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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20年44期总第536期ENGLISH ON CAMPUS基于语料库的可接受度对比研究——以《红楼梦》杨宪益、霍克斯译本为例文/贺小畅 陈倩阁 孔柳芽 孟张欣 线倩雯 王海波曾表示：“霍译凸显的是西方思维模式，也是译者的译入语母语思维模式，翻译中多使用灵活应变的交际翻译法，而杨译凸显的是东方思维模式，也是译者的译出语母语思维模式，翻译中多使用紧扣原文语言与文化的语义翻译法。
”大多数研究是从语言学、文学和跨文化差异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相应结论，将两译本对比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基于语料库的层面所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为“红楼梦”“译本对比”“语料库”的相关文献，搜索结果仅为53条(搜索时间：2020.3.20)。
本文先采用由Laurence Anthony开发的AntConc 3.2.1.0语料库处理软件和许家金、贾云龙开发的可读性分析软件Readability Analyzer对译文作定量分析。
先将原文转换为txt后进行分词处理，后对杨宪益、霍克斯的译文分别进行初步的定量分析，包括总词数统计、各类词的词频统计、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计算。
再利用可读性分析软件Readability Analyzer对两译本在句法、篇章层面的可读性进行评估，同时查阅当前可读性的研究成果，对比两译文。
由于《红楼梦》作为时代百科全书的性质，要求译者拥有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笔力，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了解。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以异化法为主，而霍克斯作为英国著名汉学家，采用了归化法翻译《红楼梦》。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猜测霍克斯一、 引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以描摹中国社会人情世态以及记录丰富的传统文化而逐渐为世人所知。
由于刻画的人物阶层、受教育程度以及描摹的社会活动各不相同，《红楼梦》的源语语言便同时兼备了通俗性以及文学性这两种特征，因而在其汉译英的转换过程中，译者既需要了解原文的内涵，尊重原作；亦需要使译本具有较好的可读性，从而使英语国家的读者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这部小说，尊重读者。
探讨《红楼梦》文化翻译的直译和意译摘要：总体上来说，《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扬宪益夫妇的译本更多采取直译，而霍克斯的译本更多采取意译，无论直译还是意译，绝对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能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就行。
本论文试着探讨比较扬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中涉及文化翻译时各自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希望为汉英翻译的研究提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红楼梦》直译意译1 导语《红楼梦》的完整译作现有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版本和英国牛津教授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ins）的译本，由于《红楼梦》帙卷浩繁，翻译难度极大，尤其涉及文化的翻译。
翻译这样的文化巨著，对译者的中英文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大卫·霍克斯和扬宪益在翻译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时，采用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
霍氏更多地考虑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多采用意译，也就是翻译理论界的归化法（domestication），将中国传统文化化入英语语言文化中，将不同的历史文化高明地融合在一起。
这样能使《红楼梦》更好地被英语读者接受，使它在世界范围内更广的传播。
但是霍氏意译法，毕竟是一个将源语（即汉语）中特有的文化现象归化入译入语（即英语）中，有时就会出现翻译地不够准确。
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的，某些特有的文化就不可能在译入语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译语。
彭发胜说：“归化翻译意味着，以译入语文化既有的价值观、信条和再现手段来重组源语文本，以译入语读者可以理解的文本强行取代源语中的文化差异。
”杨宪益夫妇翻译中国特有文化现象时，与霍氏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直译，即翻译理论界所说的异化法(forreignization)。
杨氏翻译主要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将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介绍给译入语读者。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更多外国人想了解中国，尤其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就有必要用直译（异化法）向译入语读者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国的东西，而不是经过改造的似是而非的东西。
《红楼梦》双语语料库、“母语文化”影响论的各种疑点———与冯庆华先生商榷［香港］洪涛提要本文主要探讨《红楼梦》汉英语料库对比研究和翻译活动中“母语文化”的问题，分析的对象是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的案例，分两个方面进行：内容和技术。
内容上，本文关注“母语文化”的真正含义和“影响”；技术上，关注计算机的检索是否做到毫无遗漏、研究者是否正确诠释检索和统计的结果。
关键词“母语文化”《红楼梦》语料库归化与异化引言200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的《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下称“冯书”）。
此书专讲“母语文化”的影响，又标榜运用语料库辅助研究。
