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凌文超
2011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论坛：出土简帛与地方社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论著、整理资料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的结合为主流，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政治文化、祭礼、社会变迁、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现将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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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中国的儒学与史学
作者：王琦
来源：《牡丹》2017年第24期
秦汉之际，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儒学和史学的转型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得到了统一；儒学在董仲舒的倡议下，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史学巨著《史记》出现。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学与史学的发展始终是如影随形的，秦汉时期也不例外。因此，要想对秦汉之际的儒学与史学的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将儒学与史学进行综合考察，并以《史记》为例进行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儒学与史学的发展始终如影随形、相辅相成。例如，《尚书》《春秋》等既是儒家经典，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再如，孔子不仅是儒学的创始人，也无意中充当了我国史学家的鼻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史学家的识见和建树，大致都以发扬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为出发点，吸收其他学派的有价值观点，结合自己的时代感受而制造出来的。基于此，笔者综合考察了秦汉之际的儒学与史学，使人更加深入地探求该时期儒学的发展与史学的关系，从而开拓新的课题，丰富人们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一、秦汉之际儒学地位的变化
秦朝由一个蕞尔小国逐渐成长为并吞八荒的大国，与其推行法家思想是分不开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以法治国，奉法为上。相应地，儒墨各家便受到排斥，其中儒家的处境最为悲惨，公元前213年、公元前212年相继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使儒学的发展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统治者的打压，百家争鸣结束了，强权与暴力使异彩纷呈的诸子思想或隐或灭，思想领域只剩下了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黑色。秦始皇企图通过这种措施从思想上控制人们，实现秦朝的长久统治。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朝的暴政使其“二世而亡”，并没有像秦始皇所预想的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西汉初期，为了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统治者选择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黄老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在肯定新兴的汉王朝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主张“无为而治”，从而缓和阶级矛盾，又“顺民之情与之休息”，以恢复发展生产。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的生活景象。而这一时期，虽然黄老之学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但其他诸家并未消失。思想的草种并未被酷寒冻杀，适宜的政治气候又使其苏醒与萌生，之前被压制的儒家思想，也在与道家和法家的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
2010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徐歆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2010年秦汉史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600多篇。现将研究的基
本情况分述于下。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政治史是秦汉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本年度很多研究也涉及这一领
域。陈英《汉代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汉代社会各阶层、各行
业、各区域三大贫富差距状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先秦至汉代政府“调均贫富”的治国理念，并
分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王爱清《秦汉乡里控制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探讨了秦汉乡里控
制体系的构建，秦汉乡里连坐和等级支配机制的变迁，宗族、豪强与秦汉乡里权力结构，国家与
豪强对乡里经济、人身控制权的争夺等内容。苏卫国《秦汉乡亭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从“乡亭”一词切入，结合出土简牍材料，对秦汉时期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划格局做出新的诠
释。陈苏镇的两篇文章《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东
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第6期）和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第3
期）集中讨论了东汉初年的一些重大政治举措及其影响。有几篇文章涉及了汉代中央政府与
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汉代
分封诸侯王的册命仪式不仅有从前代继承而来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授受茅土，还要读册与授
玺。臧知非《论汉文帝“除关无用传”———西汉前期中央与诸侯王国关系的演变》（《史学月
刊》第7期）认为从汉文帝“除关无用传”到景帝四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西汉前期中央与诸
侯王国的关系经历了制度控制———道德感召———制度控制的转变。
职官制度向来是秦汉史研究的热点。王彦辉《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
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秦及汉初国家在乡里设置两套平
行的管理机构———乡部和田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授田制的废止和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乡里
第二章
两汉史学——中国封建史学的初步奠定
第一节：两汉史学形成的基本文化背景
战国末年，秦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强大，需要在文化方面有个有力的指导。相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成为秦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指导原则。不久，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但是秦始皇为了推行思想上的大一统，却采纳了法家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国学术空前的浩劫。焚书坑儒，使史书损失最大。西汉王朝 “休养生息” 。武帝时，西汉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秦王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短短的14年。汉初的君臣都在深刻的思索：为什么强大的秦王朝骤然灭亡？为何如此短命？新兴的汉王朝如何才能长治久安？ 陆贾的《楚汉春秋》 汉初以无为求进取，促进恢弘的精神文化建设。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主张大一统，天人合一，以神学作政治依据，重“天意”。天人关系问题成为此时研究的重点，是当时最大的课题。文学上，“大赋”这种文学形式非常兴旺，吸取《离骚》长篇大论的形式，恢弘博大，总览一切，气势博大。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样的恢弘博大，对周边国家都有记载。《史记》受到“大赋”的影响较大，此外，哲学上也深受董仲舒的影响。
第二节：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重要的历史学家，被梁启超成为“史界太祖”。司马迁《史记》的撰成，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国史学影响巨大。
一、司马迁生平 1、少年时代的家乡生活2、入仕前的壮游祖国山河。20岁以后，离家远游。这个过程对司马迁眼界的开阔、知识的积累和他进步的历史观的形成，都有极为巨大的影响。
3、入仕及宦途经历4、36岁立志修史：一生的转折点5、42岁开始著史6、48岁自请宫刑 7、刑馀著史 8、《史记》宗旨：“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9、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和《报任安书》外，流传下来的还有《悲士不遇赋》一篇、《素王妙论》佚文四节，其他的都已经散失了，但就是《悲士不遇赋》这篇司马迁晚年的作品，也有人说是别人假借其名而伪造的。
