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先生文章有感

读胡先生文章有感
胡德儒先生关心台海问题，写了很多文章，为此笔者深感敬佩!但每每读胡先生文章，总感觉有不同的见解，本着学习的态度，这里试图就胡先生的《“多党制”与“开明专制”，哪一个好？》一文谈谈自己的感想。

说点题外话，其实胡先生大可不必介意“有些人认为笔者是反对中国实行“多党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人物”，我曾经在驳文中说道：其实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本身是中性的，谈不上什么“进步”、“反动”之类，只有把意志强加于人的集团或政党才爱摆弄这些东西，给人们画上各种标签。

关键是：任何制度的选定是不是能真正反映民众的意愿，进一步由此，任何政党的执政，能不能代表至少是尊重民众的意愿，这才是根本。

凑巧的是，最近工信部宣布了一项“绿坝”计划，强迫电脑安装他们指定的软件，在民众的质疑声中，前后说法矛盾，至于制定政策的霸道和不可行，以及挥霍纳税人钱的行为更显出其荒唐，关于这事件，质疑文章很多，本人就不详谈了
胡先生其实一直对制度问题感兴趣，提出一个又一个见解，本人认为这是思想多样化的标志之一，可惜的是，现实中要求统一思想的例子比比皆是，多样化争鸣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和动力，本人愿意就《“多党制”与“开明专制”，哪一个好？》与胡先生展开讨论。

首先笔者不能赞同胡先生的所谓“假如中国实行与西方接轨的“多党制”，一定会付出无比巨大的社会成本，就是会爆发‘颜色革命’，而且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就是想利用‘颜色革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因此，有些中国人坚持反对‘多党制’”这样一种论断。

原因有三：
一、多党制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实行多党制也未必就是和西方接轨，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实行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政党制度完全不同，为什么中国实行多党制就是和西方接轨呢？所谓接轨就是人为地硬性把多党制定位为西方的东西，这种说法同样暗含了某种霸道，而实际上东方正有越来越多国家在实行这种政治制度，因此不能说实行多党制就是和西方接轨（暂且不谈即使“是接轨”也不能说是好是坏），我一再强调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本身是中性的，关键看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同而不是强迫，能否遵从民众的意志并且能有效为民众服务，这才应该是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

二、“多党制一定会付出无比巨大的社会成本”这句话更是武断。

纵观近代史的各种政治制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多党制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反倒有许多事例证明独裁制度才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关于社会成本的问题我在多种文章都涉及到了，这里不详细分析，最简单的，由于独裁制度不能被有效制约，一旦决策失误，将造成重大损失，中国大的运动比如大跃进、文革，其令人痛心的教训说明胡先生还没有汲取，而民主机制正常情况下能有效制约损失于初始阶段，如果我们具体算一算，独裁和民主机制都存在腐败，但我们不妨把各国历史上和现在的腐败造成的损失计数一下，能很说明问题的。

至于由此产生的边溢成本损失就会更加有趣，这里还不包括损失的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等方面。

有些人以希特勒上台说明民主也存在问题，岂不知，德国民众当初选择希特勒并没有错，错的是德国人民放弃了民主制度使之走向独裁，有些人以新加坡一党制来
说，更岂不知，新加坡的制度本身是多党制，新加坡政治制度恰恰说明，多党制并不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如果某集团或政党要来执政，那么好，这不成问题，用民众来举手吧。

三、“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就是想利用‘颜色革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这句话同样存在问题，首先“社会主义”是什么目前无人能给出准确的定义，至少按照马克思原理的定义我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这在国内学术界处于激烈争论中，也不适合在这篇文章探讨。

其次反华和颠覆社会主义不能划等号，反华是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敌视中国的每一个民众或者说敌视中华民族，分裂中国，这叫反华；“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按照字面意义只是想使中国变更一种社会制度，事实上，中国历史也好，人类历史也好，发生过多次政治制度的变更，这种变更是好是坏，只能由历史来说话，而从历史角度讲，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变更都代表着进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这是好的事情。

至于“颠覆社会主义”是好是坏，这里我们无法确认，只能由实践来检验，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反华”和“颠覆社会主义”划等号，否则，我们就无需探讨和争论了，干脆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只能永远正确，一成不变好了。

胡先生在“一、“多党制”弊端的形成机制及其解决办法”提出真理的见解问题及解决方案，不失为一种见解，但胡先生在阐述机制中却忽略了一些因素，比如胡先生之考虑了多党制之间真理的“传递问题”，却忘却了“真理”的传递并不是多党制的目的，多党制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执行是一套既有“真理”又需要“程序”的系统，比如美国的政党制度，是通过分权、制约和平衡三原则来确定的，因此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并不需要向对方传递所谓“唯一的真理”，所以根本无须涉及到枪杆子的问题。

