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探析

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探析

作者：戴晓宇

来源：《人间》2016年第17期

摘要：根据《刑法》第 385 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且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收受型受贿罪）。由此可知，受贿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然而，对这一要件的理解，无论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众说纷纭，分歧较大，直接影响着对受贿行为的定性，同时也束缚了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的惩处。本文通过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立法沿革和学说争辩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受贿罪的法益取向和现行刑事政策的发展要求，提出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为完善受贿罪立法的可行之举。

关键词：受贿罪；不正当利益；要件；收受型受贿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04-04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概述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解析。

我们再深入解析一个事物时，总是需要先了解该事物的基层含义。下面以一个案例来深入解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含义。

江某某，某管理区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主任，2011年底，江某某的朋友邱某某的侄子陈某某承包了该管理区环湖项目的第A、B标段工程。为感谢江某某在工程项目上的关照，陈某某分别于2012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2013年春节四次委托邱某某送给江某某现金人民币5000元，共20000元。此案中江某某收受邱某某20000元感谢费的行为经法院判决认定为受贿罪。

从上述案例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核心词是“谋取”，整个短语是一种行为而不是目的，短语中“为”字应当理解成“给”，类似解释的如“强迫劳动罪”第二款，“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这里的为即动词“给”的意思。“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利益的对象是“他人”，即行贿人或受益人。在上述案例中，陈某某因承包环湖项目标段工程，为取得江某某在工程审批上的帮助，多次委托其舅舅邱某某从中撮合。最后江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某成功承揽该标段工程。邱某某分四次送给江某某 20000 元作为感谢费。此案例中，行贿人与受益人是相分离的，邱某某是行贿人，受益人是陈某某。受贿罪是为了禁止权钱交易，因为国家职务具有不可收买性，所以只要存在用职务与金钱交易，就能成立受贿罪，对于“他人”是否是收益者本人与受贿罪要保护的法益关系不大。 （二）我国现行立法有关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

我国 1997 年颁布的现行《刑法》涉及受贿罪“谋利”的有关规定如下：

第 385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 388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另外第 399 条、第 184 条也针对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国有金融机构人员）规定了受贿罪。

通过我国现行立法，可以看出，我国的受贿罪分为直接受贿和间接受贿（又称斡旋受贿）。 其中，直接受贿又分为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本文主要探究的范畴即直接受贿之收受型受贿。

（三）我国现行立法有关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构成受贿罪的门槛很高，除了需要“职务”要件和“受财” 要件，还需要 “谋利”要件。然而“谋利”要件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下面，笔者归纳了 “谋利”要件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违背受贿罪本质。

按照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揭示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本质特征。试问一下，“谋利”怎么能体现出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呢？有人会说“谋利”是和“受财”共同体现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的。首先，笔者不赞同受贿罪的法益是权钱交易。其次，就算是暂且认可受贿罪的法益是权钱交易，讲的也是“职务”和“受财”之间的交易，而非“谋利”和“受财”之间的交易。再次，就算“谋利”是“职务”之目的，那么“谋利”真的就一定会和“受财”同时出现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单纯的“收受礼金”和“感情投资”行为。另外，受贿人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受财”，至于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每个受贿人关心的核心问题。“谋利”往往只是一个借口或者是一种手段，它根本不能揭露受贿的本质。[1]而且为他人谋取利益本身就是行为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做的，怎么能把这种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呢？因此将“谋利” 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是无法揭露受贿人贪婪的本质，是违背受贿罪的本质。 2.放纵受贿犯罪。

罪刑法定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那么，既然刑法明确将不“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采取何种解释方式）的收受贿赂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那么也就是故意将“收受礼金”和“感情投资”排除在外，那么，行为人为什么不打着“收受礼金” 和“感情投资”的幌子去大肆受贿呢？正是在这种立法的指引下，官员们如今纷纷选择打着“收受礼金”和“感情投资”合法形式的幌子来大肆收受贿赂。事实上，“收受礼金”和“感情投资”的危害同带有“谋利”要件的受贿罪的危害是一样的。[2]因此，将“谋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给受贿犯罪留下了口子，放纵了受贿犯罪。

