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状元焦竑史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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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学惟学的状元焦竑
唐百成
【期刊名称】《江南论坛》
【年(卷),期】2016(000)006
【总页数】3页(P59-61)
【作者】唐百成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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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四书”诠释中的佛学路向——以焦竑、袁宗道、智
旭为中心
康宇
【期刊名称】《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00)004
【摘要】在禅宗思想随阳明学广泛流传的背景下,晚明兴起了一股“以佛释儒”的经典诠释风尚.焦竑、袁宗道、智旭等作为儒者、居士、僧侣的代表对“四书”做出了佛学解读.诠释者们讲直觉、贵意象、遵循不说破原则,将儒释义理交融会通,极大地拓展了经典诠释空间,激发了文本的生命活力.从具体的诠释旨向看,儒者与居士一直坚守儒学本位,而僧侣更多地借解读四书藉儒显佛.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家经学史翻开了崭新一页,儒释合流成为新的经典诠释兴奋点.
【总页数】8页(P19-26)
【作者】康宇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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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焦竑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
李焦竑三教会通思想是李焦竑晚期的思想,其理论依据在于宣扬同一
宜相信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李焦竑的理论建立在
尊重宗教教义的基础之上,强调这三大宗教的尊严和共同点,提出因
此人们可以透过相互尊重而和平共处。
李焦竑认为,每个宗教教义都
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每个宗教学说也有它共同之处,在团结一致的
基础上促进和平,以达到共融。
李焦竑主张,各宗教间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反映了各
教派的共同目标。
通过遵守简单的和谐原则,使三宗教能够彼此尊重,共同达成一致,从而消除了内部分歧,并建立起一个合理、有序的多
元社会。
在李焦竑看来,宗教必须坚持和平和谐,珍惜融合,以此推
动多元文明,并实现和谐社会发展。
李焦竑三教会通思想为不同宗教之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极力倡
导人们尊重、理解、互相尊重和珍惜多样性。
他强调的主要目的是要
消除人们之间的不同意见,达到和谐、繁荣和团结。
他强调,信仰各
种宗教,无论是否相信,都应该坚守宗教的基本价值观,不断努力,
推动尊重、平等和友谊,使之在广大人民中得以弘扬。
归结起来,李焦竑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是尊重宗教的基本教义,
即遵循一致性原则,实现三宗教间的和睦共处。
李焦竑认为,在尊重
宗教教义的基础上,建立平等、共存和友谊,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
共生。
论焦竑的文论及其学术基础(一)摘要:焦竑学识渊博,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
其学术的主要特征是融摄儒释。
宽闳融通的学术态度,影响于文学,便不必以祖宗陈法及“古法高格”为依归。
认为诗可悟而不可传,“与宗门同风”。
虽兼融和会,但又以儒学为本。
他标举治世之音而又以变风变雅为务,尚实以矫摹形之习。
可见,重实尚用是焦竑文学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关键词:焦竑文论学术焦竑是明代后期的一位古文名家,著作以典正雅驯著称。
有《澹园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焦竑虽然并非是一位典型的文学家,但是以其在儒林、文苑的清望,深为学人仰慕。
早年即“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
”其著述“亡不视为冠冕舟航。
”(徐光启《澹园续集序》)乃至“宇内业已奉为拱璧。
”(金励甫《澹园续集序》)“海内人士得其片言,莫不叹以为难得。
”(耿定力《焦太史澹园集序》)即如李贽、陈季立等人尚不远数千里相就问学。
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代表──公安派“实自伯修发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宗道》)伯修则首先承学焦竑,引以顿悟之旨,而后才就西陵向李卓吾问学的。
