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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流的内涵及其意义
主要内涵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定义：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乱世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否定，认为名教是执和障，主张破执除障，保持本来面目。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潇洒风流、通脱自然的精神风貌与思想风格，所以又被称为“魏晋风流”。
何晏、王弼以及“竹林七贤”等人是这批士人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崇尚老庄、蔑视礼教，放达不羁、遗落世事。
魏晋风度形成于魏晋时期，不仅在六朝时期有延续与发展，就是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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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的主要行为表现是饮酒服药、扪虱清谈等，往往慷慨洒脱，随性而为，放达不羁，但这些行为只是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象，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底蕴，也就是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内在精神。
魏晋风度是名士们追求的精神自由同黑暗的社会现实碰撞出的矛盾体，是他们外表的飘逸、豁达、欢乐、奔放与心底的沉重、执着、痛苦、压抑对立冲突的产物，而他们那些放达不羁的行为恰恰说明了他们从未实现绝对的精神自由。
从《世说新语》谈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意义关键词：魏晋风度;精神内涵;时代意义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奇异、最另类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及生命价值的时代。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漢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魏晋名士将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一种异于流俗的、超群洒脱的方式生活着并重新思考、诠释生命的意义，构筑了文学史上一道绚烂夺目的风景。
一、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魏晋时代是美的自觉的时代，《世说新语》中晋人发现了人物的美，包括人物的自然美，行为美，更重要的人格美。
如果说道家求真，儒家求善，那么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则求美，他们赋予美特殊的内涵。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魏晋时期品评人物即是从人物外貌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以一种艺术审美的眼光对人物精神风韵进行关注。
对于自然美，魏晋士人特别追慕姿容行止的洒脱俊逸，大都非常重视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
《世说新语》专门有《容止》篇来表现时人的仪容之美。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当时以白皙、瘦弱、清俊为美，魏晋士人这种瘦削俊逸的形貌也恰增添了一些仙风道骨的清逸之气。
对于人格美，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象”和佛学“略形取神”审美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重视人的内在神韵。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魏晋人常喜爱用自然之物来比喻人物，这是人格美的一种整体表现，这种描述方式使自然美与人格美相互映衬。
它的主要含义是崇尚自然，与世隔绝，坦诚和自我欣赏。
定义：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个性之美，不仅是“神秘的”精神世界的出现，而且是苦难时代心痛的反映。
这是对汉代儒家行为准则的否定。
他们认为明教是一种执着和障碍，主张打破壁垒，保持原有面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学者追求的一种自由奔放的精神风尚和思想风范，也被称为“魏晋风范”。
何Yan，王Bi和“竹林七贤”是这些学者的杰出代表。
他们提倡老庄和庄子，鄙视道德，无拘无束，把世界抛在后面。
魏晋风度在魏晋时期形成。
它不仅在六朝延续和发展，而且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扩展数据魏晋风度的主要行为是饮酒和服药，捉虱子和聊天。
他们通常慷慨，自由，轻松，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拘束。
但是，这些行为仅仅是魏晋风度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细节，即这些表象下隐藏的内在精神。
魏晋风度是名人追求的精神自由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它是优雅，开明，愉悦而奔放的外表与内心深处，持久，痛苦和压抑性冲突之间冲突的产物。
他们的奔放举止表明他们从未实现过绝对的精神自由。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
”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
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
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
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魏晋风流：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来源：“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
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
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
令人叹服。
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
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
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
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
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
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
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那为一杯酒放弃身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
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
这就是魏晋风度。
美学命题：王弼：得意忘象“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魏晋风流的内涵及其意义所谓“魏晋风度”，基本上是杜人所倡导和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
它唱的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精神自由的提升，对吃药、喝酒、聊天的怪异的精神深度。
魏晋风度因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自古以来，对魏晋风度的评价数不胜数。
其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魏晋风度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其意义一直存在争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魏晋风度的价值。
作者结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阐述了自己对“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的看法。
在我国历史上，魏晋风度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
魏晋风度产生于魏晋末年，一直延续到晋朝。
“魏晋风度”实际上是对魏晋名人生活的高度概括。
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主要指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所具有的清俊通脱、率真任诞的行为风格。
