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业部撤销前后 邵奇惠：不能叫一个干部寒心

机械工业部撤销前后邵奇惠：不能叫一个干部寒心-历史论文机械工业部撤销前后邵奇惠：不能叫一个干部寒心本刊记者｜纪彭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历史上，1998年的那次改革可谓大刀阔斧，所有与经济管理直接相关的部门被一刀砍掉。

经历了这次改革，计划经济向后退了一步，市场经济向前进了一大步。

如今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等等。

人人都喜欢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但是改到自己头上时就不好说了！当我们回首十六年前的那场改革时，不仅要看到“狠”，还要思考“仁”。

一个部级单位的撤销，牵扯着多少人的命运？那些在机关辛劳一生的老同志们，当年可安心？如今可安好？带着这些问题，《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改革前机械工业部最后一任正部长级的常务副部长，改革后机械工业局第一任局长——邵奇惠。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1998年撤销前，机械工业部的情况如何？当时有多少干部需要分流？得知机械工业部被撤销后，您有什么想法么？邵奇惠：机械工业部最大时，共计有4600 多人，管了900 多个企业，是一个大部。

到1998 年，经过了几轮的改革，人员已经大幅减少。

如果不算各个下属单位借调人员，机械工业部只有380 多个干部。

机械工业部撤销后，改为机械工业局，归国家经贸委管理。

当时，给国家机械工业局的编制是104个或105 个。

其中还包括一些已经退休，还在人大和政协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又占了几个编制。

因此，机械工业部能安排九十多个干部。

碰到这样突然的情况，很多干部都慌了神。

那时候，大家视机关工作为铁饭碗，人在机关工作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绝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机关，而且觉得在国家机关工作有一种荣誉感。

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思想是不对的，但当时大家就是这样想的。

我1994 年从黑龙江调到机械工业部当常务副部长，到1998 年时，时间不是很长。

对部里的干部还不是很了解。

虽然到机械工业部时间不是很长，但我自己在机关工作了二十多年，深知这些干部的难处，也知道他们的辛苦。

对这批听党的话、忠于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干部，不应该让他们感到失望，更不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感到迷茫。

讲良心话，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急，但是面对每一个干部，我都细心地、耐心地，关心每一个人的诉求，绝不跟他们发脾气。

我和人事司负责同志定下一条，即便不能叫每一个人满意，也要做到叫每一个人放心。

国历：机械工业部改为机械工业局，作为局长您就肩负起了分流干部的重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展开的？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具体是如何安排这二百多干部的呢？邵奇惠：我到机械局工作伊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干部分流。

整个分流工作从1998 年3 月开始，总共花了八九个月时间，也就是到了年底，终于陆陆续续把分流工作完成。

老实讲，虽然二百多人不是个大数目，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儿。

所以，接下机械局局长的职务后，我就下了决心：大家把机械部当成依靠，关键时刻不能对不起人家。

另外，你不把这些干部安排好，机械局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机械局局长和副局长是中央定，另外的四个副局长很快也定了下来，他们就开始抓日常工作。

然后，我就集中精力来安排那二百多需要分流的干部。

最开始定下来的就是那104 个留在机械局的干部，他们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这样日常的业务工作就交给了到机械局的这些人来干。

这两个工作开始时有并行，因为定谁留下也不是很容易，局里也有争论。

同时，我们把分流方向都告诉了大家：“部属所有的公司、设计院、研究院、在京的其他单位都可以选择。

”有的干部自己就主动到下面联系，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为了把善后安排工作具体做好，我就让秘书和人事司的同志一起，把机关里的380 多名干部的名字、职务信息画了个比世界地图还要大的图表，挂在我办公室的屏风上。

在这张图表上，记载着我和每一名干部谈过几次话，谈了之后的效果等等信息，时时记录、更新。

每名干部至少谈两次话，最多的谈七八次，直到他同意商量好的安置方案，也没什么其他要求之后，我就在他的名字后面打个钩。

国历：机械工业部这二百多名干部，级别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不同、个性也不同。

在分流过程中，作为局长您具体是如何对症下药？邵奇惠：对于各个部委如何分流干部，国务院是有政策的，开始讲“在系统内安排”，主要就是把这些干部安排到下属单位，比如下属的公司、院校、研究所、出版社等等。

这是总的方针，具体到机械工业部，我们有自己的情况。

部里需要分流的二百多名干部情况各异，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种就是五十多岁的干部，比较接近退休年龄，职务上以司局长为主；第二种就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他们是机关未来的核心骨干力量，职务上以处长为主；最后一种就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干部，到机关时间不长，职位比较低。

五十多岁的同志，我就不考虑让他们继续留在机械局工作。

因为按照计划，机械局将在三年之后撤销，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把他们留在机关里面，三年之后，他们怎么办？这些人多数是机关的骨干、很多是司局长，对这部分人，我是尽量把他们安置到经济情况好、有实力的下属单位，给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就希望他们将来在经济上有所保障。

除此之外，只要是具备提拔条件的，尽可能地提拔一下。

比如，你是处长，现在到了下属企业就当个副总经理。

现在回过头看，这批人都比较稳定。

四十多岁的干部，也就是机关里处长们。

这些人都是业务骨干，我就尽量把他们安排到国家机械局。

因此，国家机械工业局一百零几个干部，除了一个是科级，其余干部均是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首先机械局人少了，管的事儿还挺多，留下骨干好办事。