(详见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七《石浦先生传》)当然,这种影响并不限于禅门顿悟之旨,而正如马积高先生所云:“小修《石浦先生传》言伯修早年本学济南、琅玡之文,联系起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伯修在文学观上也受到焦竑的影响,从而发生转变。
”(《宋明理学与文学》第十二章《隆庆、万历间的反理学思潮与公安派》)焦竑在晚明期间虽然不象李贽、达观那样被尊为“教主”,以雄肆无羁的气概,而使一境如狂,但由于焦竑“识弥高,养弥邃,综万方之略,究六艺之归。
”(耿定力《焦太史澹园集序》)并且长期居于金陵,而“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
”(《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文端焦淡园先生竑》)可见当时的声望之着,影响之大。
一焦竑曾师事罗近溪、耿天台,黄宗羲将其列于泰州学派,但他又不墨守师说。
谈焦竑文学创作的思想渊源摘要:焦竑是明代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其文学主张既重视性灵,强调学贵自得,又倡言华实相副,标举治世之音,体现了文学潮流变革时期文人的一般特质。
同时,他惩其时之流弊,对前后七子复古模拟之风提出批评,在明代中后期文学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而作为一位身处时代变革期的著名学者、文人,其思想生成的文化土壤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焦竑文学创作思想渊源焦竑,字弱侯,江宁人(今江苏南京),万历十七年乙丑科状元。
焦弦一生适逢明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转折、过渡阶段,他是一位站在明代转折点上的文化名人,其思想也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1 心学与古学:晚明思想潮涌弘治、正德时期是明代思想界、文学界发生变化的分水岭,之前在程朱理学的统治下,明代文坛沉浸在死寂的氛围中,没有变革,缺乏创见,而之后,“文学上北地的李梦阳与哲学上东越的王守仁以‘师古’、‘师心’相呼应,拉开了明代思想和文学变革的序幕。
”本来阳明心学与李梦阳的复古运动同质异构,都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解冻的产物,如嵇文甫先生所说,这二者“看似相反,但其打破当时传统格套,如陆象山所谓‘扫俗学之凡陋’其精神则一。
”然而,复古派的目标,终究是在于复兴古道以达治世,恢复个人与社会,情与理完美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其摆脱束缚,张扬主体精神的程度也就有所局限。
以至于后来,他们太过于强调运用古老的形式反映新的内容,甚至限定于古代一两个时期的一两种文学样式,或是少数的作家与作品作为他们的模板,从而最终走进了文学创作的死胡同,走上了形式主义与拟古主义的道路。
对此,游国恩先生批评道:“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摹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
”这就与阳明心学倡导“良知”,追求主体精神的主张相背离,也必然会遭受笃信心学,提倡思想解放的文人们的声讨。
此外,万历时期的明代社会在张居正病逝之后,己整体呈现出衰败局面,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内忧外患、国困民乏,出现了封建末世的征兆。
明状元黄观“三元”考辨谭甲文【摘要】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科状元黄观“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的说法在科举史上一直是个谜团,不同的朝代、版本、专家均有争议.文章从黄观的出生历史、科考记录以及明代科举制度的变迁出发,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重新考辨黄观“连中三元”的史迹.【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9)003【总页数】5页(P103-107)【关键词】黄观;三元;考辨【作者】谭甲文【作者单位】池州学院教育系,安徽池州 247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1自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62年)的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刘春霖终,约有600余人① 1992年重庆出版社版《状元史话》、1993年沈阳出版社版《中国历代状元录》都只列出596位状元姓名;1994年7月30日《文汇读书报》说从唐武德五年(662年)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刘春霖止,有姓名的状元共599人;199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版《中国历代状元录》则收罗了历代状元602名;周腊生在《再谈历代状元知多少》一文中认为有名有姓者674人(包括西夏、伪齐、大西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状元)。
另本文所说的状元指文状元,不包括各朝各代的武状元。