在魏晋时期，名士们普通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纵情山水、服药饮酒。
由于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
社会环境复杂，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其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其人格行为思想等又非常的不拘礼节、不滞于物、风流潇洒自信。
士人们颇喜雅集，大多数独立特行。
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丝毫不拘礼节，经常积聚于竹林中喝酒纵歌，洒脱倜傥，清静无为。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来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主要指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所具有的清俊通脱、率真任诞的行为风格。
在魏晋时期，名士们普通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纵情山水、服药饮酒。
由于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
社会环境复杂，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其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其人格行为思想等又非常的不拘礼节、不滞于物、风流潇洒自信。
士人们颇喜雅集，大多数独立特行。
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丝毫不拘礼节，经常积聚于竹林中喝酒纵歌，洒脱倜傥，清静无为。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来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的文学表现与意义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文学表现以魏晋风度为主要特点，这种风度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上，更体现在文人士人的品质和精神追求上。
本文将从魏晋风度的文学表现和意义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魏晋风度的文学表现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中以诗歌最为突出。
这个时期的诗歌风格多样，既有古风的继承，也有新风的创造。
魏晋时期的诗人注重个性表达，追求真实感受和情感宣泄，他们的诗歌不再拘泥于形式和规范，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和情感的真实性。
例如，曹操的《短歌行》以其真实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思考而著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以其豪放的笔墨和自由的意境而闻名。
除了诗歌外，魏晋时期的散文也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注重情感表达和人文关怀，常常以自然景物和人物形象为载体，通过描绘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表达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
例如，嵇康的《琴赋》以琴为主题，通过对琴音的描绘和对琴师的赞美，表达了对人生追求的思考和对艺术的热爱。
二、魏晋风度的意义魏晋风度的文学表现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人生态度。
这种风度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士人的品质和精神追求。
首先，魏晋风度体现了文人士人的胸怀和气度。
魏晋时期的文人多为士族出身，他们有着崇高的人格追求和高尚的道德观念。
他们以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为自豪，追求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升华。
他们的文学作品常常表现出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对真理和美的追求，以及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怀。
其次，魏晋风度体现了文人士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文人士人常常处于边缘地位。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相反，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追求内心的自由和独立。
他们的作品常常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人生的坚守，体现了文人士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
最后，魏晋风度体现了文人士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
魏晋风度的现实意义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礼俗文化的一种风格，它的现实意义是：
1、魏晋风度体现了一种礼仪文明的精神，强调礼节的尊重，鼓励人们尊重他人，增强人们的文明礼貌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2、魏晋风度体现了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敦厚的礼貌，谦逊的态度，使人们在社会中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
3、魏晋风度体现了一种崇尚学习的精神，鼓励人们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
4、魏晋风度体现了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以促进人的自我实现。
魏晋风度的理解与认识
魏晋风度是指中国古代魏晋时期的文化精神。
它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思想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民，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
它不仅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东亚乃至世界文化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晋时期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道德、理念和审美。
首先，魏晋时期的道德观念对后人影响深远，以儒家学说为基础。
其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强调仁义、礼仪、智慧和信仰。
例如《论语》、《孟子》、《礼记》、《春秋》等众多经典作品，都体现了这种道德观念。
这些作品被历代中国人所敬仰，被誉为“中国经典”。
其次，魏晋时期的理念观念也对后人影响深远，以墨家学说为基础。
它强调“以君为本”，主张“守礼遵命”，强调“尊师重道”，强调“自强不息”，注重“实事求是”，提倡“忠孝两全”，力求“立德立言”等。
这种理念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使中国文化具有辩证思维、实践指导的特点。
最后，魏晋时期的审美观念也对后代影响深远，以纵横家学说为基础。
它强调“统一规范”，主张“天人合
一”，强调“大义正气”，强调“宽厚仁爱”，注重“温厚柔和”，提倡“美化环境”，力求“和谐社会”等。
这种审美观念使中国文化变得宽容包容、浩大恢宏，能够将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内在与外在融为一体。
总之，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它不仅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民，也影响了世界文化。
魏晋时期的道德、理念和审美观念，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凝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使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和改进，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东亚文化的一部分。
南北朝时期的魏晋风度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富变革性的时期，也是华夏文化的一次转型升级。
其中，魏晋时期是这个时期中最为响亮的一段历史，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高度成熟与丰富多样。