机械局除了管理全国机械行业发展改革以外，还面临机械部下一步改革的难题，六十多个研究院所，十八所直管高校有十几万人，这些改革都需要人去抓。

另外，机械局三年后就要撤销，这些年轻干部经过此番历练，将来能够被别的机关用起来。

实践证明，这些机械局的干部后来基本上都去了其他部委，有的现在已经是副部长。

对于更年轻的干部，也就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年轻干部，大多数安排他们去读研究生。

开始时，国务院政策只讲“在系统内安排”，没有安排学习这一条。

安排学习的政策是过了半年之后才提出来的新方案。

国务院不提，我们肯定不敢擅自主张。

大概各部在分流过程中遇到困难，反映了意见之后，国务院下发文件，允许安排部分干部先学习深造，这样缓一步，很多年轻干部得到了学习的机会。

等他们提高了知识文化水平，再继续安排。

按照国家政策，学习期间由本单位继续发工资。

经过三年学习，再根据自身情况，安排工作。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太放心。

他们提出：“现在说得好好的，可是三年之后机械局都撤销了，我们找谁去啊！学校不管，单位不要，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些年轻干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我想了一个办法，凡是参加学习的人，回来之后的工作，先分配好。

不论是去下属公司、协会、院所，从读书那天起，工资就在新单位领。

国历：机械工业部有二百多干部需要分流，就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闹事的、死活不服从安排的人呢？邵奇惠：说到困难，也有。

不过，由于部里本着从优安排的原则，所以大部分干部谈两三次就解决了。

司局长们稍微难办一点，他们位置高一些，要求自然也高，不好安排，所以一般都要谈几次才能解决。

最多的一个司局长谈了七次。

他是部里的老人，干了一辈子军工，当时是军工司的司长，1998 年时已经58 岁了。

在部里军工司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的老同志、老军工，叫他离开军工系统，他确实离不开，也舍不得。

留在军工呢？又确实没有合适的位置。

我跟他谈了几次，他的情绪一次比一次激动，个人想法变化得也很快。

为了照顾老同志，我说：“部里上百个单位，你挑。

你挑上哪就去哪”，我也提了几个在部里收入高、又稳定的好单位。

谈到第六次时，我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说话有点儿语无伦次，眼神、嘴角流露出有点儿不正常。

安排分流干部，最怕出这样的事情，我赶紧与其他几位党组同志商量，“别谈了！再谈容易出事儿”。

经过我们打听，自从决定撤销机械工业部开始，他精神就不好，在家天天睡不着觉。

第七次谈话时，我就宽慰他“工作一定会安排好”叫他放心，然后建议他先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回来之后，我还特意嘱咐他爱人，多开导他。

在北戴河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他的思想转过弯了，也就想通了。

回来之后就安排他在军工办当了顾问，不久就平稳退休了。

在干部分流过程中，机械工业部搞得比较认真，过去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告状的、上访的。

当时主管我们的国家经贸委负责同志对我说：“老邵，你们搞得还挺好，没一个来告状的。

”“谢天谢地啊！这些人都是好干部，我们要是逼着他们告状，那共产党算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我在分流干部时的真心话！国历：1998 年撤销机械工业部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

但是，一个部委被撤销，肯定牵扯面很广，除了众多干部个人际遇的变迁，从大局上看，您有什么遗憾吗？邵奇惠：确实，国务院机构改革是个大趋势，必有之义。

但是，我感觉还是着急了，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搞机构改革，并非最好的选择，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从职能上面逐步改。

我只谈一点：机械工业部有六十多个科研院所，其中一半是研究机械工业的共性技术，比如金属材料、焊接、铸造、锻造、自动化等共性的技术。

另一半是产品开发，比如汽车研究所、拖拉机研究所、工程机械研究所、重型机械研究所等等。

有些技术当时并不觉得有多大价值，但后来的建设特别需要。

我们的改革一下子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场，叫他们自谋生路。

自谋生路对于研究院所本身困难不大，这些单位掌握着很好的技术，在市场上肯定有办法生存。

现在看，大部分都挣了不少钱。

可这样就使得我国几十年的研究体系遭到严重损失。

举个例子，我们在青海有个高原所，专门研究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发动机如何做到最好的功率匹配。

当时看起来没多大用，可是到修青藏铁路时，这个技术就特别有用。

还有，我们在广州有一个机床研究所，原来叫广州热带机床研究所，主要研究机床的液压系统，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名。

市场化之后，这个研究所就保留很小一部分搞机床液压。

除此以外都搞润滑油生产，密封圈生产等业务。

虽然企业收入成倍增长，可是我国数控机床的液压系统的科研力量损失了。

如果当初机构改革是不那么“疾风暴雨”，而是慢慢从部委职能上转变，我们就有力量、有时间将六十多个研究所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

虽然我们尽力把二十多个研究所整合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里，保留了一部分研究力量，但是损失还是很大的。

（实习生郑博文对此文亦有贡献）邵奇惠，1934 年6 月生于江苏宜兴，1953 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教授，高级工程师，是获国家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者之一。

曾任杭州市第二中学团委书记、共青团杭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

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工人、技术员、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厂长。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