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简牍帛书

汉代文字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400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为帝）、新莽（8年～23年）、东汉（25年～220年）。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

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代文字材料1、简牍文字。

目前已经发现的汉简很多，参看下面所附汉简发现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居延、银雀山、凤皇山、阜阳等西汉早期简牍（属古隶书）；还有定县、大通西汉晚期简牍，武威东汉早期简牍；以及居延汉简（跨度大，有草书）。

百年来汉简发现表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定县汉简2、帛书目前发现的汉代帛书主要有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内容有《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周易》等，均属于西汉早期的古隶书。

帛书老子甲本3、石刻文字汉代简帛文字被发现之前，主要的文字资料来自于刻石。

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

“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

“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

“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

“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

“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

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

汉代简牍书信的形制特征郭炳洁(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洛阳471934) 摘　要:书信是汉代民众已经普遍使用的交际工具,其物质载体的制作样式和书写样式比较规范,具备一定的制作和书写规则:整齐划一的书牍长度;简短精练的篇幅;具有一定范式的格式用语。

这些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当时物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人际交往礼俗等息息相关,是恢宏灿烂的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汉代;简牍书信;形制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9)06-0046-05 见字如面,书信在汉代已经是民众普遍使用的交际工具。

传世文献中的书信大多是内容节选,那些习以为常的固定格式、习惯用语、载体形式等湮没不见。

20世纪以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中保存了大量当时的书信原本,其形制包括物质载体的制作样式以及书写样式比较规范。

以往学者多把研究的视野聚焦在简牍书信内容上,其形制特征鲜有人关注。

笔者认为,汉代简牍书信的形制具有一定规律,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当时的物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人际交往礼俗等息息相关,是恢宏灿烂的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整齐划一的简牍长度宋朝以后,人们习惯用“尺牍”作为书信代称,这是汉代书信写作载体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尺牍之称明确了书信写作载体简牍的长度以及样式,即是汉一尺①的长方形木板,这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曰:“牍,专谓用于书者……《蔡邕传》注引《说文》而曰长一尺。

按汉人多云尺牍,《史记》缇萦通尺牍,此臣得用于君也。

《汉书》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去。

此施于齐辈者也。

”[1]318出土的书信牍长度基本约为汉一尺。

胡平生先生在列表统计了出土的西北边塞秦汉文书简牍长度后得出结论:“秦汉时期公私文书,不论竹、木简或木牍,长度大多为一秦汉尺(西北边塞屯戍简牍略不足一尺与超过一尺者,应看作当时尺度与制作的误差)。

”[2]笔者统计了近年来出土的安徽天长汉墓和长沙东牌楼简牍中完整的书信牍共计24枚,其长度在22厘米到24厘米之间。

７０年代以来的秦汉简帛文字研究【关键词】秦汉/简牍/文字/考释/字形【正文】从战国后期秦至东汉时期的竹木简牍帛书，我们称之为秦汉简帛书。

现今，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特别在史学方面，而本文只就文字学方面介绍70年代以来的研究情况。

自上世纪初，在新疆罗布泊发现汉晋简以来，几批汉简的发现地均在西部地区。

从70年代起，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四川、广西等地都有秦汉简帛书发现。

到1998年上半年为止，公开发表的秦汉简帛书出土及整理情况如下：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有《编年纪》、《为吏之道》、《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刑法文书，并有《日书》2种。

睡虎地4号墓有家书等木牍。

四川青川郝家坪发现战国秦木牍2件，其中1件为田律内容。

甘肃天水放马堆1号战国秦墓有《日书》2种及《墓主纪》。

湖北云梦龙岗6号秦墓有文书的竹简和乞鞫免罪内容的木牍。

湖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遣册竹简。

3号墓发现大批帛书，有《老子》甲、乙本，《六十四卦》、《经法》、《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语事》、《天文气象杂占》、《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合阴阳》、《十问》、《阴阳十一脉灸经》、《导引图》等及古地图2种。

