优等”的成绩完成专业学习的同时，严复还热切地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
回国后，严复致力于翻译18、19世纪西方经典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学说，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他历时5年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介绍西方的法治思想，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译书中写下167条按语，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诠释，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对中国近代法学贡献卓著。
首批留欧学生归国后，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对此次出洋学习成效颇为得意，称“该学生等重洋负笈，学业有成”，“颇为优异”。
本着继续储备海防人才的目的，清政府于1881年、1885年和1897年，又陆续派出以船政学堂学生为主的三批留学生赴欧留学。
这其间出现了官派法科留学生。
据记载，1885年批准派遣，1886年成行的33名学生当中，派赴英国“专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及英国文字语言之学者张秉奎、罗忠尧、陈寿彭”。
派赴法国“专习万国公法及法文法语者：林藩、游学楷、高尔谦、王寿昌、柯鸿年、许寿仁六员”。
这九人成为首次由官方派遣出洋学习法律的留学生。
他们在国外学习法律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张秉圭、罗忠尧学习腊丁文字及英刑司各种律例、海军捕盗等项公法，皆深知旨要。
陈寿彭充当翻译，亦音字无讹”。
举人林藩等六员“入法国学部律例大书院肄业，均列上上等。
高尔谦、游学楷又取中律科举人”。
虽然此间留学学习法律的人数尚少，但将“交涉公法”明确纳入游学的范围，无疑表明了当时的现实需求。
实际上，1860年代以后，在外国势力的劝说和主动介绍下，部分清朝洋务官员心中已经具备了一些西方的国际法概念。
例如从1867年起，时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1827—1916年)即开始讲授“万国公法”一课，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提供帮助，对当时公法观念的传播亦起到积极作用。
在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亦感有必要掌握国际法。
在中外交涉事宜日益繁重的情势之下，作为：“师夷制夷”、兴办洋务的一个举措，派遣国人出洋学习公法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
2.留日研习法政的兴起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并不重视日本，视日本为“东夷小国”。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引起朝野震动，人们的眼光开始瞄向以西方为模范变法图强获得成功的日本，出现了研究、效仿日本的高潮。
1896年御使杨深秀上奏提出，日本进行“明治维新”，靠的是留学生，西方的各种学科在日本已经“灿然完备。
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分析了日本强盛的原因，列举了留学日本的五点理由。
这些奏章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
此后不久，光绪帝谕军机大臣：“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
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至此，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人员作为一种政策被正式确定下来。
在这一背景下，1896年，清政府派遣十三名学生第一批赴日留学，其中学习法律的有唐宝锷、戢翼翠和胡宗瀛三人。
唐宝锷于1905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学位。
归国后，曾任北洋洋务局会办，兼任陆军部、民政部、修订法律馆、宪政馆外务部行走等职，除政务活动外，还担任律师执业，是中日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
戢翼翠归国后于1900年创办了政法刊物《译书汇编》，刊登西方和日本的法学名著；1902年又将日本学者的《万国宪法比较》一书译成中文出版。
自1898年至1899年，南北洋大臣及湖北、浙江等省先后资送60余名学生赴日留学，他们被分送到日本的各级学校和陆军学校，学习公法、制造及武器装备等。
1903年清政府颁布《自行酌办立案章程》和《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简化自费留学手续，鼓励出国留学。
各省也积极“自备斧资”，广派游学。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断绝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求取功名的途径，不少人转而将出国留学作为做官进阶的捷径。
从1901年开始，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个人自费等各种方式向日本派出留学生的活动如潮涌来，留日人数以几倍直至几十倍的速度猛增。
据统计，1901年留日人数为274人，1902年增至608人，1903年上升到13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到最高峰，为12000人。
受清政府推行“新政”，鼓吹“立宪”的直接影响，赴日留学的重点由早期的“格致”转向“政制”，学习法律和政治成了当时最受人推崇的科目。
正如梁启超所预言，留日生“所学者，政治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
1905年清政府曾派300名官绅赴日留学，其留学科目大体为四种，“日法律，日政治，日理财，日外交”。
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多的法律院校，也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提供了便利。
从1905年至1908年，赴日的公费法科留学生约有1145人。
这些人中，毕业于法政科的378人，毕业于法律科的400人，毕业于政治科的296人，另有71人修完补修课。
为改变留日学生“大都趋向法政，愿习实业者少”这一状况，清政府进一步严格规定：“此后官费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自费出洋之学生非学农、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
”这一规定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留日研习法政的热潮。
这一时期的法科留学生，已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公法，而是涉及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西方法学体系的各个领域，学习形式以速成为主。
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变法对法政人才的迫切需要，经驻日公使杨枢与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商榷，形成了留日学生法政速成学习计划的构想。
按照他们制定的《日本法政速成科规则》，法政速成班修业年限第一期定为一年(后来又延长为一年半)，整个学习分为两个学期，讲授的科目有法学通论、民法、商法、国法学、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裁判所构成法、民刑诉讼法、经济学、财政学、监狱学等。
授课过程中配有中国人作中文翻译。
赴日法政速成科从1904年5月接受第一批94名学生开始，到1906年底接受第五批843名学生结束，前后共举办五期，培养毕业生1145人。
这些速成生有的到日本前就已是进士或举人，学识甚高，有的后来成为政界、法律界的要人，如汪精卫、居正、胡汉民、沈钧儒、汤化龙等，很多人后来成为谘议局议员。
这一期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的著名人物还有：宋教仁、廖仲恺、吴玉章、董必武、张友渔、李景禧、江庸、章士钊、章宗祥、黄尊三、潘念之、张知本、林纪东、戴季陶、蔡枢衡、史尚宽、韩幽桐、戴炎辉、程树德、胡长清、杨度、曹汝霖、吕志伊、朱执信、张耀曾、张君劢、孟森、黄右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