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所谓“真理”是排除在具体的行政之外的。

美国宪法是最高法律，政党或集团的意识形态并不体现在具体的行政执政中，这样的制度有一个好处，比如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动不动就掀起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谓争论，但在最高宪法下，其实什么主义和我们小老百姓有屁关系！说美国是资本主义也好，说美国是社会主义也无所谓，我们看的是民众选举的代理人是否真能代表民众利益，还是借民众之手代表自己或小集团或特定集团的利益，如果不如意，那好，不选你就是了，很简单。

中华民族之所以很累，其实说白了，就是民众无法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

至于胡先生举的例子如水扁陈，正是民主的制约使之受到惩罚，而不是说民主不好，所以胡先生的引申其实说反了。

因为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大陆的非民选官员，其腐败程度、其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一万个陈水扁，看看我们每年被贪官赌掉的钱，转移到国外的钱，公款吃喝挥霍掉的钱，政绩工程损失的钱、还要具体说数目吗？这就是二者的差别，因为一党制的官员选拔，根本无须民众参与，被选拔者只需对上级负责，而无需对民众负责，笨笨地想一想应该很清晰。

更关键的是：历史多次证明，一党制的绝对权利和腐败有着无法斩除的正相关关系。

回过头来说政党的执政，并不需要传递真理，真理那是政党内部的事情，如果硬要传递真理，那充其量是政党之间的关系，而宪法是国家大法，那才是最高“真理”，政党只需在宪法下，做好你当初上台所作的承诺就好了，民众无需看你的“真理”，只需看你的执政能力。

美国的制度，是通过三权分立来执行宪法的，有效地保证了民众利益，但即使这样，美国仍有一部分人认为政府选举最好不要带上政党的标签。

很多人担心失去了政党的力量是否会造成制度的低效，
其实，这也无需担心，并不是说我们认定哪种制度高效或低效，而是我们相信最高宪法的严肃性以及三权分立的有效性，这才是根本。

所以，说来说去，费了那么大劲，我们很多人争论多党制和一党制的优劣，其实我认为哪种“制”都是中性的，关键还是看民众能否参与进来并使执政者得到有效监督，是否符合民众认可的宪法规定。

还是谈一下国共两党吧，胡先生总是提到国民党大陆时期和台湾现状，其实国内战争中的国共两党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主政党，因为说白了，两党都是苏联模型下的产物，是斯大林极权产生的孪生兄弟，他们的骨子里本质上是极权政党而不是民主政党，换句话胡先生的话说：他们的骨子里拼死都要把自己的“真理”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对方，而完全漠视了宪法才是国家的最终“真理”。

胡先生在文章中把政治制度分为所谓四种，即文明多党制、野蛮多党制、开明独裁与野蛮独裁，这种分类作为一种探讨可以，当然从科学分类上讲我还是不同意的，但我这里不想讨论分类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多次论证了独裁不存在开明的问题，至于胡先生举的蒋经国时代的例子，并把其分在开明独裁时期，其实并不正确，独裁按照定义来讲，是由一个人享有绝对权力，换句话说独裁者具有任意支配经济、军事、政治等各领域的权力，蒋经国时期就是独裁时期，不能说是什么开明独裁，开明什么?独裁怎么做叫开明？你无法说出，独裁就是独裁，不容模糊界限。

我们不能说某个皇帝因为不忍杀生、或者发展了一定经济就说他是开明独裁，同样我们不能因为蒋经国后期确定了台湾发展十大经济，就说他是开明独裁，因为说白了，一旦这种决策失误，那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所幸得是，蒋经国的新经济政策正确了。

而大陆的大跃进失败了，所以所谓开明的独裁无非就是撞运气、摸石头过河而已。

所谓开明的独裁本质上还是要百姓摊上一个所谓的好皇帝、好领袖、按现代的话说摊上一个好政党，如此，这是一种很不成熟的社会，这种社会完全凭天吃饭，完全靠运气做事，回想一下大陆的各个地方政府，那一届具有长远打算，政绩工程就是所谓开明独裁的最好佐证。

同样，多党制也不存在所谓文明多党制和野蛮多党制，前面说了，在成熟的社会，“真理”就是宪法，所谓野蛮的多党制，政党野蛮也好，政党竞争野蛮也好，再野蛮你也得遵守我的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在此前提下，民众也好，政党也好，你可以说，也可以游行，因为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根本和“野蛮”或“乱”好无干系。

那政治制度分为“文明多党制和野蛮多党制”说白了，其实和“开明独裁与野蛮独裁”本质相同，都是把国家寄予与运气，靠碰，那绝不是成熟的社会，或者只能叫做类人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