而“科举经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的,被称为‘连中三元’。
能有如此殊荣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仅十八人”[1]② 《书屋》2008年第11期刊出的张志东《状元春秋》一文,统计中国科举史上“连中三元”者为18人;周亚非《中国历代状元录·历代“三元”表》所载共13人;王鸿鹏等编著的《中国历代文状元》增补明代的黄观,共14人;今人李传玺和周腊生考证均为16人。
其中宋代最多,有六位。
明代的“三元状元”则有两种说法:《明史:选举二》载:“(正统)十年乙丑,会试、廷试第一皆商辂……三试皆第一,士子艳称为三元,明代惟辂一人而已。
水浒传第一作者明朝状元焦竑,成书时间为万历十七年《水浒传》故事从宋仁宗嘉祐三年三月开始,京师疫病流行,无良药可医,死亡许多军民。
历史上的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真如水浒传所写瘟疫横行。
其实历史上嘉佑三年根本没有瘟疫的记载,国泰民安。
也就是说嘉佑三年的大瘟疫,是《水浒传》的作者将经历的大瘟疫,移花接木,挪到了宋代,作为《水浒传》故事的楔子。
话说仁宗皇帝听从宰相赵哲和参事文彦博的建议,差遣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嗣汉天师张真人迅速进京,施展法术以消灾保民。
在龙虎山上,洪信出于好奇,凭借手中的权势强开“伏魔殿”,放走了108位魔君。
洪信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放走魔君,到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造反,相差61年。
如果魔君立马投胎,到能够造反,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样与水浒中人物设计在二三十岁相矛盾,所以作者插进两个人物宰相赵哲和参政文彦博,历史上没有宰相赵哲,倒是有宰相文彦博,那么赵哲是谁,其实赵哲就是宋哲宗,大宋的皇帝姓赵,所以叫赵哲,宋哲宗是皇帝,文彦博是宰相,两人搭班子,所以称文彦博为参政,这样时间后移到宋哲宗时期。
魔君在宋哲宗时期被放出,投胎后上梁山造反也差不多二三十岁,作者这样安排既兼顾了嘉佑三年,又解决了魔君造反的年龄问题。
最早把宋江造反写进小说的是《大宋宣和遗事》,只有近3千字,占有较小的篇幅,可以说是稍带着说的了一下而已,说明当时有宋江起义这个故事而已。
《水浒传》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大的故事框架一致,起因于花石纲,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都头私放宋江逃脱,九天玄女娘娘授宋江三卷天书,三十六人梁山聚义,呼延灼率领官军征剿梁山泊,失败后归顺梁山队伍,接受招安,为朝廷服务,宋江等人打方腊,一些人立功受勋。
所以最初的《水浒传》只有七十回,故事开始于宋江,作者用七十回把三千字的故事生动的描写出来。
《大宋宣和遗事》是南宋作品,《水浒传》创作推到南宋。
嗣汉天师是忽必烈给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的赐号,意为龙虎山自东汉末年世代承嗣,道脉悠长。
大明状元焦竑史学思想探析
作者:郭运功岳麟
来源:《西部论丛》2017年第05期
摘要:焦竑作为日照市两位状元之一,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在日照历史文化乃至我国古代文化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的影响,其思想价值较少为世人所了解。
在此,笔者从其史学思想出发,对其史学观进行了简要分析,期望具有积极启迪意义。
关键词:状元焦竑史学思想
日照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人辈出,“钟灵毓秀,代多伟人”,在古代科举时代尤为显著。
据统计,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始,到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止,近1400年的时间里,可考证的山东籍状元仅有36人。
其中,日照就有2人,另外尚有100余名进士,500多名举人,是名副其实的文教发达之地。
2位状元分别是金朝的张行简,明朝的焦竑。
一、焦竑简介
(一)、焦竑(1540—1619年),字弱候,号漪圆,又号澹园,谥文端、文宪,祖籍山东日照(今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
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后任南京司业、皇长子侍讲、福宁州同知等职。
是著名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晚明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尤其精于史学。
在其传世的三十余种著作中,史学著作就有《献征录》120卷等大量的著作和《焦氏笔乘》6卷等史学笔记,影响深远。
本文在梳理焦竑史学成就基础上,对其史学思想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敬请方家指正。
二、焦竑史学思想简述
(一)、能够秉笔直书、严谨治学
笔者统计发现,在学术发达、人才辈出的有明一代,仅12人被追赐谥号为“文端”,无一不是朝廷股肱、学界名宿。
焦竑是明代最后一位得此殊荣者。