这两点较为特别，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①冯教授在《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的“结语”中有一段自我评价，他认为在“内容上”、“技术上”他都有“创新”。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肖维青也对“冯书”有好评（详下文）。
②我们当然能看到冯教授用了新工具，藉以提出新的看法，所以，拙文也从内容、技术这两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③内容上：什么是“母语文化”？“母语文化”如何影响翻译活动？母语文化，这是冯教授津津乐道的一个关键词，书中各章节的开头和小结往往要提①②③此前，冯庆华主编《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一书。
该书实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几位师生合力写成的。
笔者细阅过此书，写了几篇商榷的文章，分别是：一、《女体和国族：论红楼梦翻译评论中的研者视角与诠释暴力》上下篇；二、《红楼梦英译与“源本取向”、“规约式研究”的盲点》；三、《红楼梦翻译研究与套用“目的论”、“多元系统论”的隐患》。
拙文分别刊于《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辑、2009年第1辑、2009年第4辑、2010年第2辑。
肖维青：《语料库在红楼梦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应用：兼评〈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辑。
《红楼梦》日译本研究引言《红楼梦》日译本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背景。
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广泛的文化影响，吸引了世界各地读者和研究者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红楼梦》日译本的翻译特点、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中日文化交流和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献综述《红楼梦》日译本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早期日译本受时代和文化差异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译和删减。
其次，针对《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多从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角度展开，较少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社会和历史因素。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首先，收集《红楼梦》日译本及相关研究资料，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其次，建立《红楼梦》中日文平行语料库，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日译本进行深入分析。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日译本的翻译特点、文化传递、读者反应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结果与讨论通过对《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我们发现其翻译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原文的意蕴和风格，力求再现原著的神韵；二是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适当调整译文的语言表达和结构；三是灵活运用直译、意译、加注等多种翻译策略，以实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讨论中，我们还发现《红楼梦》日译本在文化传递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
由于中日文化差异较大，《红楼梦》中的一些文化意象在日译本中难以得到准确的传达。
此外，由于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一些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在日译本中可能遭到淡化或曲解。
然而，《红楼梦》日译本在读者反应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日本读者通过阅读《红楼梦》日译本，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红楼梦》日译本在日本文学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本研究通过对《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揭示了其翻译特点和文化传递困境，同时阐述了其在读者反应方面的积极影响。
浅析文化词汇翻译——以《红楼梦》两译本词语为例摘要：文化词汇翻译离不开对语篇语境的分析。
同一词语受语境的制约在不同的语篇中意义不同。
翻译时保持词语文学上的准确性、原创性和文体风格对译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试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的词语为例，探讨语境对词义的影响和文化词汇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文化语境文化词汇《红楼梦》翻译一、引言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除了要对语言进行分析以外，还必须关照大的文化语境。
迥然相异的文化背景使汉语和英语的词汇在不同语本中的分布和理解不尽相同。
在翻译时，我们往往借助词典来确定某个单词的词义。
但是在词典中，词义虽然通用客观，但也是死板的、缺乏生机的。
具体语境中词语的意义绝非靠词典中孤立的义项能确定，词义与其所处的句、段、篇，乃至更宽泛的非语言语境，如情感、文化、社会等因素密切相连。
为明确词义，翻译时文化语境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一词最早由波兰人类语言学家B.Malinowski在分析“语境”的时候和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的概念并列一起提出。