并有类似《黄帝内经》竹简及遣册木牍。

湖北江陵凤凰10号墓有刍藁帐等竹简和遣册，9号墓有“安陆守丞”牍，168号汉墓有《江陵丞相告地下丞》竹牍，8号汉墓、167号汉墓、168号汉墓均出土遣册。

湖北江陵高台汉墓、大坟头1号汉墓也有遣册木牍。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简牍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历谱》及遣册等等。

249号汉墓出土《日书》简、258号汉墓出土《历谱》简。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万物》等。

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都有竹简发现，1号墓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汉元光历谱》等。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有《论语》、《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竹简。

书法的故事纸张发明前，汉代用什么写字的？书法的故事西汉的竹木简、帛书由篆书向隶书的过渡竹木简特点及代表作西汉流沙坠简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人们主要用竹、木或帛来书写记事，叙情表意，传递消息。

竹木简是指西汉时期人们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墨迹文字，狭长的竹片、木片叫做“简”。

如1949 年前出土的流散国外的《流沙坠简》、1972 年至1976 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居延汉简》等。

这些竹木简牍书法直接继承了秦隶的传统，写得浑厚质朴，而又仪态万千，既有篆书圆融流动的笔意，也有“八分”（隶书）的波磔与行草书的连笔，结体呈横势扁方，也可以看到楷书的源头。

西汉居延汉简西汉居延汉简帛书特点及代表作西汉居延汉简局部帛书是指写在帛上的墨迹。

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是良好的书写材料。

1942 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楚帛书，又称“楚缯书”，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帛书。

1973 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帛书。

帛书原藏在一个长方形漆奁里，多数折叠成长方形，有的卷在作轴的木板上。

帛书上不仅有墨书文字，有的还有彩绘的图画。

马王堆帛书经拼缀复原，共28件，12 万余言，洋洋大观，大致可分六大类：1. 六艺类，有《周易》《表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2. 诸子类，有《老子》（甲本）、《黄帝书》《老子》（乙本）、《九主图》等；3. 刑法类，有《刑德》甲、乙、丙三种；4. 数术类，有《五星占》《天文气象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等；5. 方技类，有《五十二病方》《胎产书》《养生方》《杂疗方》《导引图》等；6. 地图类，有《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等。

如果编纂排列上架，堪称一座南方图书宝库，现代人见后无不惊叹倾服。

西汉居延汉简局部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评析说，从书法艺术上看，《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最有代表性。

《老子》甲本，字形大小参差有致，结字或长或扁，舒展自如，纵有行而不呆板，横无列而不紊乱，疏朗灵活，气韵连贯，古隶从一开始就孕育着草隶的胎息，因为篆变隶就是沿着“草化”、“简化”，更加抽象化的轨道前进的。

第四章战国秦汉考古一、战国秦汉考古的特点1．“历史时代”：文字大量用于文献记载和史书的大量出现；简牍、帛书大量出现，成为重要的考古材料；2．进入到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铁器在生产领域取代了铜器和石器，铁器和畜力（牛马）犁耕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3 ．在社会经济方面，冶铁技术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青铜器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漆器制作技术崛起，陶瓷业也获得相应发展；4、城市和商业发展迅速，金属铸币开始出现；5、墓葬形式除流行三代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以外，新出现横穴的砖石墓和崖墓，玉衣随葬代替以前的用鼎制度。

二、战国文化（一）燕下都遗址1.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

2．该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约4000米，东西长约8000米。

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城是主体，西城是军事性的附郭。

宫殿区出土有高达74.5厘米的青铜铺首及兽面纹半瓦当、陶排水管道等。

3．“人头墩”的发现：燕下都遗址城南2.5公里处，有14个高约10米、直径达几十米的圆形夯土墩台，其中均埋葬着大量人头骨，（2000余个）距今约有两千多年。

（可能是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大胜时从战场带回的齐军首级。

）（二）邯郸赵城遗址1、位于河北省邯郸市。

2、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习称赵王城）及东北的郭城组成。

宫城包括东、西、北3座小城，平面呈品字形，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

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现高19米，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

郭城为居民区，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800米，东西宽约3200米，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等手工作坊遗址。

