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8-2011届高三语文阅读文选之时评(2)

2011届高三语文阅读文选之时评（2）《解放日报》：如此“认证”柳田认证机构的是是非非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早有全国牙防组因违规收取“认证”费被撤销，又有C--NCAP（中国新车安全测试）的碰撞测试被指是花钱买来的“五星安全”，引发一场汽车安全的信任危机。

牙防组不具备认证资格被认为是一场不规范的认证，而后汽车安全的五星认证又成了企业和认证机构之间“自娱自乐”的测试游戏。

现在的认证又有了新趋势。

上个月，中国国际商务电子中心国内首个“团购认证”出台还不到一个月就遭遇举报，被认为该行为违法。

今年才火起来的团购背后，消费者褒贬各半，往往发现“团不符实”。

团购业的大洗牌似乎势在必行，消费者也亟需有权威机构掌控这次洗牌，提高行业门槛。

而媒体最近又曝出某洗手液与中国女医师协会“共同传播健康”的广告词打了“认证”、“推荐”的擦边球，而双方又对“共同传播健康”的合作是否涉及“检测”或者“赞助”语焉不详。

该事件更折射出聪明的商家利用短暂的三十秒广告强加给收看者所谓“共同传播健康”即“认证”的逻辑。

没有一个消费者希望扮演专家、测试员或是检验员的角色，我们往往寄希望于专业人士能建立起一种消费安全的标准。

种种协会、机构纷纷凭借着可靠、公正、独立的面目粉墨登场，频频出现于广告和各种营销场合中，究其原因是在公共传播中，无论是媒体还是商家越来越依傍专家，或者说是依傍一个专家的“身份”。

电视广告中一个自称是某某博士、某某主任医师的人，说道“我信赖”、“我推荐”、“经证实”云云，不过是商家期望他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权威的暗示，暗示一个具有一定权威的商品。

究竟这位博士是何方人士却少有人刨根问底。

所以与其说他们在出售某种商品，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出售专家的身份。

如果这一切都还只是广告的修辞，是商业的语言、营销的手法，倒也无妨。

“信专家”果真推广到了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生存策略中，那才会造成一场场认证乱象。

商业的需求必然将目光投向可靠、公正、独立的认证机构、协会、学会。

拥有着学界、智库等专业资源优势的机构，在建立持久公信力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短视行为之间，一旦出现动摇就会造成信任危机。

认证收费必须也只能停留在目标与程序均出于公众利益考虑的基础上，否则很难说这笔钱究竟是什么费用。

在奉劝认证机构洁身自好，建立良好的信任体系和公信度外，也要建言认证机构不要怕见阳光。

比如中国国际商务电子中心遭到质疑之后才发出“严正声明”，解释了部分质疑，但是对于是否具有认证权限这个焦点问题并未具体回应，这也导致了争议不绝的现状。

类似的“严正声明”是否应该在认证行为之初便与媒体、公众充分沟通？如此，也不会至今依然看不到这次团购风波的下文。

几次的“认证危机”全是在媒体曝光之后，才引发的社会关注。

在每一次认证事件之后，也只看到了企业的危机公关，却未见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监督和清理行动。

这才会助长商家打认证擦边球的趋势不断壮大。

目前进一步理清认证资质和行业规范间的区别，厘清广告语和认证行为间的区别，让真正的三方机构健康发展。

《人民日报》：专家学者咋一个个被憋屈成“故事大王”？犁航如今，不少讲坛都打着讲历史的旗号，编了很多观众难以考证、难辨真假、捕风捉影的历史故事进去，把一个个专家学者硬生生憋屈成“故事大王”，在历史史实中掘地三尺，口吐莲花。