20世纪90年代，对于翻译语境的研究，英美两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英国翻译理论家受功能主义语境观的影响，关注情景语境和翻译的关系（代表人物：伦敦功能学派J.R.Firth和Halliday）；美国翻译理论家则更多强调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Nida认为译者必须超越文字本身，参照文化来实现对源文本的理解和再创造（Nida.E.A2006：56）。
他说，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译者，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Daniel Shawn也提出：“翻译语境是翻译过程中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的总合。
”Andre Lefevere则更加注重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认为翻译的改写和操纵在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必然。
他强调翻译研究在客观的文化语境中受到的影响，提出译者除了要考虑原作者意图、源文本相关特征外，还要考虑翻译目的、文本功用、读者期待和反应，甚至委托人和赞助人的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审核等一系列与目标或接受文化相关的因素。
刍议红楼梦的翻译传播问题一、《红楼梦》翻译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从目前的关于《红楼梦》的外文译作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1关于人名翻译问题1929年，我国译者王际真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先后在美、英两国出版。
在这本译作中，王际真采取男名音译，女名意译的做法，显得十分混乱。
比如将平儿翻译成耐心，将薛宝钗翻译成宝德，将鸳鸯翻译成忠信，这样的翻译方法使外国人认为这群姑娘不是《红楼梦》中漂亮的少女，而是类似《天路历程》这种圣书中虔诚的基督教徒。
这样的翻译抹杀了《红楼梦》中少女的天真无邪，而沾染了一丝国外的宗教气息，实在不利于《红楼梦》文化价值的传播。
此外，最令红学专家吴世昌觉得荒谬的是将林黛玉翻译成，用我们中文来说，是荡妇、妓女的意思，此译法完全扼杀《红楼梦》的文学气息，让外国人对林黛玉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产生误解。
1．2关于习语翻译存在的问题在外文译本翻译中，《红楼梦》中常用习语的翻译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地方。
在戴乃迭和杨宪益合作翻译的《红楼梦》中有一段译文－，－，．—，．原文是凤姐虽恨秋桐。
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
用借刀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
等秋桐杀了尤二姐。
自己再杀秋桐。
第69回我们都知道借刀杀人这个习语出自我国名作《孙子兵法》，意思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打败敌人，以节省兵力。
在《红楼梦》中，凤姐因为讨厌尤二姐，所以想借助秋桐的手除掉她，这也就是借刀杀人。
戴乃迭和杨宪益将借刀杀人翻译成，虽然这样的翻译语言方式与我们汉语较为相似，但是其译义却会让人产生误解。
导致英语读者误以为是王熙凤用从别处借来的刀，亲手去杀了尤二姐。
毋庸置疑，这样的译文与原文意思就产生了偏差，不利于国外读者理解王熙凤的心理活动。
二、《红楼梦》翻译传播中值得借鉴的地方2．1关于书名的翻译关于《红楼梦》书名，一直有很多种翻译，比如、、、、、、等，哪一种书名翻译比较合适，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红楼意指富贵人家的闺房，与青楼相对。
摘要：《红楼梦》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法、德、日、韩、俄、泰、西班牙等多种译本。
随着外语研究及翻译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语言翻译、文化翻译、译本对比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主要对目前国内《红楼梦》翻译研究做了大体回顾，从语用学、修辞学、文化等方面对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了目前《红楼梦》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红楼梦》翻译研究可能的领域与途径。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语用学修辞学文化《红楼梦》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法、德、日、韩、俄、泰、西班牙等多种译本。
海外的《红楼梦》译本有摘译、节译、全译三种形式。
虽然《红楼梦》已有多种语言的全译本，但是从目前国内的翻译研究来看，却只涉及到三种语言的版本。
英译本的研究最多，占所有研究的90%以上，俄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版本的研究虽有涉及，但都总计不过十余篇。
主要有成蕾的《“潇湘馆”里的“潇湘妃子”――〈红楼梦〉两个法译本中建筑专名的语义层级分析及其翻译策略选择》（《译林（学术版）》2011年第3期）；郭玉梅的《〈红楼梦〉法译本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5月）、《从〈红楼梦〉法译本看汉语歇后语的翻译》（《法语学习》2011年第3 期）；森中美树的《简述日译〈红楼梦〉之难点――以平冈龙城〈国译红楼梦〉为例》（《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3辑）；苏德昌的《从红楼梦的日译看“そんな”的感叹词性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3期）；史华慈与姚军玲的《〈红楼梦〉德译书名推敲》（《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6辑）等。
一、《红楼梦》翻译研究现状评述（一）《红楼梦》翻译研究总体概述在进行《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内容前，有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对其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宏观概述，为下面研究内容的归纳和分析提供相关数据。
笔者通过CNKI中国知网，输入“红楼梦”及“译”两个关键字，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选择“题名”检索条件，进行模糊检索，得到以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