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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疑难问题探析作者：邓宝玉徐永海来源：《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3年第11期[摘要]文章从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入手，分析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犯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界定上的差异，阐述理论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是否应当保留的不同观点，并从理论、实践、立法原意、法的继承等方面对“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必要进行详细分析，最终提出废除“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建议和理由。
[关键词]受贿罪；索取型受贿；收受型受贿；为他人谋求利益受贿罪是直接危害公权力运作公正性和廉洁性的职务犯罪，它以权钱交易为核心内容，是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职务犯罪的打击和查处力度，但笔者深感现有规定已不能适应当今惩治犯罪的需要，如对于索取型受贿的定性以及受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等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和争议，一定程度上为查处受贿犯罪人为设置了法律障碍。
一、受贿罪的行为方式依据作案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刑法理论将受贿行为分为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
两种方式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不同，对定罪量刑也有重要影响。
相对而言，同种数额的受贿行为，索取贿赂要比收受型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大，从刑罚论的角度更应该给其以严厉的惩罚以实现刑罚目的。
（一）索取型受贿索取型受贿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要求、索要、勒索等形式从相对方获取财物。
要求、索要两种形式在理论界已被认定，对勒索是否属于索取型受贿存在争议。
客观方面，勒索、要求、索要在行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司法实践中如果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勒索财物的行为以敲诈勒索定罪必然造成罪刑不均衡，因为敲诈勒索罪侵害的客体是公私财产，而受贿罪在法益上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在这一点上，《刑法》第389条第3款的规定体现了出来。
根据受贿罪相关法条的规定，对于索取型贿赂，仅要求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财物，不要求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因为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对价关系非常明显。
关于贿赂犯罪几个司法难题的思考作者：高建伟来源：《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05期近年来，随着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趋于完备，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渐趋明确。
但是，司法实践中仍有部分问题值得探讨。
一、地方党政领导协调辖区企业为请托人谋利问题河南省某市长董某，协调该市城市信用社主任，为请托人从该信用社贷款提供帮助；南方某市委书记邹某，协调当地石化公司，为请托人催要货款、发展业务提供帮助。
就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两案辩护人提出同样辩护意见，认为党政机关领导与辖区企业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没有支配关系，故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观点不能成立。
《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两层含义。
一是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直接权力；二是利用职位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
上述涉案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虽不隶属于当地，但董某和邹某对这些企业仍具足够的影响力和制约力。
一是这些企业的党组织生活受属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二是这些企业主要领导的提名，一般情况下要征求当地党委的意见；三是这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因此，两案被告人可以利用职务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对涉案企业产生影响，进而为他人谋利。
二、收受近亲属财物问题河南省某烟草局原局长郑某，利用其担任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在烟草系统承揽业务、所推荐干部的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其子女结婚、生子之际，先后多次收受其弟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
郑某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后，其辩护人认为，郑某收受其亲弟弟人民币50万元，系亲属间的礼尚往来，不属于受贿。
受贿犯罪中，人情和受贿的界限容易混淆。
笔者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由此，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权钱交易。
在认定该罪时，不能因为行、受贿双方具有亲属关系，就一概否定犯罪，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受贿罪定罪量刑若干问题研究受贿罪是我国打击腐败的重要法律工具之一，但在定罪量刑方面却存在着一些争议。
本文将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标准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向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利用职权受贿的行为。
根据行贿或受贿的数额大小，可以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次，其最高刑罚分别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和死刑。
在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数额大小：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划分点是不同的，而这三个档次的判决标准也会有所不同；2.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贿或受贿的目的和手段，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非法利益交换等恶劣情节；3.社会危害程度：受贿行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损害程度。
二、案例分析1.李华贪污案李华是某个城市的市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了多名企业老板的贿赂，每人为其贿赂了100万，涉案金额共计数百万元，李华赚取非法所得逾千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该案中，涉案金额较大，李华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且其贪污行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最终判处无期徒刑的刑罚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
2.张某行贿案张某是某企业老板，他为了获取政府项目的合同，向某政府官员行贿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在这个案例中，张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并大量占用财政和社会资源，其行为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最终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3.王某受贿案王某是某银行行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企业老板的贿赂，一次性金额为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这个案例中，贿赂金额虽然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但相对于李华案或者其他曾被定罪的受贿案件来说，罪行属于轻度，从判决结果来看，判决比较温和，也反映出一定的司法公正。