胆子越大，发挥的余地就越大。

故事越耸人听闻、越玄乎、越不靠谱，便越招人眼球，越有益于收视率。

显然，很多观众喜欢这种讲授方式，不然，怎么会达到几乎谁讲谁红的地步？带故事性的影视传媒受到观众的追捧，带故事性的平面纸媒同样受到读者喜欢。

故事不仅易于刊载于纸媒，也可以改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改成讲述、猎奇等栏目，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热爱故事的人众审美趋向，导致几乎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在拼命往故事上靠。

近年的报刊栏目设置上看，都带有向故事投降的倾向。

时下发行量大的刊物，如《意林》《故事会》《读者》《知音》等等，无一例外地都体现出了浓郁的故事性，故事越经典，越受观众和读者欢迎。

故事性的随笔比思想性随笔受欢迎，故事性散文比纯情感散文受欢迎。

不仅如此，诗歌和文学评论这种个性特征鲜明的文体，也出现了故事化的倾向。

有些诗人写“故事诗”，如著名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就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带动了一大批诗人效仿。

还有的评论家不评书，专写人，尤其是敷衍塞责的评论家，写故事性评论足以应付那些沽名钓誉请求名家作序写评的作者。

故事性刊物的发行量大，故事题材稿费一路走高，市场广阔，造就了一大批专写故事的作家、写手。

在作家和写手中，最受市场欢迎的，是写故事的高手，他们的稿费收入让写其他体裁的作家或者写手望尘莫及。

于是，文学生产中出现了“故事经济”现象——故事卖得比小小说好，小小说卖得比中篇小说好，中篇小说卖得比长篇小说好，长篇小说卖得比散文好，散文卖得比随笔好，随笔卖得比诗歌好，诗歌卖得比文学评论好，文学评论卖得比其他学科的学术论文好！文学生产乃至艺术生产领域内的故事化现象，反映了文化快餐时代的“泛故事”特征，畅销刊物的发行将“泛故事”现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成为文学体裁的点睛之笔，风行天下，就连公文写作也容易嫁接故事。

大众对快餐文化的审美需求，推动了“泛故事”现象日益凸显，反过来，“泛故事”现象又将更多的受众纳入快餐文化的轨道，培养出更多的“泛故事”消费者。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故事？喜欢讲，喜欢听，喜欢编？笔者分析，首先，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身体力行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故事有天然的亲近感。

其次，与现代人平时工作比较繁杂劳累有关，休闲时懒于思考，缺乏对事实真相的探究欲望，乐于接受感性的东西来追求感官刺激，打发时光。

故事作为一种丰富生活的调味剂，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但把故事当成文化主餐进行营养吸收，让思维漂浮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层，很容易形成思维惰性——对感性的崇尚，对理性的放逐，这便是理性思维的悲哀。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不擅长理性思维，我们的文艺理论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我们的诸多理论家少有建树，还在通过摘抄西方论著，支撑自己的门面。

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要真正达到和世界接轨，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至少不能期待通过提高讲故事的水平来实现。

过度流行讲“故事”现象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文化与学术发展也应适当进行理性作品的普及，调整我们已经偏颇的思维方式，让感性和理性并驾齐驱，这不仅有助于健康思维品格的形成，也有助于更多与国际比肩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出现。

《大河网》：“爱心不等式”拷问我们的良知林萧江西省新余市罗坊镇退休教师蒋国珍老人，30年来倾尽所有，累计捐款20余万元，受他资助或奖励过的学生达2万多人次，他家徒四壁，却经常风雨无阻地定时上门给贫困学生送学费……（据6月10日《大江网》）很感慨能读到这样的新闻，在这个人人普遍感叹物欲横流的时代，尽管有一批人总坚守着自己的精神财富，但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常见，因而通过媒体报道后能引起人们关注、钦佩进而感动的人少之又少。