（三）楚都纪南城1．东周时期楚国郢都遗址，因在纪山之南，俗称纪南城，从公元前689年到前278年一直为楚国都城。

位于荆州古城（江陵）以北5公里处。

2、纪南城是战国七雄之都保存最为完整者，被史学界誉为不可多得的“完璧”，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

3、纪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保存完好，高出地面3.9—7.6米，城墙底宽30—40米，墙外有城濠，城墙上有城门。

汉代简牍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

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

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

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

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

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

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墓葬汉简批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

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

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

中国发现的主要竹简帛书汇总：其出土文献足以改写古代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记载的国家，春秋战国以来，百家著书立说，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然而经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焼咸阳宫、永嘉之乱、靖康之变等事件，导致中国很多古文献失传了。

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中国早期的许多文献都是以竹简的形式存在，能够在南方许多墓中保存很多年。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战国、秦汉时代的竹简看到许多失传的文献。

小编就在此列举一些中国发现的非常重要的竹简和帛书，以供各位文化和历史爱好者参考。

郭店楚墓竹简：发现了最早的《老子》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

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

郭店楚简包括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

其中道家典籍三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儒家典籍为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这批典籍除《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外，其余皆为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

郭店竹简《老子》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重见天日银雀山西汉墓，位于山东临沂市区南银雀山。

1972年发掘一、二号墓。

其中出土了竹简文献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

二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32枚。

每简长69厘米。

是西汉实用日历，也是迄今所知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件大事。

它使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疑案得以澄清解决。

《孙膑兵法》王家台秦简：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归藏》王家台秦简，1993年3月出土于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共计813枚。

汉代文字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400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为帝）、新莽（8年～23年）、东汉（25年～220年）。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

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代文字材料1、简牍文字。

目前已经发现的汉简很多，参看下面所附汉简发现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居延、银雀山、凤皇山、阜阳等西汉早期简牍（属古隶书）；还有定县、大通西汉晚期简牍，武威东汉早期简牍；以及居延汉简（跨度大，有草书）。

百年来汉简发现表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定县汉简2、帛书目前发现的汉代帛书主要有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内容有《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周易》等，均属于西汉早期的古隶书。

帛书老子甲本3、石刻文字汉代简帛文字被发现之前，主要的文字资料来自于刻石。

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

“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

“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

“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

“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

“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

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

近年新出土两汉简牍墨书大全（之西汉篇）近年新出土两汉简牍墨书（之西汉篇）文/王晓光简牍帛是上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已面世的楚秦汉晋简牍中，两汉简牍帛是大宗，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多例汉简出土面世。

本文对近十来年新出土的西汉简牍进行粗略考察，简要叙述、分析这些新出简牍情况及墨书特色。

北大西汉简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得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简，这批简共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约1600枚，残断简1700余枚，简长分三种，长简约46厘米，中简约29.5—32.5厘米，短简约23厘米。

北大西汉简内容属古代书籍，不见官方文档、私人文书等，因此又称“西汉竹书。

”［1］北大汉简内容有近20种古代文献，涉及《汉书·艺文志》的六大门类。

北大西汉简北大汉简书法特色：北大简诸篇书写风格不尽相同，墨迹风格不下十种［3］。

总的看一派成熟汉隶风范，法度谨严，书写工整规范，不妨作为武帝间隶书成熟化、定型化的标杆墨迹。

北大简墨字极尽横扁之形，大小匀整；波势磔角适中，少有过分的笔画延展与夸饰，仅在古意略浓些的《苍颉篇》中存有少量左右下方的弧形笔；点画平行列置现象十分突出，结构讲究均衡有序。

其中，《赵正书》、《周驯》、《妄稽》等更接近成熟八分的水准。

水泉子汉简2008年，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M5中出土一批木简，其中较完整的有700多枚，简长19—20、宽约0.6—2厘米，该墓年代约在东汉中期以后。