三、结论在受贿罪定罪量刑方面，应该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不仅仅只是依据数额大小来量刑。
试论贿赂犯罪中的几个问题的开题报告
题目：试论贿赂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背景介绍：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贿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贿赂犯罪不仅损害着企业的利益，更损害着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相关研究热度逐渐增高。
然而，贿赂犯罪的特点和其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极其复杂，需要从多个方面分析和探讨。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贿赂犯罪的本质、犯罪形式、犯罪主体、证据认
定及法律责任等多个问题，全面探讨贿赂犯罪问题。
研究内容：
1.贿赂犯罪的本质及其特点
2.贿赂犯罪的犯罪形式以及相关案例分析
3.贿赂犯罪中犯罪主体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4.贿赂犯罪中证据认定的难点及推理途径
5.贿赂犯罪中法律责任的归属
研究意义：
本文将有助于大众对贿赂犯罪问题的认识和了解，为想要研究贿赂
犯罪问题的相关人士提供研究思路和依据，同时，也有助于相关部门和
机构在加强贿赂犯罪打击和预防工作方面提供参考。
预期结论：
通过以上的探讨与研究，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罪恶行为，必须加强惩治。
2.贿赂犯罪的形式多样，必须加强法律预防和制裁。
3.贿赂犯罪的主体之一是企业领导者，必须从制度和培育方面进行治理。
4.贿赂犯罪的证据获取难度大，需要注重证据保全和科学鉴定。
5.贿赂犯罪的法律责任既有行政处罚，也有刑事惩处。
受贿罪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问题1、我国新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从刑法第93条规定来看，国家工作人员包括该条第1款规定的现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该条第2款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
换言之，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同贪污罪的主体范围是一致的。
但刑法第382条第二款增加了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国有财物以贪污论处的专门规定，而受贿罪却没有，这是否意味着刑法将准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受贿罪主体之处？刑法的这种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
2、由于立法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难于确定受贿罪主体构成的问题还很多。
例如：对于即将担任公职以及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主体问题尚不明确。
又如：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他们当中既有国家工作人员，也有一般的工人、农民、个体业主等，刑法对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认定也不够明确。
3、随着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也将进一步转变，依法从事公务的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公共机构会不断增加，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经济，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既有国有的，也有非国有的，需要法律平等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需要法律将依法从事公务的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公共机构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关于受贿罪的客体问题关于什么是受贿罪的客体在刑法理论上争议较大，从新刑法颁布后迄今，对受贿罪客体的若干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该说坚持传统的观点，把侵犯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实质上是把受贿人收受贿赂后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国家机关职能两者联系在一起。
2、双重客体说。
该说认为，受贿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而且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3、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说。
此说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严明与公正，是以其职务行为的廉洁为前提的，只有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廉洁自律毫无贪鄙之心，才能保证其职务行为廉洁公正。
(三)关于受贿罪的对象问题在实践中以非物质利益进行行贿受贿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例如以帮助迁移户口、提供职务、帮助子女出国留学、帮忙拉保险，色情服务等手段行贿受贿，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公务员形象，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物质利益的贿赂。
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对象为财物，即有利的金钱和物品，这就为腐败分子逃避法律提供了机会。
但根据罪刑法定的刑事立法精神，受贿人只有在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下，才可能以受贿罪定罪量刑；而对于受贿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性利益或者非物质性利益的行为，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我们就不能任意出入人罪、滥用刑罚。
由此可见，受贿罪的对象太过狭窄，其贿赂的范围应予扩大，才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
(四)关于受贿罪的客观方面问题1、刑法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但在是否仅限于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亦即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便利是否可以视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是否包括利用将拉或过去的职务便利等来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对受贿罪的认定带来极大的困难。
2、从刑法第385条规定来看，除索贿情况外，“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一般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也容易产生问题。
当行为人只实行了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时，它属于受贿罪的未遂状态，还是构成犯罪？依我国的检察业务部门的观点，这种情况不构成犯罪。
实际上，这种看法不仅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符，而且实际上也产生放纵受贿犯罪的后果，给行为人规避法律大开方便之门。
(五)关于受贿罪的定罪标准及法定刑问题1、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一种贪利犯罪，其犯罪数额的起点为5000元；而一般公民侵犯财产犯罪如盗窃、诈骗等，只需几百元便构成犯罪，两者想比较而言，悬殊太大，显失公平，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背道而驰，也与从严治吏的立法精神想抵触，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对他们更应从严要求。
2、我国刑法只规定对单位犯罪受贿罪适用罚金罚，对自然人犯受贿罪除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可附加没收财产刑，对处刑较轻的既没有单处罚金，也没有附加罚金的规定。