这充分体现出其学识、学风的水平之高。
明朝中叶后,在八股文和阳明心学影响影响下,学术界弥漫着形而上学、空疏浅薄的不良风气。
明代大学者杨慎深恶痛绝地指出:“近日学禅士夫,乃束书不观,口无雅淡,手写讹字。
”一些责任感强的学者士子为扭转这种不良氛围做了不懈努力,焦竑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焦竑倡导学风严谨,注重务实求真。
例如,在《献征录》中,不仅客观地记载了高煦之叛、安化之变、宸濠之乱等当朝重要事件,还对当朝者直接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和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的明朝很少见的。
他对自己家记载也毫不含糊。
虽然非常敬重兄长焦瑞,但在焦竑《献征录》中记载其“累世不第”,无疑最损读书人面子。
这都体现了焦竑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严谨学风。
(二)、重视史料的基础作用
焦竑认为:“古之良史,多资故典,会萃成书,未有无因而作者。
”他建议仿效永乐时求遗书于民间的做法,广搜民间藏书和典籍资料,以丰富史学创作的源泉。
焦竑本人便是大藏书家。
他的藏书十分丰富,《中国藏书家考略》记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
焦竑的藏书楼,矗立于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即“焦状元楼”,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直到1994年春,不幸被拆毁。
焦竑辞世二十多年后,在晚明的兵火动乱中,藏书最终还是散失了。
(三)、注重史书的考辨
“尽信书不如无书”。
焦竑考据著作有《焦氏笔乘》、《笔乘续集》、《俗书刊醒》等。
考据的范围涉及到经、史、子、集等各领域,甚至对《左传》、《史记》、《尔雅》、《六韬》等经典名著都有订正和拾遗补缺,很多观点发前人之未发。
如,《史记·扁鹊列传》记赵筒子得病,召扁鹊来医。
还记载,扁鹊为虢太子治病。
焦竑指出:“扁鹊医虢公,而传云与赵简子同时。
”而据《史记》记载,虢国被晋献公所灭,距赵简子已经有一百二十余年。
焦竑敏锐地发现了司马迁所记自相矛盾。
这种情况很多,反映了焦竑学识广博,注重考辩,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焦竑对考据学的贡献,直接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影响深远。
(四)、焦竑提倡独家修史
焦竑多年担任翰林编修,对编纂史书有独到的观点。
他认为集体修史和官修史书存在一定弊端,不如个人专心修史。
“盖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
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钜之典,何以胜之?”他还采用班固独家修史和欧阳修组织集体修史来实例证明。
“班固也,于《汉书》则工,于白虎通则拙;欧阳修也,于《新唐书》则劣,于《五代史》则优,此其证也。
”认为他们虽然是一流的史学家,但是在和别人合作时,水平却发挥不好。
(五)、经世思想鲜明
明中后期,社会矛盾复杂,统治危机日益严峻,引起有责任感史学家们担忧,他们“以史经世”,欲通过发挥史书“致用”、“济世”的功用曲线救国。
以高岱、王世贞、焦竑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相对于高、王二人,焦竑的论述更为直接。
他主张“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
他认为学术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学以致用”。
这种“史以经世”的思想在古代学术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六)、体现出浓厚的民本观念
焦竑早年家境贫穷,甚至妻子卖掉嫁妆支持读书,50岁才登科状元,兼之性格耿直,触犯了不少权贵,仕途受阻。
坎坷的经历和史家的良知,使其对民间大众的疾苦深为了解和同情,所以他的作品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思想。
比如,《献佂录》为“行太仆寺、苑马寺、盐运司”
设卷。
这些是管理马政、盐政的专门机构,直接关系百姓生活,将三者合为一卷,进行了详细介绍,提高了他们在史书中的地位。
他的论述中多有关于百姓的记载。
《献征录·周定王》:“永乐三年,王上书言汴梁水去,堤防稍固,第乞修旧宫,以居免劳民力。
”《大明灵丘荣顺王墓志铭》:“成化壬辰久旱不雨,王竭诚亲诣坛庙请祷,大雨如注,三日方止,民皆焚香叩门称谢。
”焦竑的民本思想较以往史书更加注重民生,摆脱了固有史书体系的窠臼,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三、结语
焦竑治学严谨,思想庞博,成就显著,是晚明著名的史学家。
焦竑史学成就的取得不仅是中国史学历史发展的结晶,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与明中晚期统治危机加深、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时代特点和由此引发的学术不良风气密切相关。
他的史学观为时人树立了榜样,深刻地影响了学界思潮的走向,给后世以启迪。
作者简介:郭运功,日照市博物馆;
岳麟,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