木简内容分字书、日书两种。

字书主要是《仓颉篇》，共130枚（段）、约900字，字体间杂古形、异体，或是刻意复古，有些含篆体结构，抑或是汉代人对先秦古文字的简俗写法，即所谓“隶古定”。

［4］日书则为标准隶书，分栏书写，从两栏至六七栏不等，其内容与云梦、放马滩秦简等日书有同有异。

水泉子简谢家桥西汉简2007年11月，湖北荆州关沮乡谢家桥1号汉墓出土竹简208枚、竹牍3枚，简长23、宽0.45—0.75厘米，一枚牍长23.6、宽2.8厘米，其余两枚略小。

北大汉简《老子》释文（最新出土文献）说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简称“汉简《老子》”）现存完整竹简一百七十六枚，残断竹简一百零五枚；经拼缀后，共有完整及接近完整的竹简二百十一枚，残简十枚，另有两枚完整竹简遗失，推测汉简《老子》原书应有完整有字竹简二百二十三枚。

其完整简长31.9-32.2厘米（以长32.1厘米者最多），宽0.8-0. 9厘米，三道编绳，有契口。

写满字的竹简一般每简二十八字，文字分布极为均匀整齐，极少数简写到二十九字。

该抄本避汉高帝刘邦的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的讳，故此抄本应当抄写于汉高帝时期，是西汉初期的抄本。

文字书体清秀飘逸，体势略向左下方倾斜，与成熟的汉隶接近，但独具特色，堪称西汉初期隶书艺术的瑰宝。

据统计，汉简《老子》全书正文现存五千二百字，另重文一百一十字，此外还有计字尾题十三字，简背篇题八字。

推测原书正文应有五千二百六十五字（较其自注字数多二十字），另重文一百十四字。

残缺的文字有不少可据上下文补出，对理解文义有影响的阙文总计不超过全书的百分之一，在目前所见出土简帛《老子》古本中保存最为完整。

汉简《老子》分为上、下两篇。

二号简背面上端有“老子上经”四字，一二四号简背面上端有“老子下经”四字，书体与正文一致，应为抄写者所题，即汉简《老子》上、下两篇的篇题。

其《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

全书共分七十七章，其中《上经》四十四章，《下经》三十三章。

每章均另起一简抄写，章首（第一道编绳之上）有圆形墨点“·”作为分章提示符号，章尾未写满的简形成“留白”。

通过简背划痕的验证，确认《上经》、《下经》之内的章序应与传世八十一章本一致。

凡例1.[]中为原简文残缺根据他本补出的文字。

2.()前为通假字，中为正字。

3.<>前为讹字，中为正字。

4.【】中的数字为简号。

5.文中所称“王本”即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的简称。

老子上经（此四字书写于第二简背）第一章（王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合校及文字复原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合校及文字复原《史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至今有三个版本源头：一个是相传从河上公传下来，魏晋人王弼注释的版本，是现代通行本的祖宗。

一个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甲乙两个版本，还有一个是郭店楚简中的《老子》残编。

根据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与1979年郭店出土的楚简本《老子》残篇得知，现传世之《道德经》并非是老子书的原貌。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乙两种版本。

两版本的书体有些不同，但都属于隶书。

乙本避刘邦讳，可以断定它是汉朝的抄写本无疑。

甲本由于不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因此可推断它当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

过去多以为隶书出现在秦篆之后，是“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

从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千一百余枚隶书秦简和1980年又在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两件隶书战国木牍的情况来看，隶书的出现与流行应早于秦篆。

现代大量考古发掘证明，隶书在战国时期就已广泛使用于以竹木为书写材料的简牍上。

甲本帛书很有可能是直接从战国时期的竹简上转抄过来的，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保存最为完整、最接近原貌的古本《老子》版本。

三国时魏人王弼注《道德经》则是现存传世本中的最早版本。

帛书本不分篇章，传世本《老子》则分为上、下篇共八十一章。

文字也多所不同。

以下是帛书《老子》甲乙本合校的简体字复原文本。

帛书《老子》甲、乙本合校及文字复原【上篇·德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

汉代简牍帛书书法艺术汉代简牍帛书书法艺术在西汉晚期造纸术发明之前，古人的普遍书写材料是竹木简牍。

直到东晋以后，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纸才逐渐取代了竹木嫌帛。

西汉至东汉中期以前社会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仍然主要是竹简和木牍，我们今天通过考古发掘所能看到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书法遗迹也以简牍为主。