另外，受贿罪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职务犯罪，犯罪人所得贿赂都不通过职务活动所得，因此有必要对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予以剥夺，即剥夺非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这些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和遗憾。
二、完善认定受贿罪及立法的建议为加强开展反腐败斗争，新刑法对受贿罪已进行了修改，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受贿罪还存在较大的立法缺陷，我们有必要对受贿罪的规定进行调整、修改和补充。
(一)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将受贿罪的主体构成具体化用“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表述，使之作为受贿罪的主体。
因为受贿罪的主体可分为自然人（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全国性的政党组织群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和全民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成份占主要地位的法人组织等等。
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行为和政协委员执行委员职务的行为，本质上都是种依法从事公务的行为，执行职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属于国家公职人员，针对社会公共机构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受贿情况日益增多的趋势，应将这类人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畴。
此外，一些即将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以及曾经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常常接受各种名义的贿赂，他们的行为同样可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侵害国家工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只要符合受贿罪的其他构成要件，就应以受贿论处。
(二) 将财物，物质性利益及非物质性利益全部归入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贿赂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由过去纯粹明了权钱交易发展到现在的复杂隐秘的“权利”交易、权色交易。
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贿赂罪的对象不单可以应用于“财物”，而且可以应用于“其他手段”。
而根据有关的立法说明，这里的“其他手段”限定为“财产性利益”，如提供免费旅游，提供低息贷款等等。
也就是说我国受贿罪的对象即“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至于非财产性利益，我国则没有认可其可以成为受贿对象。
笔者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利或者物质或者非物质，财产或者非财产的利益，均应规定为“贿赂”。
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性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随着人们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利用职权换去非法的享受也已成为受贿犯罪的发展趋势，根据当前贿赂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反腐昌廉的客观需要，将非物质性性利益纳入受贿罪的贿赂之中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三)对受贿罪客观方面表现的特征及手段进行重新界定1、规定职务行为的法律内涵。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般是指行为人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范围的权力，也就是依据其职务所享有的决定、办理、处置、主管和分管某种事务的权力。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犯罪都是利用本人职权得以完成的。
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关键是要界定其职权范围。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等职责不清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解决。
采用“利用职权”来代替现行立法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表述，这样比较具体、明确。
受贿罪的“利用职权”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权和间接利用本人职权两个方面。
直接利用本人职权是指行为人通过行使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作为或不作为。
间接利用本人职权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特定地位上的制约关系，通过他人职务上的行为，从中要求、收受或约定贿赂，即通常所讲的斡旋受贿，关键在于查明行为人职权与被利用的国家公职人员有无职务上的制约关系。
2、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实质上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可考虑纳入主观要件范畴，客观上不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正当，是否实现，只要主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就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同时，考虑到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中间人办事的情形是大量存在的，为防止打击面过宽，可考虑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斡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这样可以使受贿罪的立法规定更加科学化，减少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混乱。
3、规范受贿罪的手段。
现行刑法规定了“索取、收受”两种受贿方式，并且“索取”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犯罪要件，但收受贿赂构成犯罪却必须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意在对于索贿的从重处罚。
其实，索取、收受财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受贿罪的恶性大小主要区别在于受贿行为是否违背职务。
另外，使用“索取”一词，容易造成和敲诈勒索罪的混淆，所以将“索取”改为“要求”更加恰当。
此外，受贿犯罪越来越隐蔽，为逃避法律制裁，约定一定的时间间隔，再收受贿赂的，屡见不鲜。
因此，在受贿的形式上应增加“约定”这一情形。
(四)变更受贿罪的刑罚，严惩贿赂犯罪1、降低构成受贿罪数额的起点。
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采用和贪污一样的数额标准来定罪量刑，其标准远远高于普通侵财型犯罪，对其惩罚过宽，这不符合对职务犯罪从严惩处精神。
对受贿罪要从严惩处，必须降低受贿罪的数额起点，同时，为防止放纵犯罪，应考虑将其他情节作为定罪标准。
这才能体现我国刑事立法严厉打击犯罪的要求。
2、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强制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使用，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不到便宜，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和世界刑罚改革趋势的要求。
对犯受贿罪的自然人增设罚金刑，给予犯罪人以经济上的打击，挫伤其贪利心理，以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
3、增加剥夺担任公职的资格刑。
资格刑是一种剥夺犯罪分子享有或者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其目的是为了限制犯罪人的行为能力。
它不仅是对犯罪分子在政治上最严厉的惩罚，而且有助于预防犯罪。
虽然对受贿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已事实上形成国家对其担任某种职务权利的否定，但是立法上若增加剥夺从事公职的资格刑，并加以适用，则可使这种事实上的否定法律化、定型化。
没有了一定的职务资格，也就无所谓的受贿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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