一位常年跑社会新闻的资深记者朋友对我叹息道：感人的人和事太少了，每天大量负面的新闻线索充斥着他们的耳膜，新闻人大多麻木了。

因此，一条类似蒋国珍老人捐资助学的新闻足以唤醒人们沉睡的神经，并为之感动。

然而，我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新闻竟然很大程度上遭遇了网民的怀疑，在网络论坛上，各种各样的猜忌和疑问不断呈现，不少人对新闻的真实性大胆提出了质疑，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20万元资助2万贫困生，每人10块有什么用？30年资助2万贫困生，平均每年资助666个，真有这么多？更为震撼的质疑声是，资助2万多名贫困生，这么庞大的数字，难道蒋国珍老人全都记录下来，记得如此清楚，不为出名又为什么？不是炒作又是什么？冷静地想想，人们的怀疑似乎也有一定的理由，在这个“眼见不一定为实”的时代，凭什么一篇报道就要让广大网民们为之信服？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我清楚记者写此文的心态，2万名贫困生与20万捐款，其实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数目，之所以取这样的标题，第一为新闻效应传播之所需，其次用数字嵌入标题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吸引读者的关注心态。

但这样的标题并不能说明新闻的虚假性，毕竟蒋国珍老人到底资助了多少名学生，在30多年的历程中，他自己也不可能清晰到个位数字，至于捐款多少，无疑也是估计，究竟是20万还是30万，这些并不能影响到事件的本身，重要的是，蒋国珍老人的的确确在默默地资助着贫困学生，只要这一行为是真实的，蒋国珍老人就值得我们尊重。

也许真像有些人所推算的那样，20万元资助2万贫困生，每人10块有什么用？这一小学生都能做出的数学题，我想是不麻烦成人们计算的。

其实，问题完全可以反过来思考，即使蒋国珍老人资助2万贫困生每人10元钱，这难道不比那些对慈善事业一毛不拔、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士更值得关注？我想，之所以能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不外乎这些人自身的思想或灵魂出现了问题，即使蒋国珍老人每名学生只捐1元钱，几十年如一日的善举都足以感动山川草木，更何况有血有肉的泱泱民众？我们在感叹这个时代真情匮乏的同时，心里或多或少希望这个社会能多一份爱心，能多一份感动，但常常又面对各类感动保持怀疑，是时代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在面对别人的善举时，我们能否扪心自问：自己做了多少善事？资助了几名学生？如此简单的问题，却足以回答所有的质疑，不是吗？《中国经济网》：被高铁时代草根回家的路仍漫长奚旭初铁路上海站开始受理2011年寒假学生团体票预售。

随着沪杭、沪宁高铁开通，以往频繁往返长三角地区的普快列车相继“退役”，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学生而言，返乡成本增加，面对几乎翻番的票价，不少学生只好改坐长途车返乡。

（12月20日新闻晚报）铁路越铺越多，火车越开越多，然而却换来一个“坐车难”——不是无车可坐，而是有车坐不起，这是什么滋味？叫人如何释怀？关于高铁的优越性，甚至其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广阔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已听了又听，耳熟能详。

然而绕不开的问题是，百姓的衣食住行，不是“优越性”和这个“意义”那个“意义”决定的，而是钱包决定的。

看看学生的无奈，再想想比学生更无奈的农民工，“被高铁”让他们多为难。

2007年至今，三年时间，沪宁铁路票价完成了三级跳：从绿皮车的24元，到动车组的百元多，再到高铁的二百多元。

论及火车的升级换代，铁路部门总忘不了说一句“时间就是金钱”。

然而农民工算过帐，同样的路程，坐高铁快了个把小时，但却要多花一二百元，咱打一天工又能挣几个钱？这样算帐，在铁路部门看来也许很可笑，但对农民工而言，不这样算又能怎么算？而问题更在于，农民工这样算帐，铁路还能给他们多少选择的空间？动车比普通列车快且舒适，高铁比动车更快且更舒适，这道理没人不懂。

但是坐不起高铁只能坐普通列车，这道理对许多人来说更不敢不懂。

谁出钱多，就享受优质服务，这从一般意义上讲，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并没有什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