魏晋风度是一种文化遗产，它将文人的观念、审美与生活方式化为一种独特的风尚。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了风云变幻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中，北朝与南朝交替出现，历经五代，国家的建立与消亡不断发生，这使得人们的生活日渐困苦与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晋的出现给了人们新的启示。
魏晋风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历经千年而不曾消散，它源于生活，融入了人们在智慧与艺术上的理解，更是一个文化时代的文明象征。
魏晋风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人们的视觉美感上。
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与众不同的风情。
古代人们对形象的独特表达方式，使得中国艺术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
例如，这个时期的瓷器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魏晋瓷器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更注重细节与装饰的处理。
瓷器的设计不仅注重美的形式，而是在于融合了人们的情感与审美。
正是这样的艺术特色，使得中国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风度除了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表现之外，还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
在这个时期，文人墨客尤为活跃，他们喜欢独来独往，喜欢独处思考与创作。
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赞赏，使得他们经常出游寻秀，探幽访胜。
在这个时期中，人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容纳，是一种互通的心灵亲密感受。
这种心灵亲密感受让文人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交往、情感和生活方式的风格。
此外，魏晋时期的人们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关注奢侈华丽的物品，他们更注重的是情趣味于品位。
这一时期中文学与学问达到了鼎盛的高峰，许多著名文人墨客也是这个时期中出现的。
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一个人自我与自然、文化与技巧、艺术与生活的不断融合与发展。
在魏晋时代，文人精神与审美意识已经为代代传承下去的中国文化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文化时代之一。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摘要: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
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关键词:魏晋名士;魏晋风度;中国文人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二者凝铸而成的人格精神,是魏晋名士的内在质素与外在标志。
千百年来,作为名士标识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时至今日,人们提及中国传统文人时,仍会对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津津乐道,甚或流露出艳羡之情。
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人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有影响的魏晋风度究竟有何时代意义?一、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鲁迅之前,魏晋名士风流是学人对魏晋风度的另一种表述。
清代学人顾炎武曾这样评价魏晋名士风流:“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
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
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
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
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
’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
”①顾炎武以为,曾经盛于洛下的名士风流,就是正始名士表现出来的“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正始以下,名士竞相祖述,遂至风流弥繁。
顾炎武所说的名士风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崇尚老庄,以清谈为尚,所谓“弃经典而尚老庄”;二是灭弃礼法,任情放诞,所谓“蔑礼法而崇放达”;三是寄情世外,仕不事事,所谓“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对魏晋名士风流,两晋时期就有桓温、庾翼、干宝、范宁等人提出批评。
范宁《王何论》对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进行猛烈抨击:“王何灭弃典文,不尊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
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
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然将坠。
遂令人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
”②两晋以后,魏晋风度在激烈的批判与热情的赞扬声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
世人对魏晋风度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们对名士风流的基本态度。
以赞美或欣羡之情来谈论和评价魏晋名士风流者,多属失意文人。
正统文人却对此不齿,故而多所批评。
明人徐应雷的古今名士之辨,实际上反映出人们对名士的两种态度:所谓名士者,非姓名流传,人人皆知其名之谓……吾独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
袁侍中谓韩康伯:“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
”袁粲每经傅昭户,叹曰:“经其户,寂若无声;披其室,其人斯在,岂非名贤!”夫名下岂有闲人?而曰门庭萧寂,而曰寂若无声,无乃不知名者也。
则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夫痛饮酒,何关于名?而常得无事,又无乃不知名者也。
且人知饮酒读《骚》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无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达于孝伯之旨之轻重也。
③徐应雷所说的“名士”,包含四层意思:一是不一定有超群出众的才能,二是经常无事可做,三是既能饮酒又能豪饮,四是经常对时政或社会议题发牢骚。
后人把能饮酒、好发牢骚作为名士的两大标志,而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条——不需做事。
有酒喝,有人围绕着聊天发牢骚,又无需做事,就必须有两大资本:一是善于谈玄清议,二是有物质条件。
不善于谈玄清议,就没有人愿意听你发牢骚;没有物质条件,就不可能经常有酒喝,自然不可能痛饮酒。
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才不必做事情。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魏晋名士风流,与魏晋风度是一个大体相同的概念,包括了谈玄清议、无所事事和饮酒、发牢骚。
如果再加上风流自赏和服食养生,就是完整的魏晋风度了。
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反映出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复制性。
超越魏晋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文化背景,去讨论魏晋风度的内涵与形成之因,只能是雾里看花,无异于隔靴搔痒。
超越魏晋时代而试图模仿或复制魏晋风度,只能得其形貌,而不能得其神髓,甚至是邯郸学步,只能为卫道者或热衷功名利禄的官场人物攻击魏晋名士风流提供口实。
然而,许多人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
那些所谓的名士不知与时俱进,热衷于追慕魏晋风流,钟情于模仿魏晋风度,结果却是徒为世人耻笑。
譬如服食,乃三国魏何晏所首创,后来成为魏晋名士风流的一块招牌。
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
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④王孝伯之所以认为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写得最好,是因为他在服食发散之时充满了孤独感,而孤独最易催人老。
王孝伯是对魏晋风度有深刻理解的东晋名士,服食发散就是其躬身实践名士风流的一种形式。
魏晋以后,不少人仅知服食发散乃魏晋名士风流,却不知魏晋名士为何要服食发散,以至于闹出大笑话:“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
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
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
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
”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
”众人大笑。
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⑤魏晋名士服食,是服用五石散。
世俗不知,以“服食”为服石,故有服米中之石,也要装模作样地发散,对人说是“石发”。
世俗之学魏晋风度,大多类此。
一些人不加辨别,认为这就是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多所诟病,甚至大加挞伐。
殊不知这样的作为,与魏晋风度丝毫无涉。
如果把此类事情攀附到魏晋风度之上,那就是不辨朱黄了。
二、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时代规定性。
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既是魏晋风度的时代规定性,又是魏晋文化赋予魏晋名士群体的独特人格精神。
汤用彤先生说:“今之论者以为各民族文化各有其文化之类型,一代哲学思想各有其思想之方式。
盖谓各种文化必有其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虽经屡次之革新与突变,然罕能超出其定型。
”⑥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汉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
这一时代特质,是由魏晋文化“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所决定的。
魏晋风度“特别具有之精神”,是由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通过他们的人生实践表现出来的。
他们生当魏晋易代之际,又当玄风大畅之时,受时代政治文化之影响,遂表现出独特的人格精神。
嵇康“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
风邈挺特,阴映于天下。
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
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锄胜己,靡或有遗”。
阮籍“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
求免世难,如为有途。
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
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
所以,沈约以为“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
慢行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
⑦沈约强调了嵇康、阮籍所处的特殊时代,即司马氏专权,处心积虑诛杀异己。
生当这样一个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凶险的时代,许多名士因主动或被迫选择曹魏而遭受杀戮。
嵇康和阮籍这两位旷世高才既不肯党附司马氏,又不愿成为曹魏的贰臣,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托迹自保,表现为远离政治,托言玄远,风流自赏。
所不同者,是阮籍故意毁行废礼以秽其德,给人疏狂放达之印象。
然而,托迹自保仅是他们处于特殊时代的特殊选择。
这样一种选择传达给世人的,是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生当乱世,却能坚持其固有态度,其最主要者就是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
萧散怀抱是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风流器度是魏晋名士的处世方式。
二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
透过魏晋名士的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可以发现其所蕴含的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质,这就是轻蔑名利、遵乎达生。
何晏的风流自赏、珍爱生命,嵇康的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过,刘伶的嗜酒佯狂、托体天地,王戎的嗜财爱物、明哲保身,以及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的空谈经济、不务世事,等等,无不体现出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正如史家所言,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夫学非常道,则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则在情斯遣。
其进也,抚俗同尘,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
若乃一其本原,体无为之用,分其华叶,开寓言之道。
是以伯阳垂范,鸣谦置式,欲崇诸己,先下于人,犹大乐无声,而跄鸾斯应者也。
庄生放达其旨,而驰辩无穷;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⑧。
进则不居名利,退则以保天真,需要具备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换句话说,正是具备了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魏晋名士才能够“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
魏晋名士并不是对功名利禄无所萦系,而是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思想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正是这种转变使他们放弃了常人难以释怀的功名利禄。
魏晋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复存在,此前已退出正统思想竞争的思想观念重新活跃起来。
魏晋名士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除儒家之外,还有道家以及道家与魏晋时代相结合的产物——玄学,以及刑名、法家、佛家等其他思想文化,但居主导地位的已不再是儒家,而是道家和玄学思想。
正是这一历史性变化,使魏晋名士“学非常道,则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则在情斯遣”。
这是魏晋名士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得以形成的思想之本,也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的文化之源。
三、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轻蔑名利和遵乎达生是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与精神所在,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是魏晋风度的具体表现。
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形成,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的士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首先在于它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
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惨烈的政治斗争令魏晋名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当此之际,名士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常常有忧生之嗟。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趋同性,人格精神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正如刘师培指出的那样:“迄于西晋,一时文士,盖均承王、何之风,以辨析名理为主,即干宝《晋纪总论》所谓‘学者以庄老为宗,谈者以虚薄为辨’者也。
”“而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
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
”⑨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趋同性与一致性,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