帛书则因为丝帛价格高昂，不可能普及，只能用于某些特殊场合，而且不容易保存，因此汉代帛书的数量虽然众多，能保存至今且被考古发掘的很少。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为我们留下了汉代帛书的珍贵资料。

这一批帛书都书写于西汉早期，包括帛书《老子》、《周易》以及其他一些先秦古籍及地图等，共约12万字，为多人书写。

其中《老子》甲本秒写于汉高祖时期，字体为古隶，接近篆书，字形较长，和秦代隶书差别不大，同音假借的现象比较普遍，它说明秦代的“书同文”工作贯彻得并不彻底。

《老子》乙本约抄写于惠帝和吕后时期，字形以扁方为主，波碟等分书特征比较明显，工整、端庄而富于变化。

马王堆帛书为我们留下了隶书从古秦隶向汉代隶书过渡的典型遗迹。

除了马王堆帛书之外，最著名的.汉代帛书遗迹是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书写于一幅红色丝织物上的墨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用篆书写成，为当时出人边境关隘的官方通行证。

篆书规范飘逸，说明当时在重要的正式场合仍然习惯于使用篆书。

汉代简牍有一定的制度。

竹简主要用竹片削制，然后编制成册，以利书写保存。

木质的简牍多以松木、柳木为主。

汉代的简册按不同的书写内容有一定的长度规定，一般的简片长23厘米左右，宽1厘米，厚0.2至0.3厘米。

汉代的1尺约合23.5厘米，一般简札约长1尺，这类竹简主要用于书写普通书籍、书信和文牍，所以后世以“尺牍”作为书信的代称。

皇帝的诏书长1尺1寸，有时使用专门的书体书写。

儒家经典的长度为2尺4寸，即55-56厘米。

官府文书用简长2尺，称为“檄”。

书写法律条文的竹简长3尺，为汉简中最长的。

古代的竹木简与帛书日本出土写有《诗经》注释的木简日本兵库县丰冈市教育委员会２０日宣布，该市日前出土了写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诗经》注释的平安时代木简。

据日本媒体报道，木简是在位于丰冈市日高町的祢布森遗迹出土的。

据考证，这里是公元９世纪初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地方行政区但马国的国府。

丰冈市教育委员会从今年４月开始对这一遗迹进行发掘，共出土了２０３件木简和木简残片。

其中一块长３９．５厘米、宽１０．９厘米、厚７毫米的木简正面有用墨书写的“凄寒风也谷风曰东风健儿长”字样，背面写有“君子”的字样。

据报道，“凄寒风也”是对《诗经》中“凄其以风”一句的注释，而“谷风曰东风”则是对“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一句的注释。

但“健儿长”没有在《诗经》中找到对应诗句，可能是指日本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国家在地方驻扎的军事组织“健儿”，也可能是指木简的主人。

报道说，这些注释可能是古代地方官吏将课文抄在木简上用于学习的。

９世纪前半期，日本编纂了很多中国的汉诗集。

木简上的注释表明，当时在京城（平安京）的汉诗流行风潮也影响到了地方。

奈良文物研究所史料室室长渡边晃宏说，这些木简是研究当时日本地方和中央关系以及地方官员工作情况的珍贵史料。

竹木简帛书的鉴定与辨伪纸张问世以前，书写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铜器(以及一些货币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简与帛书。

竹木简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时代就应该有了。

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根据《尚书》所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并看到甲骨文中“册”字明显是以绳索编串起来的简册的缘故，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故名曰“作册”。

只是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当时的简册遗物。

目前所发现的简，主要是战国至东汉末年(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的遗物，自东汉以后，由于纸的逐步推广，简被取代，直至魏晋才基本绝迹，前后盛行达千余年。

战国时代的简，已出土的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的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