3. 本身存在立法语言上的问题。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立法应当具有明确性。我国虽然在法条中明确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是明文不一定代表明确。由于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尤其是中国语言没有词性、时态等特征，使得不同的人对“为”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将其理解为“主观的想法”，还有人将其理解为“客观的行为”。每种理解都各有道理，但又存在问题。因此，从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角度出发，应该避免“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文字表述。

4.已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由于“收受礼金”、“感情投资”型受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而获取认定“谋利”要件的证据往往决定了是将此类行为定性为“收受礼金”、“感情投资”行为，还是定性为受贿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获取和把握有关 “谋利”要件的证据存在很多困难，“谋利”要件已经被实际弱化、虚设。

5.已经与我国的社会发展严重不相适应。

不可否认，法律要具有稳定性，但是当法律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并且已经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进行调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法律的变动性了。只有将这些过时的法律及时的修改或废止，才能确保法律的权威。因为法律权威的最终源泉来自于法律符合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已经 30多年，市场经济早已替代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下，“谋利”的手段越来越高明，“收受礼金”、“感情投资”、“默示承诺”、“不作为”渐渐成为受贿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今受贿之人越来越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收礼、吃饭可以，但是不谈事。办事的时候不挑明，只是“你懂的”。因此，为了适应形势，有必要修改法律。

二、有关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论之争

通过案例，看出“谋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司法实践，又看出“谋利”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谋利”不只在实务界存在问题和争议，“谋利”在理论界的争议也是颇为激烈的。目前理论界对“谋利”的理解主要存在“构成要件要素说”和“非构成要件要素说”。“ 构成要件要素说”，也叫“肯定说”，认为“谋利”是收受型受贿的构成要件。其中，“构成要件要素说”又分为“旧客观要件说（又称行为说）”、“主观要件说（又称主观说）”、“新客观要件说（又称承诺说）”、“主客观相统一要件说（又称双重要件说）”。“非构成要件要素说”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谋利”本身不是收受型受贿的构成要件；另一种认为“谋利”不应是收受型受贿的构成要件，应该将“谋利”从受贿构成要件中取消或删除。[4]因此，“非构成要件要素说”中的第二种观点，又叫“否定说”或“取消说”。

（一）“构成要件要素说”。

1.“旧客观要件说”。

“旧客观要件说”，又称“行为说”，该说是有关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第一种学说，该说最早的官方文件出现于 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1989 年 11 月 6 日《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该说认为，“谋利”是收受型受贿的构成要件，而且是客观要件。[5]该说认为，行为人必须有“谋利”的行为，至于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是如果行为人没有“谋利”的行为（比如只有承诺）则不成立受贿罪。这种旧客观要件说曾经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通说。但是由于这种观点过多的放纵了受贿犯罪，缺陷较为明显，逐渐被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摒弃。[6]

2.“主观要件说”。

由于“旧客观要件说”的缺陷明显，便逐渐产生了“谋利”不是客观要件，而是主观要件的观点。该说有可取之处，它解决了那些没有“利”行为而收受他人财物不能被认定为受贿的问题。[7]但是该说仍然存在问题：第一，该说将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人的行为排除在受贿犯罪之外。比如，虚假承诺型。显然，放纵了犯罪。第二，不合语言表述习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放在了收受他人财物之后，显然不应该是主观要件。第三，持主观要件说的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8]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的结论，因为许诺或者答应本身也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9]

3.“新客观要件说”。

由于“主观要件说”仍然有上述种种明显缺陷，便逐渐产生了“谋利”不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只是“谋利”被解释为只是受贿人的一种许诺，而不要求客观上有“谋利”的行为与结果，“谋利”的许诺本身也是一种行为。[10]该说也称为“承诺说”或“许诺说”。目前此学说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通说。从目前来看，新客观要件说要显然优于旧客观要件说和主观要件说。在不修改受贿罪的前提下，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笔者亦赞成新客观要件说。

4.“主客观相统一要件说”。

“主客观相统一要件说”，也称 “双重要件说”，认为“谋利”应是受贿罪主观、客观共同具备的要件的统一。因为构成此罪，必然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所认识，在客观上有所行动，必然要求这一构成要件在主观、客观上有机统一，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但是由于此观点包含了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的缺陷，因此几乎鲜有人持此观点